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读牛腾宇母亲写给狱中儿子的生日信 作者：张晓丽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3月12日，是牛腾宇的生日。 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生日本该意味着团聚、祝福和笑声。然而在中国的现实中，这一天却成了一个母亲独自写信的日子。她的儿子无法回家，无法与家人团聚，只能在铁窗之内度过自己的生日。 这封信，来自牛腾宇的母亲。 牛腾宇，1990年代出生，是“恶俗维基案”的主要当事人之一。2019年前后，中国警方对与该网站有关的人员展开大规模抓捕。2020年12月30日，广东茂名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其中牛腾宇被认定为“主犯”，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这一案件之所以引发外界持续关注，与该网站曾被指涉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家人的信息有关。据一些公开报道和网络讨论称，相关资料中包括习近平之女 Xi Mingze 以及其亲属 Deng Jiagui 等人的信息被疑似在互联网上传播。许多观察者认为，这也使得案件在政治上变得格外敏感。 这一案件自宣判以来便引发了持续的争议。家属与部分关注者认为案件在调查与审理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多年来不断通过网络发声、申诉，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社会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今年3月12日，牛腾宇的母亲再次写下了一封给儿子的生日信。信中，她回忆起儿子小时候的生日。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在家中活蹦乱跳的孩子，每一年生日都充满欢笑。孩子清脆的笑声，是这个家庭最温暖的记忆。她曾经以为，这样的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 然而命运却突然改变了一切。如今，她的儿子被关在冰冷的牢房里。信中写道，每当想到儿子在狭小阴暗的牢房里忍受孤独和痛苦，她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那些原本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团聚，如今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封信之所以让人动容，不仅因为它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思念，更因为它让人看到，在一个具体案件的背后，是一个被撕裂的家庭。 很多时候，一个案件真正留下的伤口，并不仅仅在判决书上，而是在一个家庭漫长的等待之中。当权力缺乏监督、司法缺乏透明时，普通人的命运往往显得格外脆弱。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可能被轻易改变，而一个家庭则要用许多年去承受这种改变带来的后果。 长期以来，中共体制下的司法体系始终缺乏真正独立的审判环境。法院、检察机关以及公安系统在政治权力之下运行，使得法律往往不再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而成为维护权力秩序的手段。当案件涉及政治敏感因素或权力核心人物时，所谓的法律程序往往难以摆脱政治意志的影响。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普通公民几乎没有真正有效的救济渠道。上诉、申诉往往陷入漫长而无望的程序之中，而家属为亲人奔走呼喊的声音，也常常被忽视甚至压制。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容忍质疑，不能接受监督，那么司法就很难真正代表公义。 也正因为如此，牛腾宇母亲的坚持显得格外沉重而珍贵。她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公共人物，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母亲。然而在面对庞大的权力机器时，她依然选择发声、选择记录、选择让外界看到这个案件背后的真实痛苦。 在许多类似案件中，承受痛苦的往往不只是当事人本人。当一个年轻人被长期关押，一个家庭也被拖入漫长的煎熬。父母、亲人、朋友都不得不在不确定与焦虑中度过每一天。一个案件的背后，常常是无数个难以入眠的夜晚。 也许，这封生日信并不会被很多人看到，也不会引起多么巨大的关注。但今天，当我读到这封信时，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 因为我也是一名母亲。 当我读到她回忆儿子小时候生日的那一段时，我仿佛看见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影子。孩子在长大，母亲在守望，家庭在平凡的日子里积累着温暖。可是当这样的生活突然被打断，一个母亲要承受的痛苦，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 也许我只是众多读者中的一个普通人，也许我无法改变什么。但当我读到这封信时，我仍然希望把它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在铁窗之外，有一位母亲仍在等待。 她等待的不只是儿子的归来，更是一个关于公义与真相的答案。 A Mother Beyond Prison Bars ——Reflections on the Birthday Letter Written...

