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黄娟  编辑：张宇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不久前的九三阅兵语境中，习近平曾公开表达对“长寿”的执念，甚至流露出妄想活到极端年岁150岁的个人意志。这并非一句玩笑。在一个高度集权、权力高度个人化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生命焦虑会被层层放大，并转化为对“资源”的系统性占有。当人被彻底工具化，生命与身体本身就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可被调配、可被消耗的资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与制度背景下，中国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与儿童失踪事件，才显得格外令人不安。 近几年，中国多地接连发生的儿童失踪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事件，已经很难再被简单归因为“个别偶发”。这些事件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表面情形各异，却在事后处理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特征：结论迅速形成，调查过程封闭，关键信息无法被独立核查，家属的合理质疑被视为需要“稳控”的风险。 2025年11月，昆明两名青年被宣布脑死亡，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多台器官移植；同年12月，安徽亳州蒙城，一名学生课间倒地，校方未在关键时间实施有效急救，最终不治；2026年1月，河南新蔡，一名13岁男童校内离世，遗体出现不明针孔，家属维权受阻、信息迅速封闭。   ...

作者：张宇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你可以在某个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直欺骗某些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亚伯拉罕·林肯 没有哪一个政权能永远靠谎言维系，但中共却试图用谎言去建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由假新闻、假繁荣、假数据、假承诺所堆砌的幻象国度。中共在政治口号中塑造“伟光正”的形象，在信息审查中封锁真相的裂缝，在舆论机器里制造“人民幸福”的幻觉。可当谎言成为日常语言，真相便成了政治禁忌，而整个国家，也在信任崩塌中缓缓腐烂。 一个政权的力量，不在于军事的力量，而在于它能否让人民相信它的正当性，而中共早已耗尽了这种“政治公信力”。它的医疗体系以“全民医保”为幌子，掩盖资源被权利垄断的事实；它的养老制度以“幸福晚年”为旗号，却让老人们在通胀与谎报中艰难求生；一切制度都在共同编织一场巨大的政治幻觉。 在这个幻觉中，人民被教育去“感恩”虚假的繁荣，被鼓励去“相信”被扭曲的现实。当一个国家以欺骗为常态，它不只是丧失了道德基础，更是在自掘坟墓。因为没有任何谎言能永远取代真相；当信任的最后一根弦被拉断，崩塌的不只是政权的形象，而是整个社会的灵魂。 （图为张宇参加在洛杉矶总领馆门前举行的“习近平病毒头”活动） 中共最擅长的，是把苦难包装成成就，把失败装饰成胜利。在医疗领域，这种谎言达到了病态的精致程度。中共宣称“全民医保”“健康中国”，在宣传片里，医生微笑、病人感恩、制度完美无缺；但现实中的医院门口，却是病人无助的哭声、家属的绝望与医疗账单的重压。 所谓“全民医保”，在本质上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政治支票。医保报销比例被层层稀释，药价虚高，基层医疗体系早已被权利和资本联手掏空。那些被宣传成“免费”的项目，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的腐败。对底层百姓而言，看一次病，就是一次家庭经济的坍塌。在“人民健康”的口号下，健康早已成为特权阶层的专属福利。 疫情期间，更暴露了这一体制的谎言本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共选择的不是透明与科学，而是掩盖与欺骗。从最初的封锁信息到强制“清零”的荒唐执行，无数生命在谎言中消失。数据被篡改，死亡被隐瞒，媒体被噤声，医生被“约谈”。