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烟青 六四距今37年了。37年过去，当初莘莘学子们热切期盼的政改依然没有实现，不仅没有实现 ，还出现了某些层面的倒退。比如言论的自由、新闻的真实，还有最近几天的外国投资管理34条体现的营商环境等。随着这些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倒退，民生益艰，社会叙事愈加荒诞。 上个月，湖南、湖北、贵州和广东发生了严重的洪灾，仅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就超过10万人受灾，特大洪水还引发了泥石泥，多人伤亡。与此同时，远方的河南，也因为这场洪灾“轰动”了。原因是河南省伊川、宜阳、嵩县三支蓝天救援队因为跨区域救援这场洪灾。5月22日，被责令立即全员撤回，全队被给予书面警告一次。 2023年河北涿州洪灾更加严重，同样也是明令禁止民间救援，救援队在途中被要求立即遣返。这时候，没有灾情就是命令了，不说人命关天了！在共产党眼里，普通老百姓的命真不算命！ 大名鼎鼎的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其救援资格都要被政府行政权力垄断，这才是要命的！不要以为他们是热心救援。其实，他们的热心只是通过垄断救援来垄断捐赠。没有民间的救援，自然就没有民间的募捐了。不然，郭美美哪来的那么多干爹可以坑。 至于什么中国青基会、中华儿慈会，更是一伙牛鬼蛇神。同样是大河南，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项目区域负责人雷克，就因为掌握着本应该付给患儿的60多万募捐款，拖着不付来挟持着患儿的妈妈陪睡，每次给三五两千元，可前后总共也才给了不足二万元，后该儿童还是因医疗不足离世，这他妈真是畜牲不如！更可恶之处是你给那些捐赠者怎么想：我捐款不是在扶危济困，挽救生命，而是在帮你去祸祸别人的妈妈！ 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它的政治结构同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权力来源是自上而下，那么，在这种制度下的权力参与者稍微一熟悉这种环境，真的是用脚指头想都能明白，我只要依附好上级，其它的民生啊什么的，一切都不重要。所以你看得到上海读不到书的孩子家长会跪在教育局门口；城管会追着很多像夏俊峰的小贩满街跑；北京会驱逐他们认为的低端人口。 有人会说，我说的这些都是中共的下层官员们干的，中央上层领导还是好的，对于这个说法，我只想告诉你:下面烂完了，上面还是好的，那是梅毒晚期；再者，不要忘了：中国网球名将彭帅，风华正茂的年龄，被张高丽长期侵占的事。你们想想：专业网球运动员，那腕力和小臂的力量是多强啊，会抗拒不了一个70多岁的糟老头子？她只是抗拒不了强权而已，更不要天真的以为上面是好的，那只是他们想让你以为的。上有所好，才下必盛焉，上面才是那个“根”。 37年前的六四，先驱们为民主和宪政而争，为民族未来而争，为理想和知识份子的良知而争，虽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而且尚未成功，但她却真正开启了反抗中共铁幕的民主运动。有人说，民主又不能当饭吃，但是，从中共改革后到最近这几年的状况，难道还不能明白：没有民主，你最终连饭都没得吃！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如果孩子上不了学，下跪的应该是教育局吧；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没有谁敢随便把一些人定义为低端，然后驱逐吧，所以不要为你们的街上见不到流浪汉而自豪，更不要嘲笑美国的流浪汉。      2026.6.4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The Fireworks of June Fourth — Democracy Author:...