作者：王小飞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影响深远的制度模式。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公平、财富再分配以及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而资本主义则强调私人产权、市场竞争以及个体自由。两种制度在理论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在历史实践中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经济表现和社会影响。通过对历史经验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而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激励创新以及保障个人自由方面展现出更强的优势。 首先,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往往面临资源配置效率不足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以国家计划为核心,由政府统一决定生产目标、资源配置以及价格体系。虽然这种制度在理论上可以避免市场失灵和经济波动,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难以准确掌握复杂的市场信息。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指出,市场价格体系本身是一种信息机制,能够反映供需变化并指导资源配置。当价格由行政命令而非市场竞争决定时,资源配置往往出现失衡,导致生产过剩或短缺现象。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制度依靠市场竞争来决定资源分配。企业和个人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从而推动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价格信号快速反映供需变化,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领域。历史经验表明,大多数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采用以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例如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等。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技术创新以及生活水平方面普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其次,在创新与科技发展方面,资本主义制度通常更具优势。创新往往需要思想自由、竞争机制以及对物质激励。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企业家和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创新获得经济回报,这种激励机制鼓励人们不断探索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从工业革命到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大量重要创新都产生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例如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相对而言,在高度社会主义化的经济体制中,创新往往依赖政府主导的科研机构或国家计划项目。虽然这种模式在某些特定领域能够集中资源取得突破,但整体创新生态通常缺乏多样化和灵活性。企业缺乏竞争压力和利润激励,也会降低技术更新的动力。因此,从长期来看,社会主义体系在推动广泛的技术创新方面往往不如资本主义体系有效。 第三,在政治与社会自由方面,资本主义制度通常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相结合。资本主义强调私人产权和个人选择权,这种制度环境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投资、创业或表达观点,这些自由不仅有助于社会活力,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治体系和权力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由于国家在经济和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治权力也往往高度集中。当政府同时控制政治与经济资源时,社会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可能受到限制。权力集中容易导致官僚体系扩大,行政效率下降,甚至产生腐败问题。这种结构性风险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治理方面面临显著挑战。 此外,从个人激励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更强调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收入往往与其劳动、技能和创造的价值相关。这种差异化回报能够激励人们提高工作效率、学习新技能并承担创业风险。相反,如果制度过度强调平均分配,可能削弱个人努力的动力,从而影响整体生产力水平。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没有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危机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也需要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调节。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通过社会保障、税收调节和公共服务等方式缓解这些问题,形成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或“福利资本主义”模式。 总体而言,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技术创新以及保障个人自由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往往面临效率不足、激励机制不完善以及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未来社会的发展可能并不会完全依赖单一制度模式,而是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之间寻找平衡。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ist and Capitalist Systems Author: Wang XiaofeiEditor: Hu Lili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Zhou...

作者：王小飞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偶然性与复杂性。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国共内战的结果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如果历史出现不同的结果——假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那么今天的中国可能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通过比较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可以对这种历史假设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如果蒋介石政府继续在中国大陆执政,中国可能会逐步形成一种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过渡的政治模式。蒋介石时期的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已经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提出逐步实现宪政的目标。虽然在战争和政治斗争环境下,这一制度并未真正落实,但从后来台湾地区的发展来看,国民党政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实完成了从威权统治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因此,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如果国民政府继续在大陆执政,中国可能会经历类似韩国或台湾那样的政治发展路径,即先由强势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再逐渐开放政治制度。  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可能会更早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总体上倾向于市场经济与私人企业的发展。如果这一政策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20世纪下半叶就逐步建立以私营经济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并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有可能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那样,通过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样的发展路径可能会使中国更早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和贸易中心。  第三,在社会结构方面,中国社会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国民政府时期的土地政策与后来的土地改革模式不同,如果国民政府继续执政,农村土地制度可能会以渐进改革的方式进行调整,而不是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实现重新分配。这种方式可能会减少社会动荡,但也可能导致农村改革速度较慢。因此,中国城乡结构的变化可能会更加渐进。  此外,在国际关系方面,如果蒋介石政府继续统治中国,中国很可能在冷战时期成为西方阵营的重要盟友。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中国更多支持,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更早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贸易体系,并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当然,这种历史假设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使在相同制度下,不同地区的发展路径也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同时,战争遗留问题、社会不平等以及政治权结构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历史并不存在唯一的可能结果。  总体而言,如果蒋介石政府在内战中没有失败,中国可能会沿着另一条发展道路前进:在政治上可能经历从威权到民主的逐步转型,在经济上更早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在国际关系上更加接近西方阵营。然而,这一切仍然只是历史学层面的推测。历史已经发生,现实的发展路径也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对这种假设进行思考,更多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理解历史选择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 What Would China Be Like Today if Chiang Kai-shek Had Not Failed? Author: Wang XiaofeiEditor: Hu Lili Proofreader: Xiong Bian...