那些敢说真话的专业人士，不是被追责就是被消失；而那些制造假象的人，却在新闻镜头前被赞为“英雄”。 医疗体系的腐败不仅在经济层面，更在道德层面。医生与患者之间失去了信任，公立医院成了逐利机器，医护人员工作有了KPI,医患关系被毒化。中共的医疗政策，已经从保障民生的制度，堕落为维稳的工具。它所追求的“稳定”，不是人民健康，而是维持政治形象。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人权，而是被权利过滤后的政治数字。 当政府谎报疫情数字，当病人无法知道真相，当“生命”被简化为政绩曲线的一个变量，这个体制的公信力就已经死亡。中共可以用宣传控制舆论，却无法控制人们亲身感受到的痛苦；可以篡改报告，却无法掩盖医院走廊里一张张等不到治疗的面孔。 谎言的毒，不仅腐蚀了制度，也腐蚀了人心。一个政权若连“生命的价值”都可以欺骗，那么它已经不是失误，而是犯罪。中共的医疗神话，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对人类尊严的冷血嘲弄。 （图片提供：张宇；图为张宇参加在洛杉矶星光大道举行的集会活动） 在中共的宣传中，老人是“被党温暖守护的一代”，是“国家进步的见证者”。然而，现实中的中国老人，正在经历一种悄无声息的绝望。那种“幸福晚年”的幻象，只存在于中共的宣传片里，而不在空荡的养老金账户中。 中国的养老体系，是谎言与透支叠加的产物。官方反复宣称“养老金发放有保障”，可财政赤字的现实无人能否认。许多地方政府已偷偷挪用养老金补财政窟窿，年轻人被迫用更高的税负去支撑一个濒临破产的系统，而他们自己却知道，等他们老了，或许连这点保障都不会存在。这是一个用未来抵押现实、用谎言掩盖崩塌的制度。 中共的社会保障体系，本质上并不为民众服务，而是为政治稳定服务。养老金、医保、低保、补贴，这些原本该属于公共责任的项目，都被权利染上了“政治筛选”的色彩：能顺从者得益，敢质疑者被边缘化。一个政权若连“养老”都要纳入忠诚考核，那它所谓的“人民政府”，实际上只是掌控生老病死的冷漠管理者。 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地区不均、物价飞涨、医疗负担叠加，让无数老人陷入生活的边缘。有人卖废品补贴生活费药费；有人靠子女借贷做手术，有人独自死在出租屋内数月无人问津。而政府却在媒体上宣扬“银发经济”“老有所养”的政绩。 养老金的数字可以造假，但老人脸上的皱纹不会。那些被掩盖的痛苦，终将在时间的裂缝中暴露。中共可以通过宣传掩饰财政危机，却掩盖不了人心的寒凉。一个连老人都不敢老的国家，一个让人害怕变老的社会，是人性被侮辱的地方。 真正的“幸福晚年”，不来自口号，而来自制度的诚实、政府的责任与社会的信任。而当这些都被谎言所取代时，所谓的“晚年幸福”，就成了荒诞剧的一幕。中共的养老神话，不过是一场集体催眠：让人们在麻木与恐惧中等待老去，在失望与谎言中走向终点。 一个政权，可以靠谎言延长寿命，却无法靠谎言获得永生。 因为谎言的本质，是自我毁灭。 它需要不断制造新的谎言去掩盖旧的谎言，直到整个体系陷入疯狂。 真相或许会被掩盖，但它不会被消灭；信任或许被摧毁，但它终将成为复苏的起点。中共之所以畏惧真相，不是因为真相会让它立刻崩塌，而是因为真相会让人民学会思考——而思考，才是独裁者最害怕的力量。 The CCP is Built on Lies Author: Zhang Yu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作者：周敏 编辑：韩立华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中国近年儿童、少年频繁莫名丢失或死亡的消息，在民间的安全焦虑中占据了核心位置。2024年焦作一名12岁男孩晚上出门扔垃圾后失踪，当时穿拖鞋且没带手机和钱。各地都有学生在上学或放学途中失去踪迹。云南和四川有熊猫血学生在校离奇死亡。部分校内死亡案件中，家属反映学校拒绝交出尸体；校方以维护秩序为由封锁校园并快速处理遗体，相关司法鉴定和尸检程序未被公开披露。还有大量的毕业生和年轻人因招聘、旅游等被骗至缅甸、柬埔寨、泰国后失踪。此类种种事件不断发生，绝大多数都无法登上新闻或媒体平台。 中国拥有全球最密集的视频监控系统（天网），官方曾多次展示其在几分钟内定位特定人员的能力。然而在这种无死角的监控下，频繁发生的青少年失踪案件（如胡鑫宇案）往往陷入调查僵局，最终以极具争议的“自杀”结论结案。更令人费解的是，旨在帮助家长寻亲的公益平台如“宝贝回家”等网站近年来越发受到行政干扰，甚至被限制或关闭。部分寻亲家庭反映，他们的寻人行动被有关部门视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大量家长在线上聚集、线下互助，被官方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这种政治定位极其灵敏、寻人极其迟钝的监控选择性失灵，让民众不得不产生最黑暗的联想：在网上打个字都被精准定位的环境下，一个大活人莫名蒸发，是真的无能，还是权力的默许？