民运之声

作者：冯仍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每年的3月10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往往只是日历上平常的一天。但对藏人来说，这一天不是普通的纪念日，而是一道至今仍在流血的历史伤口。 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大规模抗争，随后局势急转直下，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从此进入一个漫长而沉重的时代。流亡藏人把这一天称为“西藏人民起义日”或“西藏抗暴纪念日”。而中共官方则一直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武装叛乱”被“平定”的开始，并将后续叙事导向定义为所谓“民主改革”。同一段历史，被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长期撕扯，这本身就说明：西藏问题，从来不是一句官方定性就能掩盖过去的。 图中为达赖喇嘛骑马逃亡（图片来自国际西藏运动） 说实话，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真正的了解。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能接触到的信息，往往早已被过滤、删改、定向灌输。很多历史，不是我们不想知道，而是中共根本不想让我们知道。就像我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补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一样，西藏的1959年，也是我到海外之后才开始认真去看、去想、去面对的一段历史。 当我慢慢了解这段历史时，我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震动。因为我发现，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的，不只是1959年3月10日那一天的抗争，更是在纪念一个民族在强权面前不肯彻底屈服的尊严。那一天之后，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寺院，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在自己家园中按自己方式活着的权利。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西藏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行政问题，而成为全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人权与民族自由问题。 让我特别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这段历史并不是沉默的。1959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一份正式外交电报里写到，美国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原则”，并表示美国人民“怀着钦佩”看待藏人捍卫自由、反抗中共压迫统治的努力。这样的表述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不是某个学者的评论，也不是媒体报道，而是美国国务院正视历史档案中的文字。它至少说明一点：早在1959年，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叛乱”问题，而是关乎人民自由与政治命运的问题。 美国国会后来也多次就3月10日作出正式记录和表态。2000年《国会记录》收录的参议院文本，明确提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因担心达赖喇嘛安危而聚集守护，并提到随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及中国方面对事件的镇压叙述。到201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 S. Res. 429，更直接把1959年西藏起义59周年纪念定为“西藏权利日”，并再次把3月10日界定为西藏人民反抗中国政府统治的历史节点。2024年，美国参议院又提出纪念西藏人民为自由而起义65周年的决议草案，继续沿用“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Tibet”这样的表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近年的涉藏报告，也持续把“1959年西藏起义周年”列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强控制、限制进入和提高戒备的重要敏感时期。 这些美国政府文件当然不等于全部真相，也不意味着西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它们至少留下了一个清楚的记录：这段历史不是不存在，不是没人看见，更不是中共一句“平叛”就可以永久盖棺定论的。 对我来说，纪念西藏人民起义日，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感受。作为一个从中国走出来、在压制和遮蔽中一点点补上真相的人，我越来越明白：中共最害怕的，从来不只是某一次抗争，而是人们开始记住历史、重新命名历史、拒绝接受它强加的历史解释权。它害怕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不只是流亡藏人，不只是海外纪念活动，而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那些年被定性为“叛乱”、“风波”、“动乱”的，也许恰恰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些普通人捍卫尊严的时刻。 西藏人民起义日之所以重要，就在这里。它提醒我们，一个民族即使被强权压住，也未必会真正沉默；一个历史真相即使被封锁几十年，也不等于它已经死去。每年的3月10日都是一次警醒：不要相信暴政垄断的叙事，不要让恐惧替代记忆，不要让遗忘成为帮凶。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能完全替藏人发声，而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流亡者，越来越能理解那种被体制压迫、被历史噤声、被官方叙事掩埋的痛。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在这一天，郑重地向1959年3月10日站出来的藏人致敬！ 他们当年守护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也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他们留下的，也不只是一场失败的抗争，更是一段不能被中共彻底抹去的历史见证。 3月10日，不该被遗忘。西藏人民起义日，不该被遗忘。那些为了自由而站出来的人，更不该被遗忘。 March 10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A Reflection by an Exile on Tibetan...

