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连载

总则概述：公民宪法的灵魂 作者：程伟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林小龙 翻译：吕峰 引言：一部优秀的宪法乃法治之魂 在历史的洪流中，宪法的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权力，更在于勾勒出一个国家的精神与未来。《公民宪法》以民治、民主、民权、民生、民族为核心政治理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宪政蓝图。其第一章总则，作为宪法的灵魂篇章，明确了国家、宪法和军队的定义，明确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以特别条款为宪法注入了特别的权力制约体系。《公民宪法》以民治为核心，超越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范式，勾勒出未来公民自治型社会的愿景。本文将初步解读第一章内容，并在后续文章当中逐条解读每一条款的详细内容，揭开《公民宪法》的思想内核，带领读者走进中国民主未来的宏伟蓝图。 一、公民宪法的精髓：民治为魂 《公民宪法》是以“民治”为核心的全新政治哲学，由民治逐步推导出民主、民权、民生和民族，民治是“1”，民主、民权、民生、民族以及更多的公民权利则是“1”后面的“0”，没有民治这个“1”，有再多的“0”都是毫无意义的存在。民治由两个核心理论组成：一为公民自治，即自我管理，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以及权利与义务，一个人处于社会中有义务进行自我管理，公民负有义务的同时则享有对等的权利，享有权利的同时则需要负有对等的义务；二为公民治理国家，公民治理国家是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国家是公民组成的国家，是公民治理国家，而非国家（统治者）统治公民。这一核心理念打破了传统政治的精英垄断权力、王权（皇权）垄断权力的传统政治理论，主张公民不仅是权力的来源，更是治理的主体。是由公民来治理国家。 由民治出发，引导出民主为公民表达意志的机制制度，即为民主之制度；因有民主之制度，方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公民权利，即为民权；因公民有了民权，公民能有效行使民权，以建立一个关注公平与福祉的社会，即为民生；公民的生存得以更好的保障，人们才有更多的可能复兴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能守护国家的独立与文化传承，民族即民族之文化。《公民宪法》以民治为根，串联起民主、民权、民生、民族，形成一个逻辑闭环的政治理论体系，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政治体制提供了理论支点。 二、《公民宪法》的核心内容：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总则作为《公民宪法》的开篇，奠定了宪法的基调与框架，其内容涵盖以下关键要素：  国家的定义：第一章明确国家为“民治之国”，主权完全归于全体公民。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更是公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旨在实现民治之下的公平、正义与繁荣。  宪法的定义：宪法被定义为国家的最高法律，超越一切权势，确保民治、民主、民权、民生、民族的原则贯穿治理始终，确保国家的法治根基牢固，公权力的来源正当。  军队的定义：军队被定义为“公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其核心职责是保卫国家主权与公民权利，而非服务于任何个人或派系，杜绝军事干政的可能性。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包括言论、结社、信仰等，同时负有参与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的义务。民治理念贯穿其中，鼓励公民通过选举、监督与直接参与，共同塑造国家的未来。  宪法的特别条款：第一章引入创新的特别条款，为宪法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提供保障。这些条款允许在特殊情况下调整治理机制，以应对危机或重大社会变革，确保宪法的生命力。 三、公民宪法对中国民主的启示 《公民宪法》第一章以民治为核心，勾勒出中国民主的独特路径。它回应了西方民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避免了过度集权与民粹主义的双重陷阱。通过将公民自我管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公民宪法》赋予公民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打破了传统政治的被动参与模式。同时，其对军队的严格定义与公民权利义务的平衡设计，确保了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条款的设置则为宪法注入动态适应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技术革命、全球化等新挑战。