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文：刘炳良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全球趋势的体现。独裁者们往往无视人民的不满和外部的不同声音。以色列的精准打击展示了情报和科技的威力；美国对马杜罗的生擒突显了美军在世界范围的干预能力；哈梅内伊的死亡则证明了联合行动的致命性，这些事件颠覆了独裁者的自信。萨达姆·侯赛因、卡扎菲的结局早已是前车之鉴，如今马杜罗和哈梅内伊的命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教训。 对当今的独裁者，如朝鲜的金正恩、俄罗斯的普京或某大国想为世界指明方向的人，这是一个严峻警示。他们的权力建立在恐惧之上，但科技进步让“斩首”行动更易实现。情报渗透、无人机和国际联盟，能在不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结束统治，使独裁者绑架人民作为人质成为妄想。哈梅内伊的死亡尤其震撼，因为它针对一个拥有核野心的国家，显示出西方不愿容忍持续威胁。 最终，这些事件敲响的警钟是：独裁并非永存。权力如沙堡，外部风暴一来便倾覆。独裁者若不转向改革、尊重人权，或许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们自己！历史证明，铁腕往往换来可悲的结局。在这个互联时代，独裁者的孤立主义已成过去，全球正义的钟声正越敲越响！ ——刘炳良 The Changing Face of Future Warfare Sounds the Alarm for Dictators! By Liu BingliangEdited by Gloria Wang, Proofread by Cheng Xiaoxiao, Translated...

作者：马群 编辑：程伟 翻译：彭小梅 近年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军事演训不断升级，“武力统一”的言论时常出现，战争不再只是政治讨论中的抽象概念，而逐渐成为现实社会中的焦虑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台湾的未来，究竟应该由谁决定？我的答案很简单——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这不仅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现代文明基本原则的问题。人民自决，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一个社会的制度、前途与政治安排，应当建立在当地民众的意愿之上，而不是通过军事威胁或强制手段加以改变。事实上，台湾已经形成了完整而稳定的社会体系。它拥有成熟的民主制度、独立的选举机制、活跃的公民社会与开放的公共空间。2300万台湾民众，通过自己的选择，塑造了今天的台湾。这一现实，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不应被忽视。更重要的是，现实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军事压力不会拉近两岸距离，反而会加深彼此的疏离。军机绕台、导弹威胁与战争言论，并没有削弱台湾社会的本土认同，反而强化了其安全焦虑与身份意识。换句话说，武力威胁的结果，并不是“统一更近”，而是心理距离更远。 从现实角度看，战争本身也是一个极其危险且不可控的选择。现代战争不仅意味着军事对抗，更意味着经济制裁、供应链中断、社会震荡与地区安全格局的剧烈变化。在全球高度互联的今天，一场台海冲突的代价，将远远超出任何政治目标所能承受的范围。而在军事体系仍处于持续整顿与调整的背景下，任何高强度冲突的风险都将被进一步放大。战争从来不是政治姿态，而是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承受能力与战略判断的极限考验。 然而，比地缘政治与战略分析更让我触动的，是一次非常普通的个人经历。前不久，在教会里，我与一位来自台湾的阿姨谈起台海局势。她关心的，并不是政治立场，也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远在台湾的家人是否安全。她反复的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的兄弟姐妹怎么办？普通老百姓怎么办？” 那一刻我意识到，“武统”这两个字，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个家庭的恐惧与不安。聊到后来，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久久难以忘记：“中国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还一定要我们台湾？我们的台湾，远没有你们福建大。”这句话里没有愤怒，只有不解与无奈。她并不想对抗谁，她只是希望家人能够平安生活，希望自己的家园不要成为战争的前线，不要成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在谈话中，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人，当面对她的担忧时，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感觉自己就是强盗，去窃取人家的一切。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对不起这些无辜的台湾家庭，对不起那些只是想过平静生活的普通人民。 ...

作者：张 宇 编辑：黄吉洲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二十年监禁。 当这个判决被宣读时，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司法数字，而是一种政治宣言：一个政权向所有仍试图坚持真相、捍卫新闻自由的人发出的公开警告。 ...