——软弱的人如何承受自由 作者：韩立华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阿廖沙说，耶稣是唯一一个“能够宽恕而且有权宽恕的人”，人类命运的大厦不是建立在小女孩的眼泪之上，而是建立在耶稣身上。阿廖沙说，伊凡忘记了耶稣。 伊凡说，他没有忘记耶稣，而且他还为耶稣写了一部长诗（名字叫《宗教大法官》），这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第五章中著名的《宗教大法官》。虽然他没有把这首诗写下来，但诗的内容他记得。 作为开场白，伊凡介绍了过去时代类似的诗歌和戏剧，就是“把天神引向人间”的时尚。他提到但丁，提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提到俄国彼得大帝以前的时代演的戏剧，他还特别提到鞑靼人统治时代的一首长诗，叫《圣母游地狱》。伊凡认为诗中的描写不亚于但丁。 伊凡说，他的长诗也是这样的题材，就是耶稣再次来到地上，来到人间。耶稣在圣经中已经应许说：“我必快来”（启示录3：11“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但他什么时候来，“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32） 于是，地上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等待着他的再来，“满怀着当年的信仰和当年感动的心情在等待着他。” 十五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已经整整十五个世纪没有得到来自天上的保证了。正巧那时候，在欧洲北部出现了一种“新的、可怕的邪教”，就是波及西欧各国的宗教改革运动。“那些邪教徒开始亵渎上帝，否认奇迹，但是虔诚如初的教徒们对上帝的信仰变得更加炽烈了。”他们一代一代地祈祷：“主啊，快降临吧”。最后耶稣终于怀着无限怜悯之情降临到祈求者面前，回到那些“受苦受难，罪孽深重，但婴儿般爱他的百姓面前”。 那是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塞维利亚），耶稣再次降临人间。那是在宗教裁判制度最猖獗的时代。耶稣来到这里，“只是想看一眼他的孩子们，看一看架起火堆活活烧死异教徒的那个地方。” 就在前一天，在这个城市的广场上，“为了上帝的荣耀，一下子活活烧死了上百个异教徒。”“他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来到广场，但是很奇怪，大家马上认出了他。……人们势不可挡地纷纷向前拥去，将他团团围住。……他默默地在他们中间走过，脸上挂着无限同情的宁静的微笑。爱的太阳在他心中燃烧，光明、智慧和力量的光辉从他眼中闪射出来，照耀着人们，震撼着他们的心灵，向他们报以深情厚爱。” 他让一个瞎子重新看见，让一个躺在棺材里的小女孩死而复生。就像一千五百年前，他在地上三年时间所做的一样。 就在这时，宗教大法官经过广场，书中描述他的样子，“这是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高个子，腰板笔直，一张干瘪的脸，眼眶深陷，但目光炯炯，犹如两颗火星。”他看到了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于是他命令卫队把耶稣抓起来，押到宗教法院那幢古老大楼里的一间带穹顶的狭小而阴暗的牢房里。 到了夜里，“在一片漆黑中，牢房的铁门打开了，年迈的宗教大法官亲自提着灯，慢慢地走进监狱。他独自一人，铁门在他身后又立刻关上了。” 宗教大法官和基督就在这昏暗的牢房里面对面了，开始了他们的谈话。其实不是交谈，只是宗教大法官一个人的独白，因为从头到尾，基督一直保持沉默。 大法官也让基督不要回答，他的理由是“你也没有权利对自己说过的话再增添什么新内容”，“既然你把一切都交给了教皇，现在一切都在教皇手里，那你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再来了，至少暂时不要来妨碍。” 其实，耶稣在当年受犹太的大祭司审判时就是这样一言不发。 现在，他当年亲自建立的教会，再一次地审判他，不让他开口。因为按照大法官的说法，基督现在再说什么的话，将会侵犯人们的信仰自由，因为人们是按照一千五百年前基督的话去自由信仰的。而基督又把信仰自由看得比一切都宝贵。“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大法官说，基督白天已经在广场上看到了那些信仰他的“自由的人”，他们恐惧地、顺服地跪在大法官面前，眼看着基督被卫兵抓走。 “现在，就是目前，这些人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实际上是他们亲自把自己的自由交给我们，服服帖帖地把它放在我们脚下。”大法官认为这样的结果正是他和他手下的人的功劳，因为他们终于压制了自由，为了使人们得到幸福。 这就是大法官的立场：为了人类的幸福否定人的自由。 他对基督说：“对你的警告和指示的次数不能算少了，但是你却一次次不听警告，你放弃了那条唯一可以使人幸福的道路。” 他所说的“警告和指示的次数不能算少”，指的就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在开始传道之前所受的魔鬼的三个诱惑（试探）。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马太福音4：1-11） 从圣经上我们看到，基督拒绝了魔鬼的三个诱惑，照大法官的说法是魔鬼的三个警告。因为大法官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魔鬼”，并且他认为这三个“诱惑”是加引号的。因为在大法官眼里，魔鬼的三个诱惑不是坏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千真万确的东西。