在当今世界，民主的实践面临诸多困境：西方民主饱受分裂与低效之苦，威权体制则难以回应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公民宪法》提供了一种“第三条道路”，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又吸纳了现代民主的普世价值，并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世界主流政治体制发展的方向。它不仅是一部法律文本，更是一场关于中国民主未来的思想实验，也是全体中国人相互签署的共同契约，激发我们思考，促使我们团结：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与文化自信的同时，赋予公民真正的治理权力？ 结语：迈向民主的星辰大海 《公民宪法》第一章总则以民治为魂，勾勒出一幅令人振奋的民主图景。它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未来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植根于自身文明的创新实践。践行民治、民主、民权、民生和民族政治理念，促进中国迈向一个自由、民主、正义、平等、求实和繁荣的未来。 点击查看《公民宪法》原文 ...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校对：林小龙 翻译：吕峰 世上最怕鬼的，不是病弱之人，不是孤魂野宿的孩子，而是手里握着刀子、腰上挂着印章的那些“大人”。 他们说自己无所畏惧，铁腕而威严，号称一声就能让千万人肃立如僵。但只要一个死人名字被人低声提起，他们就如同看见了厉鬼：眉毛竖起，耳朵发抖，腿脚不由得发软，急急忙忙把嘴堵上，把海边封了，把花束扔走。 奇怪么？不奇怪。 因为鬼不可见，所以最难防。活人你可以关，报纸你可以删，手机你可以查，但死人呢？死人什么都不做，却偏偏什么都能做。一个死人若活在记忆里，便比千军万马还要厉害。于是他们怕死人，怕得比怕活人还厉害。 我听说好些名字不能提，提了就是“寻衅滋事”。寻衅？谁寻谁的衅？一个躺在海里的骨灰，如何去寻活人的衅？倒像是活人自己寻着鬼，日日夜夜不让它安息。 古时候，人们敬鬼神，祭之以酒肉，图个心安。如今政权怕鬼魂，见之如仇敌，怕得要把海封上，把风管住，把浪也圈起来。仿佛风若呼一声，浪若翻一下，就会喊出那个名字。 于是出现了奇观：世上最强大的政府，拥有最庞大的警察队伍，最尖锐的机器，却要耗费千百人力去对付一把纸灰，一束花，一声低语。 有人在海边轻轻放下一朵花，转身就走。 花没开口，海没作声，只有浪一层一层打过来。过后几个人半夜冲到他们家里，紧张得像大战之前，把放花的人投入监狱，想把记忆踩进暗无天日的深渊中。我心里忽然明白：原来他们不是在踩记忆，他们是在踩自己心里的影子。 这影子是什么？是怕。 怕一个死人被记起，怕一个名字传下去。怕久了，就连空气里都充满那名字。你越怕，它越近。你越压，它越响。于是，他们像和空气打仗。手里拿着刀，却砍不着空气；砍不着，就只好乱砍活人。 我笑他们像夜里怕鬼的孩子。孩子怕鬼，拉着被子捂头，还要喊“我不怕我不怕”。喊得多了，正好证明他就是怕。 他们也一样：号称强大，偏要天天警惕一个死人；口口声声稳定，偏要四处捕人；整日嚷嚷信心，偏要删帖删得手忙脚乱。这不就是捂头喊的孩子么？只不过孩子丢的是觉，这些“大人”丢的是脸。 死人本无害。死人若真有害，那只能说明活人的心亏。你若心正，他就是灰；你若心虚，他就是鬼。 可惜他们宁肯把死人当鬼，也不敢让死人当人。 于是海不能望，碑不能立，花不能放，名字不能说。一个国家几亿人，竟然要与一个名字决斗。斗来斗去，名字还在，人心也还在。到最后，只剩他们自己被名字逼得发狂。 “中国人的脊梁，总是从死人那里长出来的。”——这话怕是真的。 因为活人弯腰，死人反而直立。死人直立着，便成了镜子。镜子照见谁低头了，谁弯腰了，谁在替权力磕头。 所以他们最怕镜子。怕死人立着。怕死人在记忆里站直。怕活人看见后，心里也要试着直一回。 他们可以堵嘴，却堵不了心思；他们可以删字，却删不掉回声。名字被禁，名字反而更响。就像一口井被板子盖住，底下的水声反而闷得更沉。时间一长，板子还是要烂开，水要冲出来。 怕鬼的政权，其实早就是鬼。 他们活着，却日日担心阴魂，夜夜检查墓碑，连死人都不敢让人去祭。活人怕死人，死人却让活人失眠。若真有鬼，鬼大约也是笑的。笑活人劳师动众，弄出一个笑话：生人怕死鬼，死鬼反成主人。 我在心里冷冷地想：连死人都怕的统治者，还能怕谁呢？他们怕的是影子，怕的是空气，怕的是自己。 终有一日，他们要被自己吓死。到那时，也要进墓地。他们到那边去，大约还得继续抓鬼。 A Ruler’s Word Is No Jest: A Regime Afraid of Ghosts Author: Zhang Zhijun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er: Lin XiaolongTranslator: Lyu Feng The ones most...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有件大好事，人人谈得热闹：“国库要补窟窿了。” 窟窿倒不是城墙下的那个洞，而是深不可测的铜盆，只不过盆里原来是满的，后来变空了。空了便响，引来了新的规矩。 ...