官方倾向于将失踪解释为离家出走或自杀，而民间寻亲者往往指向器官犯罪。 为何失踪或莫名死亡总是与器官移植联系在一起？ 长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市场最令国际社会困惑的特征是，超短的等待时间与爆发式增长的手术量。合法自愿捐献的登记人数与实际完成的手术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用“自愿”来解释的缺口。 这种数据上的缺口，在民间舆论中转化为具体的恐惧：青少年莫名失踪与死亡。 2024年发生的湘雅二院实习医生罗帅宇坠楼案，为这种恐惧提供了惨烈的注脚。罗留下的录音证据，直接指向了医疗系统内部非法获取、买卖人体器官的利益链。官方在2025年6月的通报中全盘否认了买卖器官的质疑，但家属披露的细节极具冲击力：一名实习医生收到医院以劳务费名义转账的40万元，这在医疗界极不寻常；罗生前留下的录音涉及非法收受获取器官费用及微信转账记录。罗医生以生命的代价揭示了在中国顶级医疗机构中，器官的获取并非全部来自官方宣称的红十字会渠道，而是一条涉及地下中介、巨额现金流和权钱交易的秘密生产线。 异常的数据显示出无法对齐的供需鸿沟。这是一个极度复杂且缺乏公开透明数据的领域。近年官方宣称每年约1.5万例器官捐献（含大器官）。国际学术界和人权组织如ETAC和McCain Institute通过对中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床位周转率、手术室数量、医院财报、移植中心扩建速度及药品（环孢素等抗排异药）消耗量推测，实际手术量每年6万—10万例。 这里有一个关键矛盾点——等待时间。在实行成熟器官捐献体制的美英等国，肝脏、肾脏的平均等待时间通常3—5年。然而，中国多家移植中心（如湘雅、仁济、天津一中心等）曾公开宣称其等待时间仅需1-4周甚至“急诊移植”数小时内找到配型。在非活体器官捐献体系中，如此高效的配型概率在统计学上近乎神迹。除非后台存在一个庞大的、分型数据已经入库的活体供应库在随时等待订单。 收割链条上还有一个位于中国境外。国际刑警组织及联合国多名人权专家在公开报告中，多次指出，缅北及柬埔寨—缅甸边境地区长期存在针对外籍人员的大规模人口贩运、非法拘禁与酷刑行为，受害者中以中国公民居多。这些区域被多个国际机构列为高度封闭、执法真空与武装控制并存的灰色地带。 正是在这样一个已被确认的极端犯罪环境中，部分人权组织与从当地诈骗园区逃脱的幸存者进一步披露，在妙瓦底等地，存在可能涉及非法器官交易的地下活动传闻。幸存者证词称，一些失去“利用价值”的被拘禁者在被转卖或转移后下落不明。由于当地长期处于高度封闭状态，外界难以进入展开独立调查，上述指控迄今仍缺乏公开、透明的国际调查加以核实。 然而，正是这种信息黑箱的存在，使得围绕这些地区的种种指控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跨境人口贩运、非法拘禁与更严重侵害行为之间潜在关联的恐惧。 现在有必要就“按需摘取”这个模式进行深度论证。在正常的捐献体系如美国UNOS，器官来源于脑死亡或心死亡后的捐献。这就注定了随机性，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捐献者何时出现。而器官一旦离体，冷缺血时间极为短暂。心脏仅4—6小时，肝脏12—15小时，肾脏24—48小时。整个流程是发现供体——维护生命体征——确认脑死亡——配型比对——摘取——运输——植入。如果一个病人能确定在短期内预定到一个匹配的器官，这意味着：不是病人在等器官，而是器官供体在等病人。也就意味着后台存在一个巨大的、已经完成了DNA和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分型录入的数据库。那么这些供体处于什么状态呢？处于被剥夺自由且随时可以被调配的状态。他们可能身处监狱、看守所、强迫失踪状态或是被严密监控的群体。最后这个状态尤其恐怖。供体可能正常上学上班，但是数据一旦匹配，便会随时失踪。 如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曾标榜的，急诊移植可在数小时内找到器官供体，其医学含义更加恐怖。正常脑死亡是不可预测的。能保证在数小时内提供器官，意味着供体可以被随时安排死亡。在病人进入手术室的同时，供体就在同一家医院或极近的距离被“处理”。 罗医生举报的非法获取器官费用，正是这个黑市运作的润滑剂。获取费是给寻找和维持这些活体资源的地下中介、监狱或看守所的非法报酬。劳务费是给参与摘取的医生和协调员的封口费。 这种超高效率的配型背后，是覆盖全社会的生物数据采集。