他认为，魔鬼向基督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是一个奇迹，超越了现有全部的人类智慧，而且是永恒的抽象智慧。“因为这个问题似乎把人类未来的整个历史集合成一个整体，并且预告了它的前途，同时也出现了三个形象，它们囊括了全世界人类本性中所有无法解决的矛盾。” 大法官说，“现在，过了十五个世纪以后，我们看到这三个问题所包含的一切已经被认识、被预告、被证实了，再也不能增添或删减任何内容了。” 现在，对我们来说，经过了不是十五个世纪，而是二十个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中，随着极权主义的产生，魔鬼的这三个诱惑在世界历史和人的本性当中，更加直接、更加惨烈地显明出来。所以，圣经，以及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如何分辨真理和谎言，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第一个诱惑——将石头变成面包 基督降临人间，想要人们得到自由，“但是他们由于单纯和与生俱来卑劣的天性，不可能正确理解自由，他们对自由感到害怕和恐惧。因为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加无法容忍！” 魔鬼对基督说，“只要你把石头变成面包，那么人类就会像羊群那样跟你走，对你感恩戴德，俯首听命。”但是，这样的跟随是带着恐惧的，因为他们害怕有一天你缩回手，不再供他们面包。 基督拒绝了这种面包换来的驯服。他要的跟随是自由的，出于爱的，而不是作为生存的手段进行的交换。所以在圣经上，当耶稣行使“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以后，那些人到处追着跟随他，耶稣并没有为此高兴，而是责备他们跟随他是为了“吃饼得饱”，就这样使其中大部分人离他而去。 从作为一个领袖的角度来看，耶稣这样做真是太不明智了。他完全可以先带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等事业成功了再把田地从他们手中收回来。不，基督要的不是这样的跟随者，他不愿利用人卑劣的天性；他要的是有尊严的、有人最初的荣耀形象的自由跟随他的人。所以，基督说，“人不是单靠面包活着。”（这也是中国国内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选的书名） 但是，“地上的魔鬼为了这面包可以起来反对你，跟你交战，并且战胜你，而大家会跟着他跑，赞美他。”（“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宣称的：“不存在犯罪，也无所谓罪孽，只有饥肠辘辘的人”，“先填饱他们的肚皮，然后再叫他们讲道德。” 这就是斗地主、公私合营，这就是“我穷我有理”。为了所谓的均贫富，他们掀起了一阵阵血雨腥风，“在你圣殿的废墟上，将耸立起一座新的大厦和可怕的巴比伦塔。”这座新的大厦，新的巴比伦塔，或者叫人间天堂，或者叫共产主义社会，它们在二十世纪给全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混乱与苦难。 宗教大法官对人性抱持着轻蔑的看法，认为他们“软弱、渺小、无德无行、不仁不义”，他们对于基督视为宝贵的自由最难以忍受。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上的面包不能跟地上的面包相比。这里“天上的面包”指的是人的永恒的自由，他的绝对尊严，他与永恒的联系。“地上的面包”指的就是生活的安宁，肉体的满足，地上的幸福，“岁月静好”。 大法官认为，只有几万个“强者”愿意为了天上的面包自由跟随基督；而还有几百万的“弱者”不能为了天上的面包放弃地上的面包，谁给他们地上的面包，他们就跟随谁，并将自由拱手交出。 大法官指责基督是精英主义者，只把地上那几万个看重天上的面包的强者视为宝贵，而对剩下的几百万贪恋地上面包宁愿放弃自由的人不管不问。大法官说：“我们也关心弱者。”大法官和他的随从们掌管了这些弱者的自由，统治他们，并且是假借基督的名义进行统治。 也就是说，大法官的统治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的。他装扮成民主主义者，弱者和被压迫者的朋友，然后声称珍惜爱护他们。他所谓的对弱者的爱其实是对他们的轻蔑。因为他不相信人的崇高来源，认为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走上崇高的生命之路，不被地上的面包诱惑，爱天上的面包高于一切。 别尔嘉耶夫说：“宗教大法官的精神，为了虚假的、尘世的爱，而不是为了天上的爱，怀疑人们有登上高山、不断提高的权利，为了同情人们，它号召与自己的兄弟分享贫穷，是贫穷而不是财富。丰富的精神生活被禁止。不准考虑永生，称其为个人主义，只称颂对暂时的关心。你们要卑贱、贫穷，永远放弃自己的自由，到那时候你们才会得到地上的面包，那时候你们才会安宁，那时候大家才会幸福。” 大法官认为弱者不配享有自由，当自由临到弱者身上，他们只想要地上的面包，这种自由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种负担和煎熬。“难道你没有想过，假如选择的自由成了他们一种可怕的负担而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那么他们到最后会放弃甚至反对你的形象和你的真理。” 这些弱者，只看重地上面包的人，他们不准备为自由付上代价，他们不想要真正的信仰，而宁愿选择信仰的代替品——奇迹、神秘和权威。 “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只有这三种力量才能永远征服并俘虏这些软弱无能的叛逆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 基督把这三种力量都拒绝了。 第二个诱惑——从殿顶往下跳 基督再次拒绝了魔鬼的这个诱惑。他没有跳下来，没有创造奇迹。 