第一章 第三节 作者：程铭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1937年7月7日，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夜间作战演习，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装填了弹药”。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中远远地、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墙，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这是一个寂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10点40分，演习行将结束时，众多官兵都听到了几声枪响。 小队长野地伊七以为，这是演习士兵误发的空包弹。但清水节郎以及几名参加过“满洲事变”的老兵却叫喊起来了，“是真子弹”。在片刻的惊愕后，清水节郎吹响了集结号，并让各小队清点人数。 清点的结果，是一名士兵不见了。对此，清水节郎怒不可遏，他命令兵曹岩谷兵治、上等兵内田太郎立即骑马去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情况。与此同时，他命令部队展开队形，“决心断然膺惩，作了应战的准备”（《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但几乎是两名传令兵刚刚离开，那个失踪的士兵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叫志村菊次郎的新兵在演习时迷路了。“在走上回途时，弄错了方向……没有找到中队，急得到处乱转”。几十年后，他的那些同伴这么追忆他的形貌：小队长野地伊七说，他时年20岁，“是从东京附近入伍的当年兵”；而与他同年入伍的福岛忠义谈道：“他是一位认真老实、不引人注目的男子，大概是由于肥胖的缘故，动作略显迟钝，但脑子不笨……” 清水节郎左右为难。他让两名传令兵送去的消息，既包括“非法射击”，更包括“士兵失踪”。与后者相比，那几声来历不明的枪响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之后的中队的行动，虽多方考虑，难下决心……（直到午夜）终于下了决心，撤离现场移动到西五里店”（《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凌晨一时，清水节郎中队抵达西五里店。但这时候，这个貌似阴差阳错的插曲，已在几十里外的北平城引发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一木清直大队的出动。11时57分，两名传令兵赶到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了“非法射击”和“士兵失踪”。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时年45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当即下令集结部队，开赴卢沟桥边的宛平城。他后来谈道：“虽然我不会因仅仅受到射击就大惊小怪，但我觉得部队少一个人则是大事，于是决心进行警备集合。”与此同时，他也拨通了北平城内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牟田口廉也命令说：“速到现场，完成战斗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叫出来进行交涉。”（《步兵17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年12月） 这么一来，这个消息就从卢沟桥传到丰台、又从丰台传到北平城了。又何止于此？在接过一木的电话后，牟田口廉也立即知会了驻北平使馆武官、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让他与驻北平的29军进行交涉。而松井太久郎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立即打开毗邻卢沟桥的宛平城门，让日军连夜入城寻找失踪士兵。 但，听到这个要求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却顾虑重重、疑窦横生。 作为29军副军长，秦德纯兼任北平市市长，是“华北自治”的产物。1935年12月，在勒逼南京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等派出机构后，29军军长宋哲元出任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也成为北平市市长。上任一年多来，他目睹了日本人威逼利诱、分离华北的种种手段，“每日均有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次……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与此同时，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军事举措，更让他深感警惕。 首先是日本的大举增兵华北。自从《辛丑条约》签订、日本获得在平津铁路沿线的驻兵权以来，三十余年间，华北驻屯军始终维持在一两千人的规模。但1936年4月18日，东京宣布增兵华北，并且事先没有知会中国政府。一个多月后，华北驻屯军升格为“中国驻屯军”，人数从1771人猛增到5774人，“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它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那么，秦德纯能够想到吗？石原莞尔的本意是以此阻止关东军对华北的插手。之所以采取“永驻制”，也为了避免满洲部队被派到华北。