“三八妇女节” 写给中国受压迫女性的一点纪念 作者：冯仍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又到“三八国际妇女节”。在正常国家，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尊重女性、感谢女性、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日子。但对我这样一个从中国逃出来、如今流亡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每到这一天，我心里想到的却不是鲜花、祝福和热闹，而是那些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因为说真话、维权、参政、纪念历史、追问真相，而遭到打压和迫害的女性。 这些女性里面，有记者，有律师，有母亲，有学者，也有普通公民。她们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她们很多人只是想讲一句实话，讨一个公道，守住一点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可就是这样，她们却被抓捕、被判刑、被长期羁押，被羞辱，被监控，有的人甚至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这样一个现实，实在让人心里沉重。 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流亡者。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中共长期的信息封锁，因为网络高墙，因为对言论的严密控制，很多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那时的我，也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只能活在一个被筛选过、被扭曲过的世界里。来到美国以后，我才慢慢知道，原来这些年有这么多中国女性，在黑暗中承受了那么大的代价。她们替这个民族说出了真话，也替这个民族承受了本不该由她们承受的苦难。 这些年来，公开可见的案例已经很多。像张展，因为去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真相，被中共判刑；黄雪琴，因为长期关注女权和社会公共议题，被重判五年；李翘楚，因为持续发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何方美因为替疫苗受害儿童家庭维权，最后也遭到重判。还有更早一些的曹顺利、倪玉兰、高瑜等，她们的遭遇都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共治下，女人只要不甘心做沉默者，只要敢站出来说一句不一样的话，就随时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过去很多人以为香港还有空间，还有法治，还有表达的自由，可是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很多香港女性也成了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邹幸彤因为坚持纪念六四、坚持发声，被长期关押；何桂蓝因为参与民主初选被定罪；周庭、毛孟静等人，也都因为和平参与公共事务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还有一些流亡海外的香港女性倡议者，连人在海外都仍然被通缉、被威胁，甚至家属都受到牵连。这样的政权，已经不是简单地打压异见，而是把一切不顺从、不配合、不沉默的人，都当成敌人。 让我感到特别沉痛的是，中共对女性的迫害，很多时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打压，而是带着一种更阴冷、更残忍的特点。它不仅要剥夺你的自由，还要羞辱你、摧毁你、孤立你，让你在身体、精神、家庭、孩子这些方面都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女性来说，这种迫害常常更深，更痛，也更让人看清这个制度的邪恶。一个真正自信、真正文明的国家，不会把说真话的女人当成威胁。只有一个极度虚弱、极度恐惧的专制政权，才会连一个记者、一个母亲、一个普通维权者都害怕。 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我每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都很难平静。因为我知道，女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词。女人就是我们的母亲、妻子、女儿，是家庭里最能忍耐、最有担当、也最容易默默承受痛苦的人。如果一个社会连自己的女性都保护不了，反而去压迫她们、侮辱她们、毁掉她们，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文明可言？如果一个政权口口声声讲妇女解放，讲男女平等，结果却把敢于发声的女性送进监狱，把坚持追问真相的女性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对象，那这套宣传就完全是一种无耻的政治表演。 今天我人在美国，离中国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但也正因为离开了那个环境，我反而更能看清，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一批女性，往往不是那些站在宣传舞台上的人，而是那些在压力之下仍然没有放弃良知、没有放弃说真话的人。