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困境 作者：张超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从法律文本来看，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也有权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进行宗教活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教会信徒所经历的情况却与这一宪法承诺存在明显落差。对于基督徒而言，信仰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祷告、查经、敬拜以及与其他信徒共同聚会，都是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受到保障的宗教活动，在一些地方却被视为需要严格管控甚至打击的对象。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对未纳入官方宗教体系的家庭教会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许多坚持独立聚会的家庭教会被认定为“不合规”或“非法”，聚会场所遭到查封，教会活动被迫停止，信徒和教会负责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调查和施压。对于许多家庭教会成员来说，他们并非从事任何违法活动，只是在私人场所进行祷告、查经和敬拜。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宗教活动，也可能面临警方介入、行政处罚或持续监控。一些教会被要求停止聚会，一些牧师和同工被约谈、传唤，甚至遭到拘留。 这种情况使许多信徒感到困惑：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为什么正常的宗教聚会却会受到限制？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整顿行动在多个地区持续发生。一些规模较大的家庭教会被强制关闭；教会财产被没收或查封；聚会地点被迫搬迁；信徒个人信息被登记备案。部分教会负责人因组织宗教活动而受到刑事调查，甚至被判处刑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监控体系的不断扩大，也让宗教信徒面临更大的压力。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以及网络信息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聚会地点、参与人员以及活动情况越来越容易被有关部门掌握。不少信徒反映，他们曾接到警方电话询问宗教活动情况；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信仰背景；教会负责人被要求定期汇报活动内容；部分信徒甚至因为参与家庭教会聚会而受到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影响。 这些现象表明，家庭教会信徒所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宗教管理问题，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实压力。作为一名长期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基督徒，我对此感受尤为深刻。我始终相信，信仰属于个人良心自由的范畴。一个人选择信仰什么、如何敬拜、与谁一起聚会，不应成为受到调查或处罚的理由。 然而，中国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持续打压，使我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处境。我担心自己的宗教背景会被有关部门调查；我担心过去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经历会成为被关注的原因；我担心自己继续坚持家庭教会信仰后，会受到约谈、监控或者其他形式的压力；我也担心因为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立场，而被视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担忧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近年来大量家庭教会和基督徒所遭遇的现实情况之上。当家庭教会不断被关闭，当牧师和教会同工因组织聚会而受到处罚，当普通信徒因参加宗教活动而受到监控和调查，当宪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充分落实时，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返回中国，自己同样可能因为家庭教会背景和持续参与宗教活动而面临风险。一个真正尊重宗教自由的社会，应当允许公民按照自己的信仰进行和平聚会；应当保障信徒正常的敬拜权利；更应当让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条款不仅停留在纸面上，而能够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 遗憾的是，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教会信徒而言，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与现实处境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使我对返回中国后的处境感到深深担忧。而这也是我害怕返回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Between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and Reality-Based Suppression: The Dilemma of Religious Freedom...