《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规定，学生每年必须进行抽血体检，不然便无法入学、中考、高考。体检费用包含在学杂费中。在缺乏隐私保护和透明监管的环境下，这些涵盖血型、DNA信息的血液样本去向成谜。这是最令公众担心的一点。当孩子们的身体情况全部被数据化时，这套系统就具备了精准搜索的功能。如果需要某个特定配型的器官，只需要在数据库中检索，就能迅速匹配。这不再是医疗关怀，而是生存风险。 2026年1月初，河南新蔡一所名为“清华园”的学校发生一起在校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 据多位网民转述及家属在社交平台的说法，该学生在参加常规体检抽血后不久，于校内被发现身亡。家属在现场看到其身体存在异常痕迹，并对死亡原因提出强烈质疑，但校方随即以“维护秩序”为由封锁现场，相关情况未经过独立司法鉴定即被处理。目前，有关该事件的讨论帖文在网络上频繁遭到删除，真实死因至今未有公开、透明的说明。这种对真相的强力阻断，加剧了公众对普遍撒网、按需收割的深度焦虑。 当冰冷的算法在数据库里精准选中了那个鲜活的少年，当门口的鞋子再也等不到归家的人，我们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战栗——谁能保证，那台没有车牌号的收割机，下一个不会停在你我的家门口？让我们一起哀悼这个连身体都不再属于自己的黑暗纪元。 01/04/2026 周敏 China's Organ Transplant Craze: Where Have All the Missing...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我在中国大陆长大，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压抑。那种压抑并不是某一天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是一种从空气里长出来的东西——它渗进语言，渗进习惯，最后渗进人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我比很多人更早明白，尊重一个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比爱国口号重要得多。 几个月前，我在美国加州的一场学术论坛上，听到一位来自台湾的教授感叹：“乌克兰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那一刻，现场陷入短暂的沉默。没有人反驳，因为这句话折射出的，不仅是台湾的焦虑，也揭示出整个东亚的脆弱现实。 会后，我和一些台湾朋友聊天。他们大多不是政治人物，只是普通百姓。多数人说，他们希望维持现状，希望和平。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只是更害怕失去安稳的日常。和平在他们嘴里，不是政治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在政治的“统”“独”之间更像是群众的心声。 台湾社会这些年，总像活在一个假设之下：若中国入侵，国际社会必然出手相助。这个假设在冷战时期或许合理，但在今日的国际格局中，已显得越来越脆弱。单从现在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来看，已经不是单纯由道义驱动，而更深植于利益权衡。台湾对此并非毫无察觉。1978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的那一刻，这个教训便深深烙印在台湾的集体记忆中。当卡特宣布与北京建交，蒋经国在深夜被告知这一决定时的沉默，象征着台湾被现实政治抛弃的那一瞬间。 此后，台湾在中美之间艰难维持模糊的安全感——既倚赖美国的军售与承诺，又谨慎避免触怒北京。但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再度浮现，台湾开始意识到：它或许只是棋盘上的一枚筹码，而非真正被视为命运共同体的盟友。 前不久，川普与习近平会面，台湾议题未被公开提及。事后，美方仅轻描淡写地表示：“习近平不会动台湾，他知道后果。”这句模糊的话语令人想起2019年香港抗议期间，外界期待的援助最终化为一句“那是中国的事”。所谓“后果”，从未明确指向善恶，只是政治表演的一部分。在理想主义渐退的时代，介入与袖手之间，从来不是道德，而是经过计算的。 美国对亚洲的态度，从来笼罩着复杂的历史阴影。十九世纪末，随着大量华工抵达西岸，“黄祸”（Yellow Peril）成为舆论的高频词汇。