作者：孙浩亮 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权力的垄断上，更建立在它对人民做出的历史承诺与最终兑现的契约之上。回顾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至今的百年历程，其政治修辞的演变、核心叙事的转移，以及近期推出的社保延退政策，正在拼凑出一幅关于历史承诺与现实落差的讽刺画卷。 一、 消失的彼岸：被逐渐隐去的“共产主义” 在革命年代与建政初期，“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词汇，更是动员底层民众最核心的感召力量。“按需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宏大蓝图，曾让无数普通百姓倾其所有，甚至付出生命去追随。彼时，这一愿景被描绘为触手可及的“明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绝对纯粹的乌托邦承诺在严酷的经济规律面前屡屡碰壁。从早期的激进尝试，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到如今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政治话语的重心发生了微妙而根本的位移。在官方的日常意识形态宣讲中，“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最初的终极奋斗目标正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在很多公共讨论和政策文本中被选择性地淡化和隐去。这种叙事的转向，在很多观察者眼中，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承诺的悄然退却——当最初构建的宏大愿景无法兑现时，话语体系便只能通过不断修正目标来掩盖早期的过度动员。 二、 契约的单方面修改：社保缴费年限延长的现实刺痛 如果说“共产主义”的淡化还属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调整，那么近期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延长社保缴费年限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则直接刺痛了当代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 社保制度在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公民在年轻时履行缴费义务，国家则承诺在公民年老时提供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然而，面对严重的人口红利消失、少子老龄化危机以及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政策制定者选择了一种“单方面修改合同”的方式： 缴费时间拉长：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付出更多、更久的劳动成本。 领取时间推迟：这意味着原本触手可及的晚年保障被再度延后。 对于长期承受高强度劳动压力的当代年轻人和中年劳动力而言，这种单方面调整缺乏充分的民意博弈与社会共识过程。它让民众清晰地看到，在制度设计的风险面前，最终承担代价和托底的，依然是体制最底层的普通工薪阶层。 三、 信任的侵蚀：从宏大叙事到个体清醒 将历史的宏大承诺与当下的社保政策放在一起对比，其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在于政治信任的透支。 从建党之初许诺给工农阶层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的理想国度，到如今面对老龄化冲击时，要求普通人“多缴少领”、“延迟退休”，这构成了强烈的讽刺。这种政策走向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曾经那些激昂的口号究竟是真诚的愿景，还是一种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维护统治、转嫁危机而不断变换的“修辞魔术”？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的是透明、对等且受到监督的契约精神。当宏大的政治口号最终缩水为需要个体用肉身去硬扛的社保账单，那种依靠单向宣传维持的叙事红利便走到了尽头。历史的迷雾散去后，留给普通人的，只剩下如何面对越发沉重的生存现实。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A look back at history's past: From “communism” to...

作者：侯改英 今天我梳理了文革的基本脉络，是为了让出生在文革后的人结束对文革的碎片化认知，提供一个整体宏观的角度，方便大家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及人性等多个维度宏观对比分析。 以下为我梳理的文革十年基本脉络及时间线： *文革发动的背景： 中共因“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毛泽东被迫退居经济决策二线。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恢复农业生产，将原来的集体生产改为承包到户制。但因此被毛警惕权力分野，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文革发动的背景。 