作者：吕易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副主席） （谨以本文献给一切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为理念，奋斗、奉献、牺牲的真民运人士。那些打着民运旗号，故意损害、破坏民运的人；混迹于民运队伍，却有损民运声誉、破坏民运形象的人；带着中共任务，污名民运人士，分裂民运团队和组织的人；搜集所在国情报，收买国外政要，为中共服务效力，但却贴了民运人士标签，到处招摇撞骗的人……，请离开。因为本文不适合你。）        笔者曾多次撰文呼吁，要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必须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民运队伍。因为中共当权者，同中外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不会自动放下屠刀，不会自行放弃他们的权力和既得利益。相反，他们毫无例外地利用掌握的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极力迫害、镇压异议人士，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所以，必须要有一支坚强有力的民主运动队伍，站在运动的前面，带领亿万民众，抵抗中共反动派的镇压，方能取得民主运动的最后胜利!        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民主队伍如此重要，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呢？在纪念“八九六四”37周年之际，在思考怎样才是对“6、4”死难者最好纪念这一问题的同时，本人进一步认识到，要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民运队伍，应该从民运人士的道德操守与民主素养的提升两个方面着手。 一，真民运人的道德操守 1，诚实守信与公开公正       诚实守信，就是信守诺言，言行一致。不撒谎，不欺骗，不散布虚假信息，不传播谣言以惑众。这是每一个真民运人，都要具备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行为。民主，不是只喊喊口号。不是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真民运人应该有平等的民主思想、民主意识、民主精神和民主素养。行动上体现民主，实际运作中真正按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办事。因此，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诚实无欺，是每一个真民运人士首先应具备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        公开公正，是指民运人士做事要光明磊落，正大光明。不能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诡计。我们从事的民主运动本身，就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权利、谋利益、谋福利的正义事业。我们的诉求是公开公正的；我们的目标和目的是公开公正的；我们制定的路线和实现达到目标的方法手段等，都是公开公正的。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暗箱操作等，都是真民运人士不予采纳的。         中共专制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否定民主，夸口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更高效，更可控，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议来议去，效率低，干不了大事。但他们却掩盖了，个人独裁，专制暴政，暗箱操作下的贪污腐败，挥霍浪费，损公肥私等实质。他们为什么不敢让人民自由公开发表言论？为什么不敢公开各级党政干部的财产状况？因为他们知道几乎在所有方面，都“猫儿腻”和陷阱，隐藏着极大的不公正！ 2，尊重与包容。        这是真民运人士应该具备的又一个基本道德标准。既然是民主制，那就不是也不应该一个人说了算，而应由这个群体，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共同参与决策，共同讨论、论证、决定。这就要充分尊重他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包容不同的想法和意见。有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对人的起码尊重。                 在中共专制独裁制度下，个人独尊，一言九鼎，下级服从上级、底层听命于高层、平民百姓，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什么妄议中央，什么非法集会、非法游行示威等，都不被中共政权所容忍，都要被当局训戒、罚款、拘留或以罪论处。李文亮医生被训戒，致使全世界数千万条生命死亡，至今都令人胆寒！        在海外民运人士中，不尊重他人、不包容他人和相反意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著名异议人士王若望老先生就曾经说过，民运人士一定要打倒自己心中的小毛泽东。因为他看到当时的海外民运人士中，彼此互不服气，互相指责，争斗不断。各个都要争老大，好像个个都像小毛泽东。       真民运人士，就要尊重别人讲话的权利，包容不同意见和建议。动辄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这些不良现象必须克服。       当然，我们尊重、包容他人，并不是是非不分，混淆黑白，不能对那些攪屎棍、闹事者等一概纵容。在坚持民主的基础之上，要按民主程序和民主原则处理问题。如在会议上随意插话打断他人发言。故意挑起事端引发争吵或进行人身攻击等。对这些害群之马的纵容，就是妨碍正常民主的实行。为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我们要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于不具有基本民主素质的人，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劝退、或清除出民运队伍。 3，脚踏实地与持之以恒        真民运人士都懂得，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千千万万民运人脚踏实地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坚持。        结束邪共暴力专制统治，不能只喊口号，而需要踏踏实实地工作。如，宣传和发动民众参加到民主运动当中来，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如果说一呼百应还相对容易，那么，把响应者紧密结合团结起来，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特别在西方民主社会，大家的地位平等，思想自由，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所处立场、发表的观点、意见等，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如果靠哄、骗、忽悠，怎能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呢？