他后来谈道：“这件事成了华北事变的原因，痛感当时如不采取这样办法，而以统帅的威力扯住关东军的手可能好些。” 而在增兵华北之后，则是扼守丰台。派驻北平郊外的部队原定驻扎在冀东傀儡政权的首府通州，但在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坚持下，它改驻丰台。那就是人数七百余人的一木清直大队。据说，梅津的理由是日本只有铁路沿线驻兵权，无权驻屯通州；但在千万中国人看来，此举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祸心：作为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的交汇处，丰台是北平咽喉；更重要的是，在冀东分离、长城两侧被划为非武装区后，北平已沦为一座孤城，它的唯一出口就是西南方向的丰台、卢沟桥地区。一旦卢沟桥失守，北平将旦夕沦亡。 1936年年底，在视察华北时，石原莞尔也注意到了这个因素。在《调整日华邦交要领》笔记里，他曾经写下，“丰台的兵力要转移到通州，确保通州、天津，明确冀东的防卫态势”。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半年过去了，这支部队始终没有移防。 更让人警惕的，还有1937年夏天以后的卢沟桥动态。从6月份开始，一木清直大队就日复一日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作战演习。尽管它的名义是普及几个月前下发的《新步兵操典》，但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夜袭卢沟桥、封锁北平城。也是这个月份，一个影影绰绰的说法就在北平城内传开了，“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而所谓“柳条沟”就是满洲事变的爆发地。更不必说，这一天正是7月7日，日本采取西历后的“七夕的晚上”。 所有这一切，都让秦德纯不能不认为，所谓“士兵失踪”、“入城搜查”不过是借口，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是一举控制卢沟桥，进而占领北平城。为此，这个深夜，他语气决绝、然而多少留下几分余地地表示，“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得进城检查。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在此之外，为解决所谓“非法射击”问题，他派出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外交专员林耕宇以及绥靖公署副处长周永业三人，连夜前往东交民巷，与日本人进行紧急交涉。 就在王冷斋等人赶到东交民巷时，松井太久郎、牟田口廉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个士兵并没有失踪。 消息来自一木清直。大约2时3分，一木大队与清水中队在西五里店会合了。得知志村菊太郎已经归队后，一木一边派人知会北平，一边命令部队照常行进，并包围宛平县城。他后来谈道：“作为我的想法，既然从部队长那里接受了交涉的命令，却又因志村归队而中止，则中国方面将如何宣传不得而知……所以这回无论如何必须进行严重交涉。”（《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也就是说，一木决定将错就错，趁机扩大事态。他唯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包围宛平、“入城搜查”的新借口。而在他看来，这个借口也是现成的：有人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这个人或许躲在宛平城内。 这个蛮横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也成为北平城内松井太久郎的依据。在双方的唇枪舌剑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大约3时20分，一木大队的几百名官兵逼近了卢沟桥、宛平城。为震慑中国方面，一木命令炮兵中队先占领一文字山，并架起大炮。这个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小山丘，距离宛平县城不过一箭之地。从这里射击，炮弹可以直接落入宛平城内。紧接着，又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发生了：不等一木发话，通信班班长小岩井就将电话线从丰台一直铺到了西五里店，“经丰台中转可直接与北平通话”；一木清直后来谈道：“安装电话是小岩井的一大功绩……在我向联队长上报这边的情势、促成战斗决心，这电话帮了大忙……” 几乎是电话刚刚架设完毕，牟田口廉也打来了电话。他告诉一木，几分钟前，中日双方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卢沟桥进行现场交涉。一木再也忍不住了。他告诉牟田口廉也，中国军队正袭击他的部队，“此时交涉根本没用，我认为占领卢沟桥后交涉会更好些”。后来，他这么解释着自己的用意，“我想，不能让战争打不起来，因此向联队长作了夸大的陈述”（《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对夜袭卢沟桥的要求，一开始，牟田口廉也含糊其辞。他暗示一木，“对于这件事，北京的中国军队不至于全面调动”。对此，一木更加急切地说：“既然尚未全面调动，便是个机会……在此之际，我认为猛打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上策。” 