以下为正式脉络： ① 1966年 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以党、政、军、文各界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由，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夺取领导权开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 ②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响应，号召群众将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及“黑五类”等“牛鬼蛇神”彻底打倒。并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与旧习惯，号召群众全面“破四旧”。 ③ 两周后，清华附中学生筹组了首个“红卫兵”组织，在获得毛泽东亲笔回信与先后8次接见后迅速席卷全国，并通过毛背书和官方“大串联”成为文革主导力量。毛不仅在接见红卫兵领袖宋彬彬时示意“要武嘛”，更亲自批转文件严禁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受到鼓舞的红卫兵除了对黑五类等展开残酷的抄家与批斗，更是在其后主导的“破四旧”运动中扫荡一切古迹和文物，甚至出现疯狂挖掘古墓鞭尸、俗人被强制剃度、僧尼被迫还俗的猖狂暴行，直接推动了文革暴力的全面升级。 ④ 1967年1月，上海工人王洪文领导工人造反运动，推翻市政府、批斗市委领导，开启了“一月风暴”。至此各地随后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进行夺权，保守派与造反派间爆发大规模器械武斗。文革自此进入更加暴力混乱的阶段。包括广西在内的多个省份更爆发了超过11起“非饥荒吃人风潮”等集体大杀戮。时任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超过2000万人，其中集体杀戮为主要致死原因。 ⑤ 在毛泽东成功借用文革顺利收拢权力后，1968年 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红卫兵等运动主力打散并摒弃。红卫兵组织因而陆续解散。 ⑥ 1969年 中共九大确定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以成功粉碎刘少奇复辟阴谋为由，下令解散了群众运动。 随后毛林关系恶化，毛公开宣称有人急于夺权搞分裂，剑指林彪，1971年9月13日，林彪全家乘坐军用飞机匆忙出逃苏联之际，却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此事件宣告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重要转折点。 ⑦ 林彪死后，毛泽东以林彪推崇孔子为由借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为实现依靠阶级斗争牢牢把控核心权力的目的，毛大力扶持以江青为首坚持阶级斗争的拥毛派“四人帮”，意在发起新的运动批斗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改革派。于是全国文物再遭浩劫。 ⑧ 1976年 周恩来逝世，民众因不满“四人帮”压制悼念于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悼念与抗议活动，被毛泽东批准暴力清场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总策划并撤销一切职务，华国锋随即出任总理。 ⑨ 同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共政坛出现权力真空。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党内元老逮捕“四人帮”，此举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记，华国锋随后接任中共中央主席。 ⑩ 1980年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四人帮”，江青等人被判处重刑。1981年，中共通过决议，轻描淡写的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文革十年的现实后果是：运动期间全民陷入阶级斗争大混乱之中，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国民经济与文化科技人才出现长达十年的惨重断层；在疯狂的“破四旧”等运动中，无数历史文物古迹毁于一旦；此十年间武斗所致的中国人整体个人素质和文明素养出现了严重倒退，语言行为呈现粗鄙暴戾化、理性与智识全面消亡，以至于文革思维作为文革余孽缠绕这代人阴魂不散直至肉体消亡，但这无疑也成为中国文革死灰复燃的潜在隐患； 另外十年中有4年国家财政经历严重赤字，文革结束时农民人均年收入仅76元（月均约6.3元），2.5亿人未解决温饱；更为惨烈的是，由于法治崩溃、国家机器失控和基层血腥的“集体杀戮”，导致2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人性扭曲、人伦撕裂与生灵涂炭的深重浩劫。 如今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浩劫，绝不能仅将其归咎于高层的权力角逐或单纯的群众盲从。 它是一场由极权独裁者运筹权力与普通人盲从、贪婪、残酷等幽暗人性全面激荡、恶性共振系统性浩劫。在这台巨大的极权绞肉机里，独裁者在顶层“借风操纵”，普通人在底层“自愿充当燃料”，共同交织出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深沉的悲剧。 中共在建政之初刻意设计顶层制度，在毛泽东居心叵测的权力攫取之下，通过两手合围，将全社会的怨气精准地转化为巩固极权、清洗政敌的武器：他通过制造阶级撕裂，利用 建政初期留下的制度性不公（如土改承诺落空、严格的户籍束缚、严密的干部等级特权）在民间积蓄了深沉的怨愤。却又在关键时刻如赫鲁晓夫所说“需要人民的时候，就从裤裆里掏出来”，对底层抛出假意公正的...