就像当他被那些人钉上十字架，那些人在十字架下讽刺他，嘲笑他，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你。”那时候，他并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 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和他没有从殿顶跳下来的原因是一样的。“你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你没有走下来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不想用奇迹征服人，你渴望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奇迹的信仰，你渴望的是自由的爱，而不是奴隶面对将他吓得永远胆战心惊的强权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奴隶式的狂喜。” 大法官说，“人一旦抛弃了奇迹，同时也就抛弃了上帝。因为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不如说是奇迹。” 这让我想到中国人的“明君崇拜”，“清官崇拜”，他们几千年来就渴望跪在上帝般的君王和官长面前，否则宁愿自相残杀，他们从未想过把领袖当成会犯错的普通人，从未想过把权力关进笼子。所以，香港某无良明星才说“中国人是需要被管的”。可能这就是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不知自由的宝贵，他们人生最大的目标只是“活着”。 大法官再一次指责基督过于尊重人的自由，尊重到似乎不爱他们，因为他不体贴人的软弱。 而大法官所谓的对人少一点尊重，对他的要求低一些，意思就是诉诸于人们的盲从和无知。那些没有勇气自由地信仰的人，那些不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种胜利、是唯一拯救方式的人，就只好去接受大法官带来的表面的奇迹和人造的神秘，而这一切的底下只不过是欺骗、谎言和暴力而已。 中国战国时期的商鞅有本书叫《商君书》，里面提到“驭民五术”，就和大法官的思想颇为一致： ①壹民（统一思想） ②弱民（国强民弱） ③疲民（一场接一场运动；996） ④辱民（大法官说的：软弱，卑贱；使他们互相检举，内斗） ⑤贫民（剥夺他们多余的财富，使他们每日只为生计奔波，无暇他顾） “我们纠正了你的行为，把你的行为置于奇迹、神秘和权威的基础之上。”——“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魔鬼）。”这就是宗教大法官的秘密。 第三个诱惑——向魔鬼下拜 “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被你愤然拒绝的东西”，“我们从他那儿接受了罗马和恺撒的宝剑，并且宣布自己是人间的王，唯一的王。” 这就是魔鬼的第三个诱惑。 “假如你听从了伟大的魔鬼的第三个劝告，你就满足了人类在地上追求的一切，那就是：崇拜谁？把良心交给谁？通过什么方式大家才能最后结成一个没有争吵、和睦一致的蚂蚁窝？因为全世界团结一致的要求正是令人们痛苦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整个人类始终追求全世界的联合。” 第三个诱惑在罗马帝国时代表现为对恺撒的崇拜，中世纪时期表现为教皇崇拜，在现代社会体现为极权、独裁国家的领袖崇拜。第三个诱惑是权力归属谁的问题。归属于某一个人，就是极权国家（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归属所谓的“人民”，就是多数人的暴政（法国大革命）。而将二者混合起来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个诱惑重要的体现就是国家崇拜，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甚嚣尘上。他们宣扬领袖崇拜，政党崇拜，打造民族神话，国家神话，让所谓的爱国、爱党、爱领袖变成真理本身，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基督拒绝了魔鬼的这一诱惑，拒绝了恺撒的剑，拒绝作地上的王，拒绝这些自我崇拜的国家或全世界的联合，在上帝之外的联合。 这世上总有人因着骄傲和野心要在地上建造巴别塔，为了传扬自己的名。无论是扩张国土（“如果俄罗斯不存在了，我们还要世界干什么？”），还是扩张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还是扩张意识形态（共产主义），都是接受了基督所拒绝的魔鬼的第三个诱惑。它的诱惑如此之大，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他的思想里都有建立俄罗斯“第三罗马”的梦想，去维护沙皇专制。 在宗教大法官长篇独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用一大段充满恶魔激情的话，表达了他理想中的人类生活，这也是大法官和他几十万手下所统治的数十亿弱者的幸福生活。 这些驯服的羊群，他们所享受的是只配弱者享受的幸福，他们用自由换来的幸福。他们带着恐惧战兢的心偎依在统治者周围，并为这些统治者的强大和聪明感到骄傲。他们的脑子不再胡思乱想。他们被迫劳动，他们也有劳动之余被安排好的空闲时间，用来“背儿歌，练合唱，跳天真烂漫的舞蹈”。他们甚至被允许犯罪、干坏事。 “他们再也不会向我们隐瞒任何秘密”，“我们可以允许或者禁止他们跟妻子或情妇同房，是否生育孩子——这全看他们听话不听话。” 经历过计划生育和无所不在的摄像头监控，经历过人与人互相警惕、互相举报的耳语者年代，经历过高科技的网络审查、许多的词语只能用谐音和拼音代替的时代，你就会深切感受到，宗教大法官梦想中的人类图景，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一步步变为了现实。 