在片刻的沉默后，牟田口廉也终于表态了：“可以打。” 一木惊喜不已地问：“真可以干了吗？” 牟田口廉也说：“可以干……我们对一下表，现在是4点20分，没错。” 一年以后，面对众多同僚、记者，一木清直不无得意地谈道：“我万万没有想到联队长会批准可以干，有些意外之感……然后真的干了。7月8日上午4点20分！这是事变开始的时间。”（《朝日座谈会》，1938年7月） 在得到牟田口廉也的批准后，一木当即下令埋锅做饭，准备拂晓攻击。一个多小时后，尽管中日联合调查组已进入宛平城，尽管这一行人中包括他的顶头上司、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以及特务机关的樱田少佐等，但一木还是以不管不顾的姿态，下令开炮。一时之间，一发发炮弹从一文字山上呼啸而下，落入了宛平城。 卢沟桥的星火，就这样被点燃了。但直到此时，无论中国的秦德纯、张自忠，还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驻北平使馆副武官今井武夫少佐，都还试图着将它熄灭下去。此后八年，在几乎任何一次的中日和平交涉中，今井武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就从他斡旋“卢沟桥事变”开始。 今井武夫，1898年生，日本长野县人。作为中日战争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他亲历了那个终生难忘的夜晚：几乎刚刚睡下，卢沟桥的消息就传来了。在一墙之隔的牟田口联队会议室，他看到一个个军装严整的军人纷纷赶来，并亲耳听到牟田口廉也对一木清直行动的许可。而天麻麻亮的时候，他还召集了在北平的各国记者，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后来回忆说：“在勉强只能辨认出面容的晓色朦胧中，天井里放了几条长凳。大家坐在新绿的槐树荫下，听我发表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今井武夫回忆录》） 十几分钟后，记者们散去了。在参拜招魂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后，天下起雨来。今井武夫后来写道：“恰巧就是在这一时刻，西南方响起了大炮声，震撼着云低雨蒙的昏暗天空……也许可以说是天意吧，这时候开始下起的雨，竟变成了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霪雨，最后使华北的旷野浸在洪水之中……” 而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今井开始回顾几天来的蹊跷际遇。 6月26日，昭和天皇的姨父、在日本拥有大量信众的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北平，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次日，他邀请今井武夫见面，并旁敲侧击地问起了华北驻屯军的情况。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行将结束时，大谷才透露了他的来意。原来，过去几天，那个“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的消息也传到了东京。对此，刚刚上任二十多天的近卫文麿首相既惊又疑，这才派出大谷光瑞前来调查中国驻屯军的动态。 无独有偶的是，也是这一天，29军宣布北平城实行夜间戒严。紧接着，陆军省军事课的冈本清福中佐也来了，他担负着和大谷同样的使命。不过委派他前来调查的，是预感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石原莞尔。 更蹊跷的还在后头呢！7月6日也就是事变前一天，今井前往医学博士、原北洋政府秘书长陈子庚的家里赴宴，不等开席，一个不速之客就匆匆赶来了。来者是冀北保安司令、一向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石友三。石友三语出惊人地说：“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今井武夫大吃一惊。他宽慰石友三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但石友三却不肯透露消息的来源，他恳求说：“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队，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作战意图。请你务必转告贵军，不要去攻击他们。”（《今井武夫回忆录》） 凡此种种，都让今井武夫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个清晨，他打电话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表达了自己对事件“不扩大”的立场。桥本群满口赞成，并授权他予以斡旋。平息事态的第一个转机出现了：当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桥本群的表态，代表了驻屯军的态度。 紧接着，当晚7时许，又一个转机出现了。这一天，在瓢泼大雨中，今井武夫奔波了一整天，几乎一无所获。他后来谈道：“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冀察政权的要人们似乎是在什么地方开会，（上门拜访时）他们家里的人一律回答说，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并）避免和日方见面。”