作者：戈冰 前言 当共产主义宏大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时，其对人类心灵的规训便达到了最隐秘的境地。本片将镜头对准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前夜的一个女孩。在这个由红色积木和苏俄历史人物名字构筑的微缩乌托邦里，本该纯真的童年游戏，却无意识地复制了冷酷的权力运行逻辑和“人民审判”。女孩最终在火光中的逝去，表面上是理想主义的落幕，实质上却是一场思想被高度异化后的精神殉葬。这种集体主义幻觉在面对现实的祛魅时，最终走向了毁灭。本文将以片中看似天真的儿童游戏为切入点，逐一剖析其背后隐喻的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如何对个体思想进行异化与戕害，直面其严酷的精神规训本质。 一，童年乌托邦的崩塌：从红色积木到时代巨变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业城市。一个小女孩在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氛围中长大。她拥有一套红色积木，这是她童年最重要的玩具。家里养了几只小动物，她分别给它们取了革命人物的名字，比如猫叫“弗拉基米尔”、小鸡叫“菲利克斯”，还有一只调皮的小鸭叫“贝利亚”。女孩经常模仿大人，以集体的名义“审判”那些犯错的小动物，沉浸在自己创造的平等和理想游戏当中。 后来，外部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波也传到了这里。女孩身边的“动物伙伴”一个个不见了。她用红色积木和童年幻想搭建起来的小世界，在现实压力下开始崩塌。她曾经坚信的东西正在迅速失去根基，这种成长与时代剧变的碰撞，让她感到强烈的失落和迷茫。 女孩不得不面对现实：家里和街上到处都是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商品——芭比娃娃、米老鼠等各种洋玩具。但贝利亚离开前，给她留下一块带有红色标记的积木，上面刻着“达瓦里希（同志）”这个最高指示。在幻觉和现实不断交替中，女孩紧紧抱着这块积木和内心的理想，冲出了家门。最后，她在城市拆迁的火光与烟尘中离开了。 女孩的离去，象征着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彻底落幕。在她最后的意识里，她又回到了过去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光。尽管周围满是废墟和变化，她还是选择朝着那个“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的梦想”继续走下去。 现在我们逐一分析影片中共产主义对于人类思想的侵蚀戕害。 二，被塑造的天真：意识形态如何进入儿童的游戏 影片前部，贝利亚因为偷盗一块积木而遭到主人公审判：“贝利亚因为盗窃社会主义和人民的积木而要受到处分。”这看似只是儿童游戏中的一句玩笑话，却暴露出影片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小女孩并没有简单地指责贝利亚偷走了“我的积木”，而是将其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和“人民”的侵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女孩的天真，而在于她的天真已经被特定的政治话语所塑造。本应属于儿童的世界——游戏、友谊与好奇心——被宏大叙事重新编码。她不再只是给动物起名字，而是在赋予它们政治身份；她不再只是与动物玩耍，而是在模仿一种权力运行的逻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审判”中，“人民”被作为最终的合法性来源，却始终没有被清晰界定。谁代表人民？谁有权解释人民的利益？谁又能够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损害了人民？这些问题在游戏中并hu不存在，因为审判者、立法者和解释者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女孩自己。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场儿童游戏成为一种政治寓言。它所呈现的并非现代法治所强调的程序、权利与制衡，而是一种以抽象集体名义进行裁决的思维模式。当“人民”被视为最高价值时，个体的声音反而容易被淹没；而当“人民”的定义掌握在权力者手中时，谁属于人民、谁不属于人民，也往往不再由个人决定。 三，想象的敌人：意识形态如何替代真实世界 影片中有一个引人思索的细节。在拥挤的电梯里，小女孩忧心忡忡地问母亲：“妈妈，我们的大楼会不会被美国炸掉？” 对于成年人而言，这或许只是儿童的胡思乱想。然而，一个从未见过美国人、不了解国际政治的孩子，为何会将美国与战争和毁灭自然地联系起来？这种恐惧显然不是来源于个人经验，而是来源于她所接触的政治叙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影片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当个体尚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时，便已经学会按照既定的话语框架理解世界。世界被简单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同志”和“敌人”，“人民”和“反人民”。在这样的叙事中，复杂的现实被压缩为道德判断，而抽象的政治身份则取代了真实的人。 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陌生。义和团运动时期，许多人相信外部世界是威胁自身生存的邪恶力量；而在互联网时代，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习惯于将国际关系简化为善恶对抗。在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但都反映出一种共同倾向：以想象中的敌人代替真实世界，以情绪化的身份认同代替理性分析。 