但是有一点不同，宗教大法官原是在自由的强者之列，他也在沙漠里呆过，吃过蝗虫和草根，后来据说他是“迷途知返”，加入到纠正基督的事业的行列中。而大法官后来的那些徒子徒孙，远比他更卑劣。比如毛泽东，从他被打造的形象来看，他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宗教大法官，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作风朴素，为官清廉。实际上他不是。他性格乖戾，喜怒无常，心胸狭窄，生活腐化，他连面包都不能提供给那几万万跪在他面前的臣民。 可悲的是他现在仍在被某些组织和个人膜拜着，无论出自假意还是真心。甚至还有人想要回到他统治的那个时代。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这就是宗教大法官所纠正的基督的事业，他们要在地上建造一座巴别塔来传扬自己的名，但最终无一例外的成了烂尾工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代一代的人已经成为了这项工程的材料和代价，烂尾的大厦下面埋葬了累累的白骨和无尽的血泪。 在大法官滔滔不绝的言辞下，在他打着同情、爱护弱者的旗号下，我们看到他对人的极度蔑视。他们不讲道德，叛逆成性，眼睛只盯住地上的面包和自我的欲望，他们带着深深的恐惧匍匐在领袖面前，惟恐他们手上的面包重新变成石头。就是他们，为了三十块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就是他们，刚刚还在对着基督欢呼“和散那”，转眼就围住他高喊“钉他十字架”。那么，他们只配交出自己的自由，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蚂蚁窝吗？ 圣经和基督教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怎样看待人的自由？怎样看待魔鬼的问题和人类的命运的呢？ 上帝造人之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且把自己最宝贵的属性——自由，加在了人的身上。 魔鬼是怎么来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魔鬼本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级的天使，只是它因心中高傲背叛了上帝，妄图取代上帝的地位，最后失败坠落地上。从此，它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诱惑、败坏上帝所造的人类，以体贴人的地上需要的名义，使人忘记自己神圣的来源，忘记自己跟另一个世界的联系。 上段时间，我无意中看到一部电影，叫《魔鬼代言人》。电影里阿尔帕西诺扮演的魔鬼对基努·里维斯扮演的律师说：“我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来到世上，深入人类生活。我挑动了人性一切潜在的欲望，我满足了人类需求却不批判他。为什么？因为即使再顽劣的人，我也不会拒绝他。我热爱人类，我是个人道主义者。”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熟悉？因为这就是宗教大法官的思想，甚至言词几乎都一模一样。 魔鬼和大法官所谓的“人道主义”，不过是纵容人性当中幽暗的一面。他们所界定的自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为所欲为的自由。 但是绝对的自由，正是绝对的枷锁。当人纵容自己的内心欲望时，人就成了欲望的奴隶。而且人不是独自存活于这个世界，当纵容欲望的人聚在一起，人和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就开始彼此仇恨，互相残杀。然后被大法官这样的欺骗家利用。他们交出自己的自由，结成一个没有争吵、和睦一致的蚂蚁窝。虽然大法官的理想尚未完全实现，现在的世界仍然充满杀戮和动荡，但是各样的小宗教大法官已经出现。真正的自由在这个世界成为了稀缺的东西。 那么，有没有另一条出路呢？人真的无法承受这宝贵的自由么？ 回到圣经中，面对魔鬼的三个诱惑，耶稣是怎样胜过的呢？他分别使用了圣经上的三句话： 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②“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③“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我们看到这三句话的共同点，就是面对诱惑的时候，不可忘记上帝，不可忘记和另一个世界的联系，不可忘记魔鬼只是上帝的手下败将，它所有的诱惑都带着欺骗，它应许的满足和荣光都是窃取自上帝的。它最大的目的就是领人进入地狱。 而宗教大法官，这魔鬼的随从，就“沿着那聪明的魔鬼，那可怕的死亡和毁灭的魔鬼所指点的方向前进。为此就应该采取许诺和欺骗的方法，有意识地引导人们走向死亡和毁灭，而且一路上要不断地欺骗他们，让他们不至于发觉要把他们引向何处，让这些可怜的瞎子哪怕在途中还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自由人的道路是什么呢？别尔嘉耶夫的回答是：“人不是没有头脑的羊群，不是不能承受揭示秘密的重负、软弱、卑贱的动物，人——是上帝的儿女，他们被授予圣洁的使命，他们有能力承受自由的重负并能够容纳世界的真谛。” 靠着基督，这是能够的。因为两千年前，基督就在旷野胜过了魔鬼的诱惑。我们，这些有神圣来源，有自由意志，有人的尊严的人，也一定能够胜过这些诱惑。 The Legend of the Grand Inquisitor (Part II) —How do the weak bear freedom Author: Han Lihua Editor: Zhou Zhigang ...