那种恐惧不仅源于种族主义，也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视角至今仍以更精致的形式存在：在国际的政治语言中，亚洲国家要么被视为“值得扶持的民主伙伴”，要么被标记为“需要防范的潜在威胁”。台湾正处在这两种叙事之间摇摆。当它符合战略利益时，是“民主灯塔”；当它可能牵动冲突时，又被视作“地缘风险”。这种被动处境，其实延续着百年前的“黄祸”逻辑——只是换上了更文明的外衣。在西方视角下，亚洲国家的价值，往往不是由其人民决定，而是由它们在大国竞争格局中的位置决定。 台湾社会的撕裂，表面上是蓝绿对立，深层则是恐惧的扩散。人们害怕被中国吞并，也害怕被国际社会放弃。于是，任何有关“对话”与“和解”的讨论，都会被迅速贴上“亲共”或“投降”的标签。这种语境让我想起自己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年代——一个言论受限、政治紧绷的时代。我从小被教育要“警惕敌对势力”“坚决反对分裂”，那种基于恐惧的国家认同让我曾以为安全，其实只是思想的牢笼。如今，当我在美国听到台湾内部以同样的语言描述“对岸”，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自由社会最可贵的地方，不在于仇恨的正确性，而在于理性的可能性。 和解与投降之间有清晰界线。和平，不是屈服，而是掌握谈判主动权的智慧。若要守护民主制度，台湾必须首先避免被卷入大国的战争。马英九执政时期（2008–2016）曾短暂证明这一点——两岸关系在那段时间出现了罕见的缓和：学术交流、商业往来、文化互访，甚至促成了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那次会面没有带来传闻的恐怖“统一”，却带来了另一种想象：对话，也许比对抗更能保障安全。可惜，这个窗口很快关闭。香港抗争、北京强硬更加使“和平”成为政治禁词。如今的台湾政治风向，把“强化敌意”当成视为保卫民主的唯一途径，但现实是：没有和平，民主又能存活多久？好在与大陆不同，台湾政府建立在民选的基础上，人民群众有绝对行使自己选票的权利进行坚定或是修正。 我对台湾的焦虑并不陌生。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在不同体制下对自由的不同追求。大陆被国家机器塑造成“不能说不”，台湾则被恐惧推向“不能说和”。这两种极端，映照着同一个悲剧——恐惧取代了理性。 台湾的问题，不仅是台湾的，也是整个华语世界的。当民族始终被大国叙事牵引，无论是“统一”还是“独立”，都难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主体性的恢复，必须从拒绝被利用开始：既不被北京利用，也不被其他力量利用。 台湾不必成为谁的“棋子”，也不应被当作谁的“前哨”。在中美竞争升级的今天，台湾的当务之急，似乎不是等待援助，而是重新定义自身的安全逻辑。这并不意味着屈从中国，而是以更成熟的政治智慧，寻找能守护自由的现实路径。 台湾的未来，不取决于美国是否出兵，也不取决于中国是否让步，而在于台湾社会能否勇敢地重新思考：自由，是靠武力守住的口号，还是靠理性谈出来的秩序？ 我常看到一个讽刺的镜像：国际上谈自由，却会把它当成战略工具；中国谈统一，却能把它变成政治威胁；而真正为自由付出代价的，往往是那些生活在夹缝中的人。 台湾的命运尚未注定。但历史终将属于那些，即便在恐惧之中，仍愿意保持清醒的人。 Taiwan: A Moment of Clarity Under the Shadow of Great Powers Abstract:Drawing on the...

作者：程筱筱 编辑：冯仍 校对：林小龙 翻译：戈冰 摘要 本文指出，中国社会并非“无信仰”，而是长期形成了不允许任何超越性权威高于世俗秩序的结构。信仰被功能化、工具化，使其难以约束权力。现代政权并非消灭宗教，而是接管终极忠诚。当神必须服从权力，真正不受裁决的信仰便被视为风险。 在英文世界里，一个问题长期被反复提出：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是无神论者？许多西方观察者给出的答案简单而直接——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教育。仿佛只要按下“意识形态”这个按钮，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就自动获得了解释。但这个解释太省事了，也把因果顺序讲反了。如果把中国社会的信仰经验向历史深处回溯，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却更关键的事实：现代政治并不是让中国人变得“无信仰”，而是让人变得“不敢信神”。