所以，诚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应该是真民运人的一个标志和特点！     中共靠强制迫使人服从。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统一指示，统一行动。但民主运动则靠民运领袖的道德感召；靠大家自觉自愿，同心协力；靠大家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持之以恒的道德要求很高，也是确保民主运动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记得儿童时代就有一篇铁棒磨成针的课文，告诉我们坚持到底，一定成功的道理。现实生活中常常有人就是因为没有信心和耐心，不能坚持到底，结果是功败垂成。         最近从网上获悉，因纪念"六四"而被中共当局判刑的民主人士董广平，一直都没有停止同中共当局抗争。他已经四次设法逃离中国，前两次分别逃到泰国和越南。都被中共当局分别联合泰国和越南警方，把他遣送回国，并加重处罚。后来，他又只身泅度金门，准备游泳到台湾。但也失败而被迫返回大陆。最近，董广平乘充气橡皮艇逃到韩国，被韩国警方拘押。相信他不弃不舍的坚持，一定会感动上帝，被加拿大政府允许他赴加与其家人团聚。        圣经有言:爱是亘久忍耐。如果我们热爱民主，愿意为中国民主而奋斗，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忍耐，不可以坚持到底的。同道的误会，可以通过解释而消除;邪共如此强大，那我们就以蚂蚁啃树的毅力和精神，日日夜夜的啃噬，相信邪共大树终有一天会倒下。哪怕努力千万次，最后定有成功时。坚持，坚持，再坚持! 持之以恒，不能忽冷忽热，不能半途而废;持之以恒，就是要历尽千难万险都不气馁、不放弃。邪共不亡不罢休! 4，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        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事。而是千万民众的共同意愿、共同意思、共同事业、共同利益。所以，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对每一个真民运人士，都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质。        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组织，都需要这个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团结协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这就需要大家树立团体意识，发扬团队精神。单打独斗，各行其是，争名夺利，相互拆台，相互攻击等，就一定会给这个团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破坏。        民主运动必须按民主原则办事，并且要有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但还不够，还需要这个民运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具备团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因为民主运动，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参与的。个别人不按民主原则办事，违反民主制度，却不像国家那样有强制力，迫使他/她服从。民运组织只能靠组织成员自己的团体意识和团队精神，靠自我约束，自觉服从团体的决定和决议。不明知故犯，不搞特殊，不特立独行。       某协会理事会举行理事长选举，理事会共六人（原七人，选举前一人辞职），按协会规则，理事长必须获得超过半数以上的选票即四票才能当选。选举时，理事长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只有三票。这个得票最多的理事长候选人是台湾人，在台湾也担任过社会职务，对民主规则不能说不熟悉，对协会的规则不能说不了解，其他理事也很了解，但这个来自于民主社会、口口声声要建立公民社会的人却依然当仁不让地坐上了理事长的位置。      笔者曾经工作过的澳洲某华人教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全澳会督选举。前些年一次选举会督，有一百多名牧师和教会领袖参加投票，进行了23轮投票都没有一位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以上。选举会议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到当夜十二点都无结果。直到第二天早上将近六点，终于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以上，最后当选为该全澳教会的会督。      上述两个例子，反应了一个社会组织的不同"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为什么海外民运团体众多，但不成气候？不能不说，缺乏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就有人说，中国人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一个中国人像条龙，一群中国人像条虫。  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几十年没有多少起色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少有民主人士懂得如何按民主规则，进行民主运动。"诚哉，斯言！        中国民主人士，一个真正的民运人，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增强团队意识，发扬光大团队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逐渐让世人改变“中国人不团结”的负面印象和看法! 5，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       这也是真民运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一方面要求民运人不轻易鼓吹、煽动他人承担自己不愿意承担的风险或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另一方面就是勇于承担责任，愿意并主动承担因民主运动而带来的后果。特别对民运领袖而言，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更为重要！       在通过何种方式或途径，结束中共暴政的问题上，民运界一直都有争论。一种观点主张通过“暴力革命”，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能通过“和平革命”（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简称和、理、非）。