影片中的女孩当然不是义和团成员，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粉红”。但她身上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心理结构——在尚未理解世界之前，先学会了恐惧世界；在尚未接触他者之前，先学会了定义他者。这或许才是影片无意间暴露出的更深层问题。 四，无法被隔绝的现代性：当商品文化击碎意识形态幻梦 影片中部还有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几位母亲谈论起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洗发膏，她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产品功效：“对皮肤特别好，silk就是蚕丝的意思。”对于成年人而言，这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消费选择；然而在小女孩的耳中，这却意味着某种无法接受的背叛。她认为母亲已经背离了自己所坚信的那个世界，转而向另一个世界靠拢。 这里实际上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差。儿童仍然生活在意识形态构筑的世界里，而成年人已经开始按照现实利益和生活需求作出选择。当小女孩还在维护自己幻想中的“社会主义”时，大人们却已经开始学习英文单词，讨论进口商品，并主动接受来自西方的消费文化。 这种现象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晚清时期，统治者一方面以“夷夏之防”的观念警惕西方影响，另一方面又沉迷于西方带来的物质享受。正如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景观所展现的那样，皇帝和后妃并不排斥西方所代表的舒适与享乐，他们只是希望将这些东西控制在自己能够掌握的范围之内。 问题在于，现代化从来不是一种可以被局部接受的商品。技术、制度、思想与生活方式往往相伴而来。当统治者试图用高墙将西洋景观围起来，用传统秩序隔绝外部世界时，最终迎来的却是更剧烈的碰撞。大刀、梭标和土炮终究无法阻挡工业文明的到来，封闭的梦境也终究无法抵御现实的冲击。 影片中的小女孩实际上重复了同样的逻辑。她愿意接受红色积木构筑的乌托邦，却拒绝理解母亲为何会对“silk”产生兴趣；她试图把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彻底分开，却不知道现实早已悄悄进入家门。正如晚清中国最终无法将西方锁在国门之外一样，她也无法阻止那个由商品、市场和消费文化构成的新世界逐渐取代自己熟悉的一切。 五，当历史被美化：胜利叙事中的沉默与缺席 片尾出现的武器耐人寻味。波波沙冲锋枪、莫辛-纳甘步枪、DP-27轻机枪、Tu-2轰炸机、T-34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都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装备。导演没有选择冷战后期的先进武器，而是将镜头停留在1945年的胜利时刻。这种选择并非偶然，因为1945年的红军象征着共产主义最辉煌、最容易被神话化的历史记忆。 然而，这种钢铁洪流的背后，却看不到大清洗、古拉格劳改营、政治迫害和长期经济困境。影片将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历史压缩成胜利与荣耀的叙事，使观众看到的是理想化的苏联形象，而不是共产主义制度在现实中的代价。因此，导演所怀念的并非真实存在过的苏联，而是经过选择性记忆塑造出来的苏联神话。 六，萌化的名字，血腥的历史：三只宠物背后的国家暴力谱系 更细思极恐的是，导演将三只宠物分别命名为弗拉基米尔、菲利克斯和贝利亚。 对于不了解苏联历史的观众而言，这不过是几个普通名字；但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它们分别对应列宁、捷尔任斯基和拉夫连季·贝利亚——苏联革命、秘密警察体系以及国家恐怖机器的重要象征。 导演并没有让这些人物以庄严肃穆的历史形象出现，而是将其降格为宠物。这种处理方式既消解了历史人物的神圣性，也削弱了他们身上的政治重量。曾经影响数千万人的革命领袖、秘密警察首脑和内务部负责人，在动画中变成了围绕主人打转的小动物。 这种反差构成了影片最黑色幽默的一笔。 如果进一步追溯这三个名字背后的历史，则会发现导演的选择并非偶然。 列宁奠定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框架；捷尔任斯基创建契卡，使秘密警察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贝利亚则成为大清洗、古拉格体系和国家恐怖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个人的历史轨迹，恰好对应着苏联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从革命理想，到暴力维稳，再到制度化恐怖，影片用三个看似无害的宠物名字，浓缩了一段极其沉重的历史。 导演没有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或斯大林，而是选择了列宁、捷尔任斯基和贝利亚。这三个名字共同指向的并非共产主义理想本身，而是维护这一理想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暴力机器。 结语 从“人民审判”的童年游戏到最终的精神殉葬，女孩的悲剧展现了宏大叙事对个体心灵的极限异化。那些被萌化的苏俄符号背后，是沉重的国家暴力机器。当虚无的集体主义幻觉被现实祛魅，她选择与红色积木一同走向毁灭。这不仅是理想主义的落幕，更是极权话语吞噬纯真、戕害思想的一声沉痛挽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A Brief Review of "Forward Darvarian" Author: Ge Bing Preface The discipline of the human...