但入夜时分，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他再次前往秦德纯的私宅。 在秦宅外，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卫拦住了他，“说什么也不允许过去”。正不知所措之际，恰巧他的老熟人、132师师长赵登禹从宅院里出来。今井武夫赶紧叫住了他，请他代为疏通。他后来谈道：“赵师长是个老好人，他略微踌躇了一下，好像是改变了主意似的。尽管刚刚出来，又跑进里面替我斡旋去了。” 就这样，几分钟后，今井武夫见到秦德纯了。在简短的会谈后，双方都认可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方面一言不发，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而当今井武夫一身疲惫、冒雨赶回北平武官室时，一个更重大的转机在等待着他。这一天，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也作出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决定。他们发来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这个命令言简意赅：“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 这个命令，让今井武夫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Chapter One: The Young Prime Minister(Part three) Author: Ming Cheng Editor:...

宪法第六条：保障国家领土的完整     作者：何清风 编辑：程铭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引言：    宪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其意义在于背后所承载的思想体系与治理逻辑。本宪法第六条所规定的，是国家领土的性质、范围以及归属方式，这一条款涵盖了国家存续与主权完整的根本保障。倘若没有清晰的领土观念，国家便无法更好的维护公民赖以生存的空间，若缺乏合理的领土制度设计，终将导致主权领土的丧失，以及成为政客交易的筹码。因此，本条是奠定国家领土基础的重要法理依据。 一、领土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    本条开篇即言：“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领土是固有的疆域，是全体公民赖以生存的家园，非经国家立法院以特别案表决通过的，不得减少任何领土。”这一条款明确两层含义：    其一，领土是“固有疆域”，并非可随意分割或放弃的交易物，国家的疆域从历史与现实中延续而来，承载着无数代人的耕耘、文化与生存记忆。将其定义为“固有”，意味着领土不是某一届政府的私产，而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家园。    其二，任何对领土的减少必须经过“特别案表决”。特别案不同于一般性法案，其门槛更高，代表程序更严谨，不仅要在立法院获得通过，且表决程序包括公民投票表决。这体现了宪法作为全体公民相互之间的契约，对领土完整负有共同的责任与相同的权利，避免因政府官员的外交妥协与私利而轻易割让。 二、领土增加的程序与意义    条文又规定：“国家领土增加的，由国家立法院以重要案表决通过。”这里形成了与“减少”相对应的逻辑。减少需要“特别案”，增加则需要“重要案”。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现实当中，领土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可以因历史发展、民族意志、国际合作甚至宇宙开拓而不断扩展，故对增加领土作出规定，以适应未来国家发展的需求。    为何增加时只需“重要案”而非“特别案”？原因在于扩展疆域通常符合国家利益，能够带来资源与安全的提升，不存在损害民族根本利益的危险。但与此同时，仍需立法院审慎决议，以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治理风险或国际冲突。制度的设计既强调疆域稳固，又保留了未来发展的余地。 三、第一款的解析：领土的全域性    第一款列举了国家领土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河流、湖泊、草原、沙漠、山川、戈壁、海域、空域、海外领土和星外领土等本国行使主权的任何区域。”此条款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 全面性：从传统的陆地、河流到现代的空域、海域，几乎囊括一切地理空间，避免出现模糊地带，也为后续立法提供了法条参考。 前瞻性：特别的提出“海外领土和星外领土”，这是对未来空间探索与外太空主权问题的预先回应，宪法并未局限于现有地理空间，而是将眼光投射到星际文明层面，这也是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终将实现的。 主权核心：关键在于“本国行使主权的任何区域”。换言之，领土的本质并不单在物理地理的范围，而在于主权的有效实施。