---致金明日牧师 作者：赵令军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当下的中国，教堂被监控、信徒被传唤、聚会被定性为“非法”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从建政初期至今，中共对基督教的压制从未中断，只是在不同时期更换了手段与名目。 然而，2025年10月9日晚，广西北海，当局出动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整栋住宅，只为抓捕一位讲道、祷告、牧养信徒的老人——金明日牧师，这个世界仍然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问题： 一个自称强大、稳定、无所畏惧的政权，究竟在恐惧什么？ 金明日牧师的被捕，并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个人的抓捕行动。 它更像是一种公开宣示——当信仰拒绝臣服，权力就必须出手；当良知不肯低头，国家机器便被动员起来。 一个坚持无神论的独裁政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信徒宣告：没有人能帮助你们——你们的教堂不能，你们的上帝也不能。 但金明日牧师并非毫无准备。 在此之前，他已经亲眼见过多位牧师、传道者被抓、被审、被长期拘押。他曾为他们感到纠结、痛心；也正因为见过代价，他才更加清楚，这条路通向何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后来对来访者所说的那句话才显得格外平静，却分量极重：“以前看到别的牧师或传道者被抓，我很纠结，却无能为力；如今，我自己被抓了，反而觉得很坦然。” 从这一刻起，叙事发生了变化。 金明日牧师不再只是一个“被迫害者”，而是一位明知后果、仍然作出选择的人。 他让我想起《使徒行传》中记载的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 《使徒行传》5章29节写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这并非一句抽象的信仰宣言，而是在历史中一次次被具体生命所印证的选择。 在教会最初的年代，执事司提反因坚持公开见证信仰，被带到权力与宗教合谋的审判面前。面对捏造的指控与即将降临的石刑，他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以认罪换取生存。 当石头即将落下时，他没有控诉，也没有呼喊不公，而是仰望天空，平静地说了一句 “主耶稣，请你接受我的灵魂。” 那不是绝望中的哀求，而是在已经作出选择之后的交托。 正是在这一刻，死亡失去了它作为威胁的力量。 两千年后，当金明日牧师说出“我反而觉得很坦然”时，这种坦然同样不是对现实的无知，也不是对苦难的轻视，而是源自同一个根基： 当一个人已经把生命交托，权力便无法再以恐惧相要挟。 司提反在行刑之时，将灵魂交在主的手中； 金明日牧师在被捕之时，将命运交在同样的顺从之中。 时代不同，方式各异， 但那一刻的心境，是相通的。 为了抓捕金明日牧师，当局出动了数十名警力。 不是为了制止暴力犯罪，也不是为了防范公共危险，而只是为了终止祷告、终止讲道、终止一群人按照良心聚集的权利。 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最清楚的控诉。 而更沉重的代价，落在了他的家人身上。 由于中共长期实施边控，金明日牧师已经超过七年未能与身在美国的家人团聚。他的家人被迫承受突如其来的分离、漫长的不确定，以及随时可能升级的打压。事实上，正如他女儿 Grace Jin 在美国国会的陈词中所披露的那样，中共对她们的恐吓已经开始。 然而，她们并未否认金牧师的选择，也没有将他的坚持视为鲁莽。 “很痛苦，但依然充满爱，我们相信上帝不会抛弃我们。”她们如是说。 殉道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词。 它意味着清醒地承受，意味着在孤独中站立，意味着明知将失去自由，仍不撤回信仰与良知。 司提反倒下后，教会并未消失；恰恰相反，逼迫成为信仰扩散的起点。历史一再证明：迫害从未终结信仰，反而不断替它作证。 当权力以为自己封住了口、锁住了人，却发现真理被推向了更远的地方。 正如 Grace Jin 在国会所说：即便在文革时期，仍有人在暗中坚持信仰，甚至躲在厨房里为家人唱赞美诗；那么在今天，一个政权同样无法消灭基督教。 当国际社会一次次发声，呼吁释放一位本应无罪的牧师时，真正站在历史被告席上的，早已不是他。 一个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来压制信仰、用法律名义惩罚良知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 政权或许可以囚禁人的身体，却无法审判一个顺从神的灵魂。 从司提反，到无数无名的信徒，再到今天的金明日牧师，殉道者从来不是失败者——他们只是提前把结局交给了时间。 而时间，终将作证。 赵令军（Frank），加拿大，2026年2月 Obey God, Not Men— A Letter to Pastor Jin...