——我与北京锡安教会的信仰见证 作者：缪青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5年10月11日清晨，旧金山湾区的天空刚刚泛起一层淡淡的晨光，太平洋的海风仍带着夜色的微凉。那是一个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清晨。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一条来自中国的消息，如同骤然划破天空的闪电，打破了我内心的宁静。 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突袭行动，对北京锡安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信徒进行大规模抓捕。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已有三十余人被带走或失联。当我看到被抓捕人员名单时，几个熟悉的名字赫然映入眼帘：金明日牧师，王林牧师，高颖佳牧师，尹会彬长老，米沙传道…… 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什么重重击中。 震惊、悲痛、难以置信。 这些人并不是新闻中遥远的名字，而是我曾经一同祷告、一起查经、一起服事的牧者与同工。他们温和、谦卑、虔诚，在许多人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此刻，他们却因信仰而被拘押。他们没有暴力，没有阴谋，也没有政治野心。他们唯一的“罪名”，只是坚持自由地敬拜上帝。 在中国漫长而复杂的宗教历史中，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但当它降临在自己熟悉的人身上时，那种沉重与痛楚，却远远超出新闻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 那一刻，我久久无言。 北京锡安教会：金明日牧师（右四）、王林牧师（右三）、高颖佳牧师（右五）、尹会彬长老（右一） 一、信仰的起点：2002年的受洗 我的名字叫缪青。在公共身份上，我在《北京之春》和《在野党》两家刊物任旧金山记者站站长和采访记者。但在这些身份之外，我同时也是北京锡安教会一名普通的基督徒。 2002年，我在重庆渝中区的基督教圣爱堂受洗。那时的我年轻而懵懂，对信仰的理解还十分有限，只是觉得，在教堂里可以找到一种久违的宁静。在那个充满现实压力的社会环境中，那种宁静显得格外珍贵。 然而不久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一个现实问题。 圣爱堂属于中国官方的“三自教会体系”，其宗教活动受到国家宗教事务部门的严格管理。在一些主日讲道中，我开始听到一些与福音并不完全相关的政治话语。一些牧师需要在讲道中强调“爱国爱教”，甚至引用政治口号。 这种现象让我逐渐产生困惑。信仰是否必须附属于政治？教会是否可以真正独立存在？ 2003年，我离开了圣爱堂。从那以后，我仿佛进入了一段漫长的信仰漂泊。在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依然祷告、读经，也偶尔参加一些小型聚会，但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属灵归宿。 二、漂泊中的光：重庆锡安磐石堂 直到2018年，我在重庆偶然听到一个消息：有一家庭教会：北京锡安教会在重庆设立了一个分堂，名叫重庆锡安磐石堂。 第一次参加磐石堂聚会时，我就感到一种久违的属灵震动。磐石堂的弟兄姊妹通过网络，与北京锡安教会同步敬拜和查经。当我第一次听到金明日牧师讲道时，我几乎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多年寻找的教会。他的讲道没有政治口号，没有意识形态的修辞。只有圣经本身。那种力量来自信仰，而不是来自任何权力。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终于重新找到了属灵的家。 锡安会的信众通过网络与锡安教会牧师的主日敬拜活动现场 三、北京锡安教会的诞生 北京锡安教会成立于2007年6月3日，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家庭教会之一。创办人是金明日牧师。 金牧师出生于黑龙江，是朝鲜族。他早年就读于燕京神学院，后来赴美国富勒神学院深造，获得新约神学博士学位。他既有深厚的神学训练，又拥有谦卑温和的牧者气质。在200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大量知识分子、白领、律师、企业家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 他们既追求理性，也渴望灵性的归属。 北京锡安教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在最鼎盛时期，教会每周主日聚会人数超过1500人。这不仅是一间教会的规模，更象征着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一种新形态。 四、我所认识的牧者们 我与金明日牧师正式见面，是在2023年一次灵修讲座之后。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工作生活。讲座结束后，金牧师主动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祝福。他的声音温和而沉静。在那一刻，我在他的目光中看见一种极为纯粹的信仰力量。 高颖佳牧师则是另一种性格。他热情、温暖、富有行动力。2023年冬天，北京锡安教会曾组织一次慈善义卖活动，帮助那些因疫情“白肺”而陷入困境的儿童家庭。高牧师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当他得知我捐赠了一些义卖物品后，特地向我表达感谢，并与我合影留念。 他的笑容让我明白一件事：信仰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行动中的爱。 尹会彬长老则常常默默在幕后工作。他负责协调物资运输与分发。做事认真踏实，不辞辛苦。 而米沙传道，则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姊妹。 她在我们北京锡安会方庄堂负责日常事务。每个主日，她总是最早到达聚会地点，准备茶水和食物，迎接每一位弟兄姊妹。 每逢节日教会团契，她总是喜欢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包饺子。她包饺子的速度很快，也很好吃。 那种温暖，让人仿佛回到家中。 五、中国家庭教会七十年的历史 要理解北京锡安教会，就必须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1950年代，政府推动宗教改造，建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所有教会必须纳入国家管理。 但许多信徒认为，教会不应完全依附政治。于是，一种新的信仰形态逐渐出现：家庭教会。 这些教会在私人住宅聚会，不受官方管理。在中共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宗教活动被禁止。但家庭教会仍然秘密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它们迅速复兴。到21世纪，中国家庭教会信徒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万。 北京锡安教会正是在这一历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六、制度冲突：信仰与权力 北京锡安教会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冲突。中国政治体系要求所有社会组织接受党的领导。 而基督教信仰强调：上帝高于一切世俗权力。 当教会坚持信仰独立时，就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权力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宗教自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它是人类文明经过数百年斗争才获得的一项基本权利。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造成巨大灾难。 最终，人们逐渐认识到：信仰必须是自由的。 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第一次在国家制度中确立宗教自由原则。 二战之后，《世界人权宣言》再次确认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 七、2025年“109教案” 2025年10月11日发生中国的针对北京锡安会教会牧者，信众成员的抓捕事件，很快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2025年109教案。 到2026年初，据国际人权组织统计显示：北京锡安会教会牧者，信众有超过40名教会成员被拘押。 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 美国国务院、欧盟、英国外交部门相继发表声明。 联合国宗教自由特别报告员也对事件表示关注。 海外制作的抗议海报 八、信仰的力量 在历史上，每一次信仰被压制的时候，往往也是信仰最坚强的时候。 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三百年。但基督教最终改变了整个文明。 历史一再证明：信仰可以被压制，却无法被消灭。回望我的信仰旅程，从2002年的受洗，到2026年的今日。我逐渐明白：信仰从来不是一条安逸的道路，它更像是一条背负十字架的旅程。 北京锡安教会给予我的，不只是信仰的归宿，更让我看见：真正的教会，并不依附任何权力。它存在于信徒彼此相爱的团契之中！存在于那些在黑暗中仍然守望光明的人心里！ 历史终将过去，政权也终将更迭。 但信仰的火焰，却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继续燃烧。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望这个时代时，也许会发现：那些在地下室祷告的人，那些在黑夜中聚会的人，那些因为信仰而被带走的人，正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光。 而北京锡安教会，正是我信仰归途中见过的，最温柔、也最坚强的一束光。 A Light in the Darkness ——My Testimony of Faith with Beijing Zion Church Author:...