无主权之地，纵有疆域之形，亦非国土；有主权之地，即便远在星外，也属于国家的合法疆域。 四、第二款的解析：领土的所有权类型    第二款规定：“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领土分为私有和公有两种类型，私有类型的仅自然人或私法人所能拥有，公有类型的仅公法人所能拥有。”    此处是五民宪法的独创性所在。传统宪法大多将“领土”与“国家”直接绑定，极少涉及领土所有权的多样化。而本宪法将领土区分为“私有”和“公有”，这与五民宪法整体强调公民权利与多元主体治理的理念高度一致。 私有土地：指可被自然人或私法人合法取得的土地、地产等。这里不仅是承认私人财产权，更是将其提升为“领土权”。所谓“领土权”即公民拥有国家领土的权利，这与“国家是公民的国家，是公民建立国家”的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国家是全体公民共同组建的，国家领土则自然是公民所拥有的。 公有土地：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其领土是广袤的，对于非公民所有的土地，以及对于一些公权机构所属的土地，设为公有土地，以规范国家领土的管理工作，明确所有权的边界，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相对平衡。 五、第三款的解析：立法授权与制度弹性    第三款规定：“自然人、私法人或公法人取得领土所有权的，由本宪法授权国家立法院另立法规定。”此款承上启下，将具体的领土所有权规则留给立法机关去细化。这种安排有两重意义： 宪法的原则性：宪法只规定基本框架，不陷入细节，避免过早僵化和条款臃肿。 制度的弹性：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结构和科技变迁，领土的性质与归属形式可能不断变化。比如太空海洋的开发等，而且，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联邦制国家，各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这些都需要在未来通过立法来动态调整。 六、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五民宪法第六条不仅是对领土的规定，更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民族在近代曾因割地赔款而饱受屈辱，领土问题在民族记忆中留下了深刻伤痕。因此，本条强调“不得减少”与严格程序，正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制度保障。    同时，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地缘竞争之中。海洋权益、极地通道、太空资源等正在成为新的博弈焦点。五民宪法前瞻性地纳入“星外领土”，使国家在未来国际秩序重构中占据了法律与战略的先机。 七、结语    宪法第六条，写下的不只是疆域的范围，更是国家存在的尊严与未来拓展的方向。国家领土既是先辈们的遗产，也是后世子孙的根基；既是物质的疆土，也是民族精神的边界。唯有守护这一疆域，民族才能真正实现自由、民主、平等与和谐的理想。     ——“五民主义”奠基人、《五民宪法》撰写人何清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On the Future...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校对：冯仍 “有人爱拿算盘当正义，拨得响，便以为天理也该进项；只是到最后，账上盈余，头上却少了几颗。” 城里风声异样。传说国用亏虚，像老屋梁上忽见裂缝，先召木匠，再召鼓手，鼓手负责把锣敲响，叫四邻围观：屋梁要救，人人出力。什么叫出力？就是有人递钉子，有人献肩膀，更精明些的，便把旁人家的门板拆了拿来加固。门板一拆，门后的人就站在风里，衣角被掀起，和贴在墙上的票据似的。 票据会说话：公平稳定。说得越多，越像旧年熟词，贴在每一出整顿的门框上。整顿总要有对象，于是有人开始清点：谁家账面干净，谁家账面油光；谁家最肥，谁家最不易叫喊。清点完毕，纸上画圈，圈里不写名字，只写“某某企业的某某人士”；圈外自然是掌声。掌声与圈，彼此成全。 自古清账与清人，常是一条路上的两口井：一口口沿宽，叫法；一口口沿窄，叫势。先让人低头去看法，看完便顺势跌入势。跌下去的人，不一定有罪，却一定有价，价目贴在另一张账上，名为“没收”。没收是好字，和失而复得一样；只是失的是人，得的是物。旁人若问：为何？答曰：历史有先例。说罢，便把厚厚一本史书翻到几页熟处，指给你看：某年“整风”，某年“公私合营”，某年“三反五反”，某年“运动”，每一页都很整齐，整齐得看不见血。血一旦溅上去，过几日也会被删去，字仍是黑，纸仍是白，只余几处皱折，像被谁攥过。 闲时茶楼有两位先生谈话。一位长衫，一位夹克。长衫沉吟道：“如今讲‘依法依规’，应不至于走老路。”夹克点头如捣葫芦：“自然，自然。”正点得欢，茶博士端来一碟花生，泛着油光，像刚抄完家的清单。夹克忽然压低声音：“只是你听没听说，某地有位‘领衔人物’，忽而‘轻生’。”长衫忙摆手：“嘘，茶楼墙薄。”墙果然薄，薄得能把人心的风声都漏出去。风声绕一圈，又从告示牌上吹回来：正在调查，切勿传谣。于是两位先生不再谈，埋头剥花生，花生壳落在桌上，凋零的如同两封无人敢收的信。 传言多处出，证据总在别处。别处往往是在程序那里。程序是个慈祥的长者，说话慢，步子稳；只是他站台时常背光，你只看见一个黑影，再听见几句熟词，便自觉安心。安心久了，胆子也就小了，眼睛也就近了，只看见脚下那条配合的线：照这线走，谁也不找你麻烦；偏离一步，便有温柔的手搭在你肩上，笑道：还是进去吧。 