中国文明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共识——任何超越性的权威，都不能高于人间秩序，哪怕其对象是神。 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时，“洪水叙事”常被提及，这个对比并不肤浅，反而极其精准。在《圣经》中，大洪水的起点是上帝的审判。人类因堕落而被惩罚，诺亚因顺服而被拯救，洪水何时降临、何时退去，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旨意，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忏悔、服从并等待赦免，终极裁决权明确属于神。而中国人更熟悉的版本，是“大禹治水”。洪水同样是灾难，但解决方案不在天上，而在人间。禹不是通过祈祷换取宽恕，而是通过疏通河道、日夜劳作，把问题“解决掉”。这并非叙事风格的差异，而是信仰结构的根本分野：一个文明承认终极判断来自超越权威，另一个文明则默认人必须、也应该，自己承担最后责任。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被误读的现象：西方人看到中国社会“拜很多神”，却很少看到那种唯一、绝对、不可动摇的信仰忠诚，于是得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结论。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社会并不习惯向任何超越权威的对象无限下跪，哪怕对象是神。 这种结构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更加直白。在许多中国人的经验中，拜神更像是在“办事”。愿望实现了，就去还愿；没实现，人们很少反思自身是否偏离信仰，更常见的反应是“这家不灵，换一家”。久旱不雨，就把龙王像抬出来晒太阳，让它“看看人间疾苦”；你若无效，就失去被尊敬的资格。这并非对神的亵渎，而是一种深层心理共识：神可以被尊敬，但必须“有用”；信仰可以存在，但不能凌驾于现实秩序之上。当信仰长期被塑造成一种功能型工具，它便独立、稳定、能够对世俗权力产生约束的宗教共同体。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当代中国对宗教的系统性打压，就不再显得突兀。现代政权并非只是“消灭信仰”，而是试图接管信仰：你可以信，但信什么、怎么信、信到哪一步，必须由世俗权力批准；你可以敬神，但神不能拥有高于国家的权威；你可以祷告，但忠诚对象必须是政权。讲道要备案，聚会要审批，信仰内容要“符合方向”。真正被视为威胁的，从来不是某一条具体教义，而是任何不受完全控制的终极忠诚。家庭教会之所以始终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并非因为规模或组织形式，而在于它所承认的，是一个高于国家权力、不可由任何政权裁决的最终判断与良知标准。这种不受政治控制的信仰，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天然构成威胁。 真正的宗教信仰一旦存在，就不可能永远沦为工具。当它触及良知、审判与永恒真理之时，便必然与世俗权力发生张力。历史反复证明，试图将信仰完全收编为政治附属品的政权，最终面对的不是信仰消失，而是信仰被掏空，或转入地下，以更顽强的方式保存其独立性。中国宗教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信什么”，而是谁拥有作出最后裁决的权力。 中国现代社会的困境，也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是否允许一个不受权力裁决的信仰存在。当连神都必须服从权力，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剩下的就只能是强制。在这样的结构中，问题不在于宗教是否激进，而在于它是否承认官方体系拥有最终裁决权。一旦信仰坚持“神在掌权”，而非“权力在掌权”，它就必然被纳入风险管控的对象之中——在中国，连神也被要求“听话”。 When Even Gods Must “Obey”—The Dilemma of Faith...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 孙诚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争议风潮：一批人开始挑战官方“中国自古强大，都怪1840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导致中国近代衰落”这种叙事，称中国古代十分美好，只是因为“满清1644年入主中国，才导致了中国近代衰落”。 