——读牛腾宇母亲写给狱中儿子的生日信 作者：张晓丽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3月12日，是牛腾宇的生日。 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生日本该意味着团聚、祝福和笑声。然而在中国的现实中，这一天却成了一个母亲独自写信的日子。她的儿子无法回家，无法与家人团聚，只能在铁窗之内度过自己的生日。 这封信，来自牛腾宇的母亲。 牛腾宇，1990年代出生，是“恶俗维基案”的主要当事人之一。2019年前后，中国警方对与该网站有关的人员展开大规模抓捕。2020年12月30日，广东茂名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其中牛腾宇被认定为“主犯”，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这一案件之所以引发外界持续关注，与该网站曾被指涉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家人的信息有关。据一些公开报道和网络讨论称，相关资料中包括习近平之女 Xi Mingze 以及其亲属 Deng Jiagui 等人的信息被疑似在互联网上传播。许多观察者认为，这也使得案件在政治上变得格外敏感。 这一案件自宣判以来便引发了持续的争议。家属与部分关注者认为案件在调查与审理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多年来不断通过网络发声、申诉，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社会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今年3月12日，牛腾宇的母亲再次写下了一封给儿子的生日信。信中，她回忆起儿子小时候的生日。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在家中活蹦乱跳的孩子，每一年生日都充满欢笑。孩子清脆的笑声，是这个家庭最温暖的记忆。她曾经以为，这样的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 然而命运却突然改变了一切。如今，她的儿子被关在冰冷的牢房里。信中写道，每当想到儿子在狭小阴暗的牢房里忍受孤独和痛苦，她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那些原本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团聚，如今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封信之所以让人动容，不仅因为它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思念，更因为它让人看到，在一个具体案件的背后，是一个被撕裂的家庭。 很多时候，一个案件真正留下的伤口，并不仅仅在判决书上，而是在一个家庭漫长的等待之中。当权力缺乏监督、司法缺乏透明时，普通人的命运往往显得格外脆弱。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可能被轻易改变，而一个家庭则要用许多年去承受这种改变带来的后果。 长期以来，中共体制下的司法体系始终缺乏真正独立的审判环境。法院、检察机关以及公安系统在政治权力之下运行，使得法律往往不再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而成为维护权力秩序的手段。当案件涉及政治敏感因素或权力核心人物时，所谓的法律程序往往难以摆脱政治意志的影响。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普通公民几乎没有真正有效的救济渠道。上诉、申诉往往陷入漫长而无望的程序之中，而家属为亲人奔走呼喊的声音，也常常被忽视甚至压制。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容忍质疑，不能接受监督，那么司法就很难真正代表公义。 也正因为如此，牛腾宇母亲的坚持显得格外沉重而珍贵。她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公共人物，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母亲。然而在面对庞大的权力机器时，她依然选择发声、选择记录、选择让外界看到这个案件背后的真实痛苦。 在许多类似案件中，承受痛苦的往往不只是当事人本人。当一个年轻人被长期关押，一个家庭也被拖入漫长的煎熬。父母、亲人、朋友都不得不在不确定与焦虑中度过每一天。一个案件的背后，常常是无数个难以入眠的夜晚。 也许，这封生日信并不会被很多人看到，也不会引起多么巨大的关注。但今天，当我读到这封信时，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 因为我也是一名母亲。 当我读到她回忆儿子小时候生日的那一段时，我仿佛看见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影子。孩子在长大，母亲在守望，家庭在平凡的日子里积累着温暖。可是当这样的生活突然被打断，一个母亲要承受的痛苦，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 也许我只是众多读者中的一个普通人，也许我无法改变什么。但当我读到这封信时，我仍然希望把它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在铁窗之外，有一位母亲仍在等待。 她等待的不只是儿子的归来，更是一个关于公义与真相的答案。 A Mother Beyond Prison Bars ——Reflections on the Birthday Letter Written...