文：黄利娥 从更长的历史看，这种逻辑一再重复：制造敌人、动员群众、再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个体的疯狂只是结果，制度性的运作才是根源。 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 每到这个时间，都会有人回顾那段历史：红卫兵、批斗会、抄家、破四旧、武斗、全民恐惧。很多年轻人把“文革”理解成一场群众疯狂，仿佛只是时代失控造成的一次悲剧。 但“文革”从来不是简单的社会失序。 如果没有最高权力的发动，没有宣传系统的煽动，没有整个体制的默许和配合，它根本不可能席卷全国，更不可能持续十年。 所以，“文革”最值得反思的，从来不只是红卫兵。 红卫兵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背后的权力结构。 回头看中共历史就会发现，“文革”并不是孤立事件。 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到反右运动、大跃进，再到“文革”，以及后来的“六·四”镇压，中共历史几乎始终伴随着政治斗争和系统性暴力。 这种暴力并不只是肉体层面的。 它既包括公开镇压，也包括思想改造、舆论控制、社会清洗，以及通过恐惧让整个社会服从。 每一次政治运动的逻辑都高度相似：先制造敌人，再发动群众，最后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和整肃。 敌人可以是地主、右派、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可以是“境外势力”“历史虚无主义”或者“不稳定因素”。 名称一直在变，但逻辑并没有真正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回看现实，仍然会感到一种熟悉感。 没有了红卫兵，但有了网络审查。 没有了大字报，但有了算法过滤和关键词屏蔽。 没有了群众批斗，却有越来越精密的监控系统和数据治理。 时代进步了，技术升级了，但某种控制方式只是换了外衣。 说到底，问题不在于某一代人突然疯狂，也不只是某一个领导人的个人错误。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体制，本身就天然容易滑向暴力。 当权力无需接受约束，当异议被视为威胁，当政治忠诚高于个人权利，暴力就不再只是手段，而会逐渐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文革”已经过去60年，但它留下的最大警示，不只是历史记忆。 而是提醒人们：如果制造“文革”的制度土壤没有被真正清算，类似悲剧就始终存在重演的可能。 这或许才是“文革”60周年最沉重的现实意义。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本文由周小星提供 “Cultural Revolution” 2.0: An Upgraded Form of Control in Disguise By Huang Li’e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not an accidental...

——中国银行管控的系统性不对称 作者：周敏 编辑：胡丽莉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银行，在世人常识中是储户资金最安全的去处。存入，取出，天经地义。但是你发现没有？近年来，一个奇异的景象在中国银行体系中反复上演：骗子和内部人员能以惊人的效率将储户的钱转走，而储户自己要取回这笔钱，却要面对预约、盘问、证明、审查，乃至被拒之门外。 而这番景象，究根结底，是1949年后中国一切为党服务的制度设计之必然结果。 一、两个场景，两种速度 2025年10月，吉林省扶余市。储户陈冰将1000万元企业备用金存入扶余惠民村镇银行，业务由该行员工赵某丽经办。同月，另一储户王女士也将800万元积蓄存入同一银行，同样由赵某丽负责。赵某丽此前以完成存款指标为由，向储户承诺高于公开利率的回报，多次准时兑付，储户逐渐放松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