目前，这一争论，似正引起中共统战部和中共《解放军报》的互相攻讦，其中前者试图找一些御用文人，维护官方的“1840史观”和所谓“民族团结“叙事。而后者则似乎更钟情于更强硬的皇汉主义叙事，发表文章，提出不能只讲团结。 在笔者看来，无论1644还是1840史观，本质上都是伪概念，两者的争论也是一种伪争论。 事实上，中共所说的“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专制王朝史。从民权的角度看，这两千年里百姓从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夺取天下者都是靠杀伐、武断暴力上位，其身份也不外乎流氓（汉、明）、阴谋家（晋）、军头（隋唐、五代、宋）、北族（元清）这几类。事实上，这些人都可称之为“僭主”，与英国光荣革命后的立宪君主相比，毫无半点合法性可言！ 当然，其中有些朝代的一些时候或许君权小一些，百姓说话的空间有那么一些。至于民众的结社自由，就算在两千年皇权政治的巅峰时代，也还是有一些的，不至于像如今中共时代那么极度严苛，这些当然都是宝贵的自由传统。但本质上，皇帝和“草民”政治权利悬殊，这一点两千年来不变。 所谓“1644史观”，就是吹捧“汉人皇帝”的时代，怀念能“做稳奴隶”的时代。 所谓“1840史观”，就是吹捧无论什么族裔的古代皇帝的“丰功伟绩”，怀念从秦皇汉武到雍正乾隆这些暴君。 1644史观称“没有满清，中国近代就能赶上西方”，实质上是在为僭主皇权政治唱赞歌。 1840史观称“没有西方，中国近代就能赶上西方”，实质上是在为僭主皇权政治唱赞歌。 更何况，两者实际上都试图推行一种为极端民族主义服务的“国耻教育”，即：树立一个“十恶不赦的外敌”作为靶子，试图唤起皇汉、粉红等各路炮灰的“同仇敌忾”。可以说，两者没什么真正的不同。 此外，两者同样反西方，其中前者（1644史观）加上了“满人”这个“敌人”，试图推行极端皇汉主义，试图把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推广到更多族群。后者（1840史观）则是长期以来的中共官史，用于维护中共所谓“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合法性”，为中共继续奴役民众添砖加瓦。（当然，笔者观察到，也有一些对中共不满的声音，在借助1644史观借古讽今，以清拟共，这种现象要另作讨论，在此不展开讲了。）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史观呢？笔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1911史观。 1911年的辛亥革命，事实上终结的并非简简单单一个清朝，而是一场对两千年僭主皇权的否定，亦是一次跳出朝代循环死局的重大尝试。1911开启的时代，有约法与制宪的努力，有司法独立的伟业，有民众投入宪政选举的热忱，有地方自治及民族自决风潮，如1913年藏人的民族自决就是正常民族自决的典型。中共鼓吹的那种所谓“民族自治”则是一种伪自决，本质上是为其最终颠覆全世界自由服务的一步棋而已……这个时代，固然有种种野心家试图重建帝制、重建专制的企图，更有苏联这一赤色恶魔竭尽全力的颠覆活动，但依然存在着无数人为捍卫民权所作的非凡努力，仍然存在着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仍然存在着向良好政治发展的可能路径。那时，人们似乎真的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政府、政体、生活方式。这种良好路径可能性的存在，是民国史的最大意义。 尽管今日，中共已扼杀了这个昙花一现的时代，且在其统治之下，人们陷入了“1644史观”vs“1840史观”的伪争论。然而，如果我们真正重新审视历史，以民众为思考的本位，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1644史观和1840史观大同小异，只有1911史观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1644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40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at we need is the 1911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so-cal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