几十年了，主张暴力革命的民主人士认真想过没有？手无寸铁的群众怎样赤手空拳，对付武装到牙齿，掌握了几百万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的中共暴力政权？特别在现代通讯技术和检查、检测、识别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平民百姓从哪里得到武器？现代社会，从苏联、东欧巨变，到“茉莉花”等颜色革命，又有哪个国家的政权更替是通过暴力革命成功的？还有，美日欧等现代文明国家，不但不支持暴力革命，而且视主张暴力者为恐怖分子，全力围捕、消灭之都唯恐不及，哪一个会公开支持“暴力革命”？        问题来了，既然“暴力革命”不靠谱，不现实，为什么还有人鼓吹、煽动，并且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呢？他们是何居心？难道是故意让别人去做无谓的牺牲，而他们自己却躲在平安富足，自由民主的国家吗？这样的人不是什么真正的民运人！因为他们缺乏真民运人应该具备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笔者认识一人，他公开参加了党章明确规定“和理非”的某民主党派，却总是在各种场合反对别人提“和理非”。令人不得不问，他是老糊涂了，还是人格分裂？或者是有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      还有一位所谓民运大佬，大家都知道，过去他是一位“和理非”倡导者，而近十几年，他却转而成了一位“暴力革命”鼓吹者。在纽约、洛杉矶等城市，他频频参加集会、游行，发表暴力革命的演讲。有人提出疑问，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转变？知情者直接回答说：为了钱！果真如此，实在可悲、可怜、可叹！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及所在组织主张和平革命，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反对暴力革命。和平革命是我们根据当前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形势所做的判断，从而提出的务实而策略的主张。对于暴力革命者的有效革命行为，我们真诚高兴。如果暴力革命成功，我们更是乐观其成。再者，广大劳苦群众为了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以武力反抗暴政，抵抗、打击掌权者的迫害行为，是合法合理的正当防卫行为。我们不但不会反对，而且还会大力声援支持。我们反对的是那些身在“和理非”组织的章程之下，却公然反对自己“同意”了章程，非逻辑、不道德地鼓吹什么“暴力革命”！ 二，真民运人的民主素养操练       真民运人，除了道德层面的要求，还必须经常不断进行民主素养操练。 1. 政治素养。        正确理解本国和有关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等有关规定，及其运作程序与要求。  真民运人在民运活动中，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得做违法犯罪的事。如在澳大利亚，我们集会、游行或在中共国驻澳洲的使领馆门前举办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前，都要提前申请并获得批准。也有朋友，公开毁坏了财物，被澳洲有关执法机关给予了惩罚处理。这都是政治素养或水平造成的问题。        明确地说，民主运动是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不是情绪表达，不能靠大声喊叫。而是要事先制定妥善的计划，提出可行方案，分清实施步骤，明确分工负责等。 不然，乌合之众，一哄而散，就表明这个组织和成员在政治上很不成熟。       我曾阅读过一篇很好的《六四反思》的文章，说道：“ 妥协仅是解决争端的方式，不是最终目的，更不会改变极权体制本质 ”。但“妥协可以减缓冲突升级，实现阶段性的目的-即体制内改革派有话语和主导权，从而避免镇压，并有可能走向深化改革机会。这一目标在当时国内社会条件与国际政治环境是具有可行性的。 但学潮自身的街头政治性质使政治目标与行为方式分裂，情绪高于理性，自由压制秩序，造成学生和社会各界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       早有西方学者提出，妥协和谈判是一门艺术。因此，学会妥协，掌握谈判技巧，对每一位真民运人的民主素养的提高都非常重要。 2. 认知能力        应该承认，任何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一定局限的。真民运人要十分注重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不断提高我们在各方面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了解本国历史与现状，学习国际民主运动历史和现代经验。 从而帮助我们所从事的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 3. 公共沟通能力        本人自从事海外民主运动以来，参加过几十场次民运会议了。座谈会、研讨会、甚至重要的大型集会，经常出现插话，抢麦克风，或大打出手，最后导致大家不欢而散的场面。这都是因为大家不能理性表达，缺乏公共沟通能力，形成情绪对立，进而发声冲突。 因此，能与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理性沟通。 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也能让对方正确理解自己的意思，从而达成一致意见。使会议成功而顺利，使我们的民运组织健康发展壮大。 4. 组织能力与纪律        民主运动若缺乏组织伦理，没有程序，没有纪律。就容易引起内部失序、纷争、分裂。       每一场民主行动的成功举行，都需要领袖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这里，民主团体的领袖严格按程序办事和严格执行纪律是十分关键的因素。我们华人组织，多注重面子和人情，却往往轻视纪律的执行。这是民运组织的领袖特别应该改进的。 结语：无需讳言，中国民主运动，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许多争议。山头林立，夫妻店，永久主席，派系争斗，个人崇拜，“逢中必反”，双重标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位真民运人都应该重视，并思考寻求克服、解决之道。严格以民运道德标准规范自己，不断操练自己的民主素养，无疑会极大提升中国民主运动水平！ 2026年6月3日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Moral Integrity and Democratic Literary Attainment...