她们也许没有头衔，没有掌声，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们的名字，但她们的坚持本身，就是对谎言最有力的揭露。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些女性，中国社会会更加黑暗。因为正是她们，在最危险的时候站出来；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开口；在历史被掩盖的时候坚持记住；在整个社会都被恐惧压住的时候，仍然不肯完全低头。她们用自己的苦难，照出了这个制度的本相；她们用自己的代价，让世界知道中共所谓的“稳定”“和谐”“妇女解放”到底建立在什么之上！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三八妇女节”，我更愿意把纪念留给这些真正受苦、真正勇敢的中国女性。她们不是节日宣传里的符号，不是口号里的点缀，也不是官方拿来装点门面的“妇女代表”。她们是中国苦难现实中的亲历者，是强权之下没有低头的人，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彻底麻木的证明。 我写下这篇短文，也是想表达一个最简单的意思：今天纪念中国妇女，不能只讲鲜花和赞美，不能只讲成功和风光，更不能在中共制造的节日气氛中假装一切都很好，真正值得被纪念的，是那些因为坚持良知而被迫害的女性，是那些在监狱里、在看守所里、在监控之下、在流亡路上，仍然没有放弃尊严的人。 她们的苦难，不该被节日掩盖。她们的名字，不该被沉默吞没。她们的勇气，也不该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记忆里。 愿有一天，中国的妇女节不再带着压抑和眼泪，不再有那么多女人因为说真话而坐牢，因为追求公义而受罚，因为坚持尊严而被毁掉人生。到了那一天，中国妇女才算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Their Suffering Must Not Be Covered by a Holiday— A Brief Tribute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to Oppressed Women in China Author:...

作者：缪青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

文：张春宇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在当今中国，许多普通人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失去家园，而是因为“发展”“规划”“城市建设”。在这些宏大的词语背后，是一栋栋房屋被推倒，是一个个家庭被迫流离失所。强拆，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心中最沉重、最愤怒的记忆。 所谓强拆，本质上是权力对个人财产权和基本人权的践踏。在很多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行政命令、断水断电、暴力威胁等手段逼迫居民搬离。补偿往往远低于市场价值，协商只是形式，不同意的人就被贴上“钉子户”的标签，随后面对的是警察、城管甚至黑社会的威胁。 许多被强拆的家庭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有老人被拖出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子，有人眼睁睁看着祖辈留下的家园在推土机下变成废墟。有人试图通过法律维权，却发现法院往往与地方政府站在同一边。申诉无门，媒体沉默，网络帖子被删除，受害者的声音被一层层封锁。 更令人痛心的是，强拆往往伴随着暴力和伤害。全国各地曾多次出现居民自焚、跳楼抗议的悲剧，这些极端行为不是冲动，而是绝望。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把普通人逼到用生命去抗议的地步。 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应当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任何公共建设都应建立在公开、公平和自愿协商的基础之上，合理补偿、充分听证、尊重居民的选择，而不是以权力压迫个体。 我们反对强拆，并不是反对城市发展，而是反对以牺牲普通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发展。真正的进步，不是高楼林立，而是每一个人的尊严都被保护。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人。当一个家庭为了守住自己的房子而孤立无援时，当推土机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时，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伤口。因此，我们必须发出声音：停止强拆，尊重产权，保障人权。没有正义的发展，终究不会长久。 When Bulldozers Roll into Your Home: Protesting the CCP's Forced Demolitions By Zhang Chunyu Editor: Geoffrey Jin Proof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