——《在野党》声援黎智英 作者：《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这个人一辈子做过很多事。他在中国大陆吃到一颗巧克力，就知道在另一方天地，梦都是甜的，人生有无限可能，千山万水他来到香港，小时候在工厂打工，后来做生意，再后来办了一份报纸。 他没有当官，没有带兵，没有发号施令，他只是办报纸。现在，他78岁，他要在监狱里再待20年。在这个年代，一个人只要办报纸，就足够被判这么久。 我们常常以为，权力最怕的是炸弹和子弹。其实不是，权力真正害怕的，是一张报纸。因为子弹只能杀人，而报纸能让人醒来。 黎智英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被抓的。他只是做了一件在正常社会里再普通不过的事：把发生的事情写出来。 可是在中共政权下，把事情写出来，本身就成了一种罪。 媒体的工作，就是让权力不舒服。 权力天生不喜欢被看见。它喜欢黑暗，喜欢模糊，喜欢“大家都别问”。 媒体的工作恰恰相反：它要照亮，要追问，要把话说清楚。 所以媒体和权力，从来就不是朋友。它们如同一对天生的对手。一个正常社会里，媒体负责提问，政府负责回答。 但中共政府只想命令，不想解释。于是，提问的人就成了“危险人物”。 宪法和基本法写得很清楚，只是没人照着做。 中共自己的《宪法》里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基本法》也写着：香港居民享有新闻和出版自由。 这些话都在。一个字都没删。但现实告诉我们：写在纸上的自由，不算数；活在空气里的恐惧，才算数。 当一个人因为办报纸被关进监狱，宪法就成了一本摆在橱窗里的书——看起来很庄严，其实没人翻。 国安法不是保护国家，是保护权力。 国安法的逻辑很简单：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像不像敌人”。不是看证据，而是看态度。 你批评了，就有问题；你沉默过，也可能有问题；你曾经站出来过，那就更有问题。 它不是在防止犯罪，而是在防止思想。它不抓坏人，它吓好人。 黎智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关押的不是黎智英，而是——香港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可能性。那种记者可以问问题，报纸可以骂政府，市民可以讨论政治的可能性。 他们不允许这种可能性继续存在。于是，办报纸的人被判了20年。写评论的人被判了7年。当总编辑的人被判了10年。不肯指证别人的人被判了10年。连带着一个报纸钥匙扣的人，都可以被带走。 这不是审判罪行，这是清算记忆。 《在野党》的立场很简单。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而愤怒。我们是为了一个原则：媒体存在的意义，就是监督政权。 如果媒体不能监督权力，那它就只剩下一个功能——替权力说话。 如果宪法和基本法不能保护办报纸的人，那它们连丢尽厕所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卫生纸尚且柔软，而它们又臭又硬。 黎智英坐在监狱里，仅仅是因为他清醒。 一个社会最怕清醒的人。因为清醒的人会问：你凭什么？ 他问了。于是他进了监狱。但问题还在。报纸可以被关掉，人可以被关起来，可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它们会留在空气里，留在记忆里，留在那些还愿意思考的人心里。 《在野党》声援黎智英，不是因为他是英雄，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不肯闭嘴的普通人。 而一个社会，如果连普通人都不能说话，那它也就不再配谈“国家安全”了。 它真正安全的，只有权力。 The Newspaper Publisher Was Sentenced to 20 Years— Opposition Party Expresses Support for Jimmy Lai Author: Zhang Zhijun, Deputy...

    《在野党》杂志社就中共当局依据所谓“国安法”对香港传媒人黎智英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事，表示最强烈的关切与最严正的谴责。     黎智英长期从事新闻与出版工作，其职业行为属于正当的媒体活动范畴。在任何具备基本法治与宪政原则的社会中，新闻工作者依法行使报道、评论与监督权力之职责，理应受到保护，而非遭到刑事打压。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正常新闻活动实施重判，已严重背离现代法治精神，公然侵犯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我们郑重指出，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均明文保障公民享有言论、出版与新闻自由。当前以国安法之名行政治清算之实，不仅损害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也从根本上侵蚀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基础。     《在野党》杂志社郑重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以法律工具压制良心与真相的做法，切实尊重新闻自由与公民基本权利。     我们将持续关注黎智英及所有良心犯的处境，并坚定声援一切为真相与自由发声的人士。 ——《在野党》杂志社 Statement by "The Opposition" Magazine: A Solemn Condemnation of the CCP’s Heavy Sentencing of Jimmy Lai "The Opposition" (Zai Ye Dang) Magazine expresses its deep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