文章来源：@baodiantimes 本文系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发布平台所有，非本人原创。 转载者：付静争 1989年6月4日刺耳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距今已整整37年。时间在流逝，但那天留下的问题，从未真正得到回答。有人说，这段历史早该翻篇；也有人始终坚持，死难者与受迫害者理应被铭记，血案的责任方理应被追究。而在所有这些争论之上，还悬着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六四，究竟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存在怎样无法切割的内在联系？ 今年的周年纪念日前夕，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渠道正式发布马尔科•卢比奥国务卿的声明，以中文向世界重申这段历史。声明中写道： 6月4日是中国共产党命令其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数以千计的和平示威者发动攻击37周年，全世界都铭记这一天。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平民，为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并要求民主改革以及对腐败究责而遭到杀害。我们缅怀他们的生命，并向他们的业绩致敬。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那些为捍卫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做出牺牲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也许天意使然，我们永远不知道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官方封锁了数字，销毁了档案，连遇难者的名字都成了禁忌。这个无法填补的空白，本身就是一种罪。正因如此，我们才年年都要纪念、回忆、揭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因为：一个连死亡人数都无法言说的民族，是一个尚未从伤口中醒来的民族。 这份声明之所以令我感到震动，不仅因为它来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机构之一，更因为它用中文、用清晰的语言，说出了一件在中国境内被系统性压制的事实。37年间，审查机器不断升级，关键词被屏蔽，亲历者被噤声，历史课本里这一页从未存在过。 我在加拿大曾经问过许多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对六四仍然一无所知，只有极少数人来到加拿大之后，才第一次听说了那个夜晚。看着他们茫然的眼神，我不知道该愤怒还是心疼，他们不是冷漠，他们只是从未被允许知道。这种感受让我更加确信，我们在海外发声，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 遗忘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被中共精心设计、主动维护的一种状态。"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朴素而坚硬的真理：权力可以压制记忆的流通，却无法消灭记忆本身。只要还有人记得，历史就没有死去。 纪念不只是悼念，它必然包含一个道德层面的追问：是谁下达了命令？谁对数以千计的生命负责？多年来，六四重新评价的呼声之所以被视为威胁，恰恰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被正式提出，就意味着要触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 声明提到，那些聚集的平民"为行使天赋权利而遭到杀害"，这不是模糊的历史表述，而是对加害与被害关系的清晰界定。"天安门母亲"群体三十余年来坚持记录遇难者名单、寻求官方对话。每次读到她们的名字，我都感到一阵刺痛，那些母亲，用一生在等待一句本不该需要等待的话。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永远缺席。 1989年走上街头的学生与工人，要求的并非推翻体制，而是对话、透明与反腐，这是一次改革的呼唤，而非革命的号角。中共的血腥镇压终结了这场运动，却始终没有解决运动所回应的深层矛盾。此后数十年，经济腾飞的表象下，政治体制的封闭性愈发明显，公民社会的空间愈发收窄。 这意味着，六四不仅是一段需要被铭记的历史，更是中国政治转型路途上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没有对那段历史的正视与和解，任何关于中国走向的讨论，都将是建立在裂缝之上的。"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我愿意相信这句话，不是因为天真，而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强权可以永远将真相压制于地下。 有人或许会问：一纸外交声明能改变什么？我理解这种疲惫，这种质疑。但我更清楚地知道：对于那些无法在国内公开发声的人而言，外部世界的每一次发声，都是一种支撑。它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被遗忘，这段历史没有被遗忘。包括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将永远铭记在心。 美国驻华大使馆选择以中文发布声明，显然意在让这些文字穿透语言的屏障，触达那些正在翻墙寻找真相的人。记忆需要被反复重申，才能对抗遗忘的侵蚀。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说，继续写，继续让这段历史存在于可以被看见的地方。 烛光不能让坦克后退，但它能让黑暗变得不那么绝对。37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海外各个平台纪念六四，是因为那些生命值得被铭记，是因为那些追问从未得到回答，更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真正走向未来的中国，终究必须回望那个血色的六四，诚实地面对自己。 历史不会因为中共的沉默而消失。正义，终有一天会到来。@baodiantimes （图片均为转载者付静争在洛杉矶领事馆前抗议与演讲照片）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In Commemoration of June 4th Article Source: @baodiantimes This article is a reposted piece.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the original publishing platform,...