有一次，我看最高领袖召开 “营商环境推介会”。场上灯光明亮，背景板上写着“护航发展”。“护航”二字写得很宽，像两张手掌，掌心却并不柔软。主持人高声念：优化、升级、共赢、普惠。台下的掌声像潮，潮里却夹着沙。散会时，角落里一位穿西装的伙计悄悄把名片塞给参会的人，名片上印着“专项服务”。他们低声问他何谓专项。他眨眨眼：“你懂的。风向来了，先把帽子戴好；若帽子来不及戴，就把头低下。”要是问那头要低多久。他说看天色——天若阴，低久一点；天若晴，也不要抬太高。说罢，他抬手比划一个高度，刚及胸口。 我忽然想起旧时一条规矩：抬棺不过胸。便觉背脊微凉。 所谓“没收”，也讲究姿势。有的姿势是自愿，有的姿势是依法，还有一种姿势，名叫配合调查。被配合者常常在镜头前点头，说“相信组织、服从安排”，像扭开了机器人的开关。在场的人点头，屏外的人也点头；点头的海洋里，只有几个孩子抬着眼睛，不懂大人们在同意什么。孩子问我：“阿姨，什么是没收？”我想了想，说：“你把心爱的玻璃球借给隔壁一阵子，后来他说那球本在他家祖谱上，写着‘公共’，你便把球留下也不是，还回也不是。”孩子点点头，又问：“那我以后还借吗？”我呐呐不能答，只得把他领到窗边，指着天说：“风在那儿，现在先别玩球。” 有人喜欢把“清欠”写在红纸上贴满街，用来“刮骨疗毒”。毒字可怖，人人避之不及；于是“疗”变得无限正当。只是疗得久了，骨便薄，薄到风一吹就嗦嗦响。响声被解释为“换骨”的征兆，便更要再刮几刀，好让大家听个明白。明白也好，疼也好，都是写进统计里的两列数据：一列叫“治理成效”，一列叫“个案处置”。至于那些空下来的椅子，桌上的相框，半页未签完的合同，统统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摆进展示柜，配上灯光，题名曰“警示”。灯光很亮，人影却淡，淡得像被水洗过三十遍的真相。 我想起旧年见闻。老会计做账一辈子，识得钱的冷暖。世上的钱有两种，一种走在账上，一种走在人身上。走在账上的，总要对得平衡；走在人身上的，多半没有凭据。我问他如今是哪一种多。他叹道：“如今钱走在说辞上。”说辞是软的，钱是硬的；硬物一旦被软物包住，便不再有响声。没有响声，便没有人看它走到哪里去了。等到要用的时候，便说“亏虚”。亏虚也好，是个正经病名；接下来就要配药。药名一个比一个雅：整顿、净化、规范、提质。吃药的人，常常不是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反倒坐在桌前敲碗：再来一剂。 我知道几家做生意的，忽然学会了沉默。昔日谈笑，今朝谨慎，话到嘴边，先用眼睛度量一下四周：是否安全。安全这个词，在这些年里越长越大，几乎占满了门面。门面里的人把安全当拐杖，拄着走，走久了，忘了脚本可以用来自行。脚一旦忘了，就需要被带路；带路的人自有地图，地图上每一块空白都写着待开发。于是路越走越直，直到尽头，出现一道门：配合、承诺、共享、交割。门后还有门，门后的人皆笑，说欢迎回到大家庭。大家庭的饭菜热气腾腾，只是上桌之前先要缴纳。缴纳的名目多：心意、责任、政治、信任。名目越多，胃口越小；最后人人只剩一口汤，端着碗，谢恩。 生意人追问：为何屡见不鲜？我只好指给他看一条旧时的河。河边立着一块碑，上刻：某年公私合营。再往下游，是某年专项运动；再下游，是某年“严打”；再远些，是若干轮“整肃”。河从碑旁绕过，浑而不止。每到拐弯处，河水总要掀一层浪，把岸上的摊子打翻几个。摊主多半不懂水文，只会收拾残局，换地再摆。摆了几回，耳聪些的，学会了看天色；看久了，眼神便像旧镜，光亮里夹着裂纹。 开会的领袖下文说：“这都是谣言。”我笑而不答。谣言这物事，在历史上与真相常作邻居；隔着一道薄墙，墙薄到风可过。风若从谣间吹来，真相的烛火就摇；从真间吹去，谣言的尘土就飞。执烛的人于是愤怒，要把风抓住。风抓不住，便抓人。抓到的是衣角、影子、姓名、章程；抓不到的是那只捏在暗处的手：是谁在拨算盘？算盘打得正，事情便也正；打得响，事情便也响。只是算盘再会打，终究算不出一件事：人的胆寒。胆寒一来，市井无语，坊间失笑，灯火早早关门。关门之后，谁还敢为一纸契据去撑天？ 我愿意给未来的事留一行字：做账要清，做事要清，做人更要清。只是“清”这个字，落在不同的手上，就有不同的温度。落在铁手上，叫清算；落在纸手上，叫清理；落在温手上，才是清明。清明远了，清算近了；近得像那张忽然递来的纸：配合。配合之后，门可开；再配合，窗可关。窗一关，屋里只剩一盏灯，灯下只照见账本。账本翻了一页又一页，页页有章，章章有痕。痕迹像鱼骨，卡在喉咙，咳不出，咽不下。 写到这里，想起街口的那家铺子。掌柜原先爱把算盘挂在门梁下，日头一晒，珠子透亮；如今算盘不见了，门梁却更低，低得进门要弯腰。弯腰久了，人会忘记直立。忘记直立的人，最合适和功绩合影。合影上人人端正，背景板写着：风清气正、法治保障、稳中向好。我也站在那合影里，学着把笑挂在嘴边。摄影师喊三声，我在第三声里听见一点细碎的回响，是旧年的木头被拧紧的呻吟。那声音极小，小到只够我自己听。听完，我不自觉地把头又低了一寸。 头低了，我就能从狗洞里钻出去。我也确实钻了出去，经年累月的，腰又直不起来。 我去寻医：可有良方治我的驼背？ 寻来寻去就只得到两句话：第一把账本摊在阳光下，第二把帽子从人头上摘下来。 阳光能照见数目，帽子也许能保住人。 若还要第三句，便是：让人先安，国用自会慢慢安；切莫反过来，把“安”先写在账上，再去找人头去补缺。 但这些都由不得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人做主。我的驼背，又什么时候能治好？ “A Ruler’s Words Are No Jest” — Of Ledgers and Heads Summary: I watched as the supreme leader convened a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