作者：王小飞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影响深远的制度模式。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公平、财富再分配以及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而资本主义则强调私人产权、市场竞争以及个体自由。两种制度在理论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在历史实践中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经济表现和社会影响。通过对历史经验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而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激励创新以及保障个人自由方面展现出更强的优势。 首先,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往往面临资源配置效率不足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以国家计划为核心,由政府统一决定生产目标、资源配置以及价格体系。虽然这种制度在理论上可以避免市场失灵和经济波动,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难以准确掌握复杂的市场信息。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指出,市场价格体系本身是一种信息机制,能够反映供需变化并指导资源配置。当价格由行政命令而非市场竞争决定时,资源配置往往出现失衡,导致生产过剩或短缺现象。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依靠市场竞争来决定资源分配。企业和个人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从而推动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价格信号快速反映供需变化,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领域。历史经验表明,大多数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采用以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例如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等。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技术创新以及生活水平方面普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其次,在创新与科技发展方面,资本主义制度通常更具优势。创新往往需要思想自由、竞争机制以及对物质激励。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企业家和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创新获得经济回报,这种激励机制鼓励人们不断探索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从工业革命到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大量重要创新都产生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例如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相对而言,在高度社会主义化的经济体制中,创新往往依赖政府主导的科研机构或国家计划项目。虽然这种模式在某些特定领域能够集中资源取得突破,但整体创新生态通常缺乏多样化和灵活性。企业缺乏竞争压力和利润激励,也会降低技术更新的动力。因此,从长期来看,社会主义体系在推动广泛的技术创新方面往往不如资本主义体系有效。 第三,在政治与社会自由方面,资本主义制度通常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相结合。资本主义强调私人产权和个人选择权,这种制度环境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投资、创业或表达观点,这些自由不仅有助于社会活力,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治体系和权力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由于国家在经济和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治权力也往往高度集中。当政府同时控制政治与经济资源时,社会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可能受到限制。权力集中容易导致官僚体系扩大,行政效率下降,甚至产生腐败问题。这种结构性风险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治理方面面临显著挑战。 此外,从个人激励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更强调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收入往往与其劳动、技能和创造的价值相关。这种差异化回报能够激励人们提高工作效率、学习新技能并承担创业风险。相反,如果制度过度强调平均分配,可能削弱个人努力的动力,从而影响整体生产力水平。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没有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危机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也需要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调节。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通过社会保障、税收调节和公共服务等方式缓解这些问题,形成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或“福利资本主义”模式。 总体而言,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技术创新以及保障个人自由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往往面临效率不足、激励机制不完善以及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未来社会的发展可能并不会完全依赖单一制度模式,而是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之间寻找平衡。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ist and Capitalist Systems Author: Wang XiaofeiEditor: Hu Lili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Zhou...

作者：王小飞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偶然性与复杂性。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国共内战的结果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如果历史出现不同的结果——假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那么今天的中国可能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通过比较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可以对这种历史假设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如果蒋介石政府继续在中国大陆执政,中国可能会逐步形成一种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过渡的政治模式。蒋介石时期的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已经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提出逐步实现宪政的目标。虽然在战争和政治斗争环境下,这一制度并未真正落实,但从后来台湾地区的发展来看,国民党政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实完成了从威权统治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因此,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如果国民政府继续在大陆执政,中国可能会经历类似韩国或台湾那样的政治发展路径,即先由强势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再逐渐开放政治制度。  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可能会更早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总体上倾向于市场经济与私人企业的发展。如果这一政策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20世纪下半叶就逐步建立以私营经济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并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有可能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通过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样的发展路径可能会使中国更早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和贸易中心。  第三,在社会结构方面,中国社会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国民政府时期的土地政策与后来的土地改革模式不同,如果国民政府继续执政,农村土地制度可能会以渐进改革的方式进行调整,而不是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实现重新分配。这种方式可能会减少社会动荡,但也可能导致农村改革速度较慢。因此,中国城乡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更加渐进。  此外,在国际关系方面,如果蒋介石政府继续统治中国,中国很可能在冷战时期成为西方阵营的重要盟友。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中国更多支持,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更早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贸易体系,并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当然,这种历史假设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使在相同制度下,不同地区的发展路径也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同时,战争遗留问题、社会不平等以及政治权结构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历史并不存在唯一的可能结果。  总体而言,如果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没有失败,中国可能会沿着另一条发展道路前进:在政治上可能经历从威权到民主的逐步转型,在经济上更早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在国际关系上更加接近西方阵营。然而,这一切仍然只是历史学层面的推测。历史已经发生,现实的发展路径也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对这种假设进行思考,更多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理解历史选择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 What Would China Be Like Today if Chiang Kai-shek Had Not Failed? Author: Wang XiaofeiEditor: Hu Lili Proofreader: Xiong B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