作者：朱晓娜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六四”从来不是一个被完整讲述的历史事件。在国内，我只零星听到过几个词：“坦克”“大学生”“天安门”。这些词像被切割后的碎片，彼此孤立，无法构成完整的历史画面。关于19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与主流媒体中都未曾获得完整信息。 说来有些奇怪，一个影响了无数人的历史事件，却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只剩下几个模糊的名词。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会去追问。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长一段历史，在我的认知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直到来到美国之后，通过不同的信息来源、历史资料，以及参与纪念活动，我才逐渐拼凑出那段历史的基本轮廓。   那是一场围绕改革与公共诉求展开的社会运动，并在1989年6月以悲剧方式结束。此后，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长期被限制讨论与公开表达。我也逐渐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六四”的理解仅停留在零散词语，甚至完全空白。并非因为他们不愿了解，而是因为信息本身在结构上被长期隔离。   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代人只能接触到符号，而无法接触到叙述时，这种“集体性遗忘”究竟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被刻意塑造的结果？   2026年6月4日，我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参与了六四三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夜幕降临，人群逐渐聚集。有人点燃蜡烛，有人摆放鲜花，有人静静站立，也有人低声交流那段历史。 现场没有喧嚣，但气氛是沉重而克制的。在这里，那些在国内被压缩成关键词的记忆，以完整叙述和公开表达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我也有幸参与了一段六四纪念诗歌朗诵，其中一部分由我朗诵： “当鲜血流过长安街，夜色比枪声更沉重。 有人在恐惧中学会沉默，也有人在沉默中选择坚持。 不是所有人都被迫遗忘，总有人在时间深处守住记忆。” 在漫长岁月中，总有人在深夜轻声追问：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一天的经历。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零散词语。想起曾经对那段历史的陌生与空白。也想起纪念现场那些默默点燃蜡烛的人们。我忽然明白，纪念并不只是为了过去。它也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对于我而言，这次纪念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参与，更像是一堂迟到了很多年的历史课。它让我从一个只听过几个词语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了解历史、记住历史的人。或许我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我知道了那一年发生过什么，也知道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愿意在每年的六月，点燃一支蜡烛，守护一段记忆。因为记忆不只是为了回望过去。也是为了告诉未来的人：有些事情，可以被尘封，却不应该被遗忘。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An Ordinary Person's Perception and ...

作者：张宇     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相似的感觉。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仿佛终于穿过了一道无形的墙。 从此不再需要翻墙看新闻，不再需要担心朋友圈里哪句话会被举报，不再需要在发言之前反复斟酌哪些词能说、哪些词不能说。许多人相信，只要离开中国，专制的阴影就会停留在过境线的另一边；只要身处民主国家，自由便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空气。 然而，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有的人参加了一场和平集会活动，几天后，国内父母接到派出所电话； 有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文章，随后亲属被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 有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谈论人权、民主和自由，结果家乡的亲人被国安局约谈； 还有的人只是转发了一条敏感新闻，便遭遇网络骚扰、账号举报、匿名威胁，甚至工作和学业受到影响。 他们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甚至已经取得当地公民的身份，但一种熟悉的恐惧却从未真正离开。 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所在国家政府，而是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北京。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不断扩张的一种权力形式——跨国镇压。 它不再满足于控制中国境内的声音，而是试图将审查、监控、恐吓和政治压迫延伸到海外。对于中共而言，国界并不是权力的边界，只是权力投射的起点。它希望所有中国人，无论身处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伦敦、悉尼，都能够感受到同一种压力：不要说不该说的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不要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事务。 于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出现了。 当海外华人在民主国家享有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时，却仍然要担心国内家人的安全； 当他们拥有集会和抗议的权利时，却仍然害怕被拍照、被记录、被列入某种看不见的名单； 当他们终于获得公开表达观点的空间时，却发现中国共产党仍然试图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必须沉默。 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影响力。 它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恐吓，一种针对海外华人社群的政治控制，也是一种对民主国家主权和法治原则的直接挑战。 因为一个外国政府如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制造寒蝉效应，能够通过骚扰、威胁和监控压制当地居民的言论自由，那么受到侵蚀的就不仅仅是个体权利，而是整个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长期宣称自己尊重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内政。但当它试图把自己的审查制度、维稳逻辑和政治恐惧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它正在做的，恰恰是对其他国家主权最直接的侵犯。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是海外中国人的私人困境，它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国际政治问题。它关乎自由，关乎法治，关乎一个专制政权是否有权把自己的恐惧输出到全世界。 更关乎一个根本的问题：当一个人离开中国之后，他是否仍然有权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镇压延伸到海外？ 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关注海外异议人士，是因为害怕反对声音。 但事实上，这只说对了一半。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那些脱离了它控制范围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共产党拥有庞大的维稳体系。它控制媒体，审查网络，监控通讯，管理出版，限制集会，打压异议。通过几十年的高压治理，它已经建立起一套几乎覆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控制网络。 然而，一旦有人离开中国，这套体系便出现了裂缝。 当一个中国人身处纽约、伦敦、多伦多或悉尼的时候，他第一次拥有了过去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不受审查的信息环境。他可以阅读被屏蔽的历史资料；可以接触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公开批评执政党而不用担心警察敲门；可以参加集会，可以接受采访，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 对普通人来说，这叫自由。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叫失控。 因为极权统治最核心的基础，从来不是武力，而是信息垄断。 共产党能够长期维持统治，并不仅仅依靠警察、监狱和摄像头，更依靠对现实解释权的掌控。它决定什么是历史；决定什么是真相；决定什么能够被讨论；决定什么必须被遗忘。 而海外华人的存在，恰恰打破了这一切。一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中国人，既了解中国社会，又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他能够用中文传播信息；能够向国内亲友讲述不同的观点；能够把被掩盖的事实重新带回中文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了一座连接自由与封闭世界的桥梁。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因为对于一个依赖信息控制的政权而言，最危险的不是外国政府，不是国际媒体，甚至不是街头抗议。最危险的，是一个会说中文、了解中国、又不再害怕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长期以来不断试图把自己的控制力延伸到海外。它害怕的不仅仅是某个异议人士发表文章，它害怕的是这些文章被更多中国人看见；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场抗议活动，它害怕的是有人发现，原来中国人也可以公开反对政府而不被逮捕；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段视频，它害怕的是视频背后所代表的事实——共产党并不是不可批评的，权力也不是不可质疑的。 对于民主社会来说，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公民权利。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们意味着一种致命威胁：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除了共产党讲述的世界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因此，跨国镇压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政治报复。 它是一场针对思想的围堵。 共产党试图通过骚扰、恐吓、监控和施压，让那些已经身处自由世界的人，继续按照中国国内的规则生活。它希望你人在美国，但思想仍然停留在防火墙里；它希望你拥有言论自由，但永远不敢使用它；它希望你能够看到真相，却不敢把真相说出来。换句话说，它希望把中国变成一种随身携带的监狱。而这恰恰暴露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不安全感。 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会害怕自己的公民出国。 一个真正稳固的制度，不会害怕人们接触不同观点。 更不会因为几篇文章、几场集会、几条社交媒体发言，就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进行追踪和打压。 只有那些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统治，才会如此恐惧自由。 因为它知道，一旦人们开始自由思考，开始比较不同制度，开始独立判断是非，那么权利长期精心构建的神话，就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人。 它针对的是自由本身。 它试图告诉所有离开中国的人：即使你跨越了国界，也不要试图跨越恐惧。 对于许多离开中国的人来说，移民、留学或者流亡，曾经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他们以为跨过海关，便跨过了恐惧；离开故土，便离开了审查；来到民主国家，便能够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那样生活。然而现实却告诉他们，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当外国政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恐吓居民，当人们在自由社会中依然因为政治观点而感到恐惧，当海外华人被迫进行自我审查，那么被侵蚀的不只是个人权利，更是法治、主权和公共安全本身。 因此，跨过镇压绝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内部事务”。 它是一场针对自由社会的挑战。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审查制度输出到海外，那么今天受到影响的是中国人，明天受到影响的就可能是任何人。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礼物。 它需要被争取，也需要被捍卫。 言论自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人们有权说大家都同意的话，而是因为人们有权说权力不愿意听的话。 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中国，却仍然无法摆脱政治恐惧； 如果一个人在民主国家，却依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一个政权能够让远在海外的人继续生活在沉默之中； 那么受到威胁的，就不仅仅是某个群体，而是自由本身。 中国共产党或许能够监控一个人的手机，能够骚扰一个人的家人，能够向海外输出恐惧。但它无法永远阻止人们思考。也无法永远阻止真相传播。更无法让整个世界接受这样一种逻辑：一个人的自由，应当在国界线前停止。 自由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正因为它不属于某个政党，不属于某个政府，也不属于某个国家。 它属于每一个人。 而任何试图把恐惧输出到全世界的政权，最终都会发现一个事实：国界可以限制人的流动，却无法永远囚禁思想。 离开中国，不一定能够立刻摆脱恐惧。 但正因如此，那些敢于发声的人才显得更加重要。 他们所捍卫的，不只是自己的权利。 而是一个最基本、也最不应被妥协的原则：自由，不应止于国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Freedom Should Not Stop at ...

作者：陈立群 各位朋友、各位同道：今天，我们在多伦多再次聚集在一起，纪念1989年6月4日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7周年。37年了。那一夜的枪声、坦克的履带声、鲜血染红的长安街，至今仍在无数人的噩梦中回响。那不是什么“平息动乱”，那是中共政权对和平请愿的大学生和市民，对要求民主、反腐、要自由的中国人，进行的血腥屠杀。它用最残忍的方式告诉全世界：这个党从来不把人民当人。我们已经很多年不再喊“平反六四”的口号了。因为中共早已彻底失去了所谓平反的资格。一个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政权，没有资格审判自己，更没有资格对被它屠杀的人民“平反”。平反的前提是承认错误、承担罪责、接受正义的审判。而中共至今仍在封锁真相、抹黑死难者、监禁纪念者。它不仅不认罪，反而把屠杀包装成“伟大胜利”。这样的党，我们只剩下一个词给它——清算。37年过去，越来越多的真相从北京以外的省市浮出水面。我们看到成都、西安、武汉、长沙、广州、浙江……无数城市都发生过开枪镇压、坦克碾压、秘密处决和大规模抓捕。那些被掩埋的尸体、被消失的名单、被改写的档案，正在被幸存者、目击者和研究者一点点挖出来。这证明六四不是孤立的“北京事件”，而是一场全国性的、有预谋的屠杀运动。中共对人民的恐惧和敌视，从来不是局限于首都，而是遍及整个中国。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浙江省共有上百人被抓捕并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徒刑或劳动教养。其中，仅在集中关押“六四”政治犯的浙江省第四监狱（现乔司监狱），被判刑期在一年以上的政治犯就达45人。 因此，今天我们更要做的，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系统地、顽强地搜集、整理、保存所有屠杀证据：每一颗子弹、每一份死亡名单、每一段视频、每一张照片、每一位幸存者的证词。我们要把这些证据像钉子一样钉进历史，让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抵赖。唯有证据充分，我们才能为未来的大清算做好最坚实的准备。那一天终将到来——不是复仇，而是正义的审判，是把加害者绳之以法、还死难者一个公道、还历史一个真相。 与此同时，我呼吁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六四纪念馆的建设，关注和支持自由雕塑公园的建设。这不是哪一个组织的纪念馆和雕塑公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记忆！它属于所有曾经在黑暗中点过蜡烛、喊过口号、失去亲友、流亡海外、坐过牢、被监控、至今仍心怀恐惧却不愿遗忘的人。它是我们对死难者的承诺，也是我们留给下一代最珍贵的遗产：记住真相、拒绝遗忘、传承抵抗。朋友们，37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中共可以封锁互联网，可以删除历史，可以继续用谎言和暴力维系统治，但它封锁不了人心，抹杀不了记忆，更阻挡不了真相像种子一样在地下生根发芽。 让我们把悲痛化为力量，把记忆化为行动。继续搜集证据，继续支持六四纪念馆，继续支持自由雕塑公园，继续把六四的火种传递下去。直到有一天，当那个作恶的政权彻底倒下，当自由、民主、法治真正降临这片土地，我们可以告慰所有六四的亡灵： 我们没有忘记。 我们一直在战斗。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是陈立群，我在美国纽约。谢谢大家。 2026年6月 多伦多 Speech at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Rally in Toronto on June 4th, 2026 Author: Chen Liqun Friends, fellow advocates: Today, we gather once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