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论中共少数民族政策的结构性本质 作者：周敏 编辑：黄吉洲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叙事中，少数民族始终享有特殊照顾：豁免计划生育、高考加分、文化保护条款。这套表达被精心维护，在国内制造汉族对少数民族的隐性怨怼，在国际上作为外交防护工事。然而，当我们穿透这层叙事，所见到的，是一场系统性的文化解除武装。 1、优待的舆论功能 中共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国内外同时运作着双重舆论效果。 对内，它向汉族传达一个清晰的道德信号：少数民族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照顾，任何抵抗都是不知感恩。这使得汉族民众在面对新疆、西藏问题时，先天具有一种防御性的道德优越感，将抗议者视作分裂势力，而非受压迫的群体。 对外，这套舆论构成了应对国际人权批评的标准话术：我们给了他们生育豁免、给了他们加分、给了他们节日假期，何来压迫？这种反驳将人权问题化约为福利统计，以量化的优惠转移对本质性自由的追问。 对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则以上升通道换取沉默与代言：他们可以成为全国人大的代表，可以出现在官方宣传的画面里，条件是扮演体制所需要的民族团结符号，而非本族利益的真实发声者。 2、阉割发生在哪些层面 阉割，是比消灭更精密的统治技术。肉体的消灭会制造殉道者与历史记忆；文化的系统性解除，若能成功，连抵抗的语言都将消失。中共少数民族政策，正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的。系统性剥夺表现在五个层面。 关于语言：削减母语教育。2020年内蒙古强制以普通话代替蒙古语授课，引发大规模抗议。藏语学校持续萎缩。语言的消亡即意味着一个族群无法再用自己的思维结构去理解和传承世界。 关于宗教：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被纳入中国化改造工程。清真寺被拆除圆顶与月牙，神职人员须宣誓效忠党。宗教是少数民族自我认同与道德秩序的核心，去除宗教即切断族群的精神主权。 关于历史记忆：将少数民族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自古以来融入中华大家庭的注脚，而非拥有独立轨迹的历史主题。 关于生育：纸面上豁免计划生育，实际上对维吾尔族女性强制安装宫内节育器、实施绝育手术。2015至2018年间，维吾尔族聚居县份出生率断崖式下降，部分地区降幅超过80%。这是对优待神话直接的证伪。 关于政治代表：有少数民族面孔的官员存在，但他们代表的是党的意志，而非本族群的利益诉求。代表权在形式上保留，在实质上被架空。 给你面包，让你没力气造反；拿走你的语言，让你没有工具思考；保留你的节日服装，让外人看见“多元文化”。这是宽容吗？这是隐蔽的征服。 3、这套模式的历史性谱系 以优惠换认同、以收编代替征服，不是中共的原创。这是帝国们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经典绝活，在历史上有着清晰谱系。 罗马公民权：扩大公民权以整合精英，以法律身份的赋予稀释地方认同，使边疆族群内化帝国的价值体系。 清朝盟旗制：保留蒙藏贵族的形式权威和宗教特权，把它纳入帝国等级体制，用有限的自制换取对中央权威的效忠。 苏联民族区划：创造民族形式的自治单位，填充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列宁称之为“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中共的版本是这一传统当代升级版。数字监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细管控，大数据治理使异见的识别与压制可以在公开镇压之前完成，“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则将再教育（洗脑）工程规模化、系统化。 4、统战逻辑之本质 理解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统战是比种族歧视或文化多元主义都更准确的分析框架。统战的核心是：对稳定有利者给予可控的利益；对稳定构成威胁者，施以不对称的软暴力。 因此，优惠不是权利保障，而是维稳成本的精算结果。当生育豁免有助于边疆稳定时，它存在；当某个族群的人口增长被评估为威胁时，绝育政策随之而来。政策的弹性，本身就揭示了其工具性的本质——它服从于统治的需要，而非任何内在的平等原则。 中共给少数民族的，从来不是权利，而是赎买——赎买顺从，赎买沉默，赎买对主权的放弃。 拨开以上种种幻象的迷雾，当我们再问“中共是否优待少数民族”，我们就知道，这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福利政策的账面上，是的，曾经存在，且正在被侵蚀。在政治权利与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上，从未有过。 优待的幻象，是帝国统治精妙的修辞成就：让被统治者感激，让旁观者困惑，让批评者一上来就会陷入对是否真的有优待的无谓争辩，而无暇追问更根本的问题——一个民族，是否有权做自己？ 文化灭绝与肉体灭绝的区别，不在于后果的轻重，而在于可见性。前者更难被看见，因此也更难被追责。正因如此，探讨这套系统的结构性逻辑，对笔者与读者都意义重大。 The Illusion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the Structural Essence of the CCP’s Ethnic Minority Policies Author: Zhou Min ...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再次提高20元。这个数字被包装为“民生改善”，被当作国家关怀农村老人的证明。然而，当我们把这20元放进真实的生活语境中，就会发现，这更像是一种制度性的敷衍，甚至是一种对底层群体长期忽视后的象征性安抚。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20元能改变什么？当一碗面接近20元，一次普通就医远超其数额，这种调整几乎不具备实际意义。农村老人每月两三百元的养老金，本就无法覆盖基本生活，更不用说医疗、护理与意外支出。当国家以如此微小的幅度调整养老金，却将其宣传为重大民生进步时，问题就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真正的矛盾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长期建立在对农民的制度性牺牲之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农民排除在现代福利体系之外。数亿农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承担了通货膨胀与公共服务不足的风险，却在年老之后只能领取象征性的养老金。这不是偶然的政策失误，而是体制逻辑的必然结果。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缺乏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的环境下，公共财政的使用优先级往往由少数决策者决定，而非通过社会讨论形成共识。农民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代表，也缺乏独立组织表达利益诉求的空间。他们的养老困境很难转化为制度压力，只能被动等待自上而下的“施舍式改革”。当权力无需为选票负责时，最弱势群体的利益自然最容易被忽视。 与此同时，大量资源被投入到维稳体系、形象工程以及各种宏大叙事中，而基础民生保障却长期停留在低水平微调。养老金每年象征性上涨几十元，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强化一种危险的信号：只要社会缺乏反抗能力，再不合理的待遇也可以被合理化。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政策调整，让不公平逐渐常态化，让底层群体习惯于低预期生存。 有人将这种政策称为“德政”，因为毕竟是增加了。但真正的德政，应当是保障人的尊严，而不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一个国家如果在拥有巨大财政与发展成就的同时，仍让农村老人依靠两三百元度过晚年，那么问题显然不在于有没有能力，而在于有没有意愿。 因此，农民养老金只涨20元，并不是简单的财政选择，而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一个高度集权体制在面对底层民生问题时的真实态度：可以缓慢调整，但不愿触动结构；可以象征改善，但避免制度重构。只要权力缺乏来自社会的有效约束，这种局面就很难根本改变。 对于普通人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这20元是否太少，而是为什么在一个强调“人民至上”的政治叙事中，最需要保障的人却始终站在福利体系的边缘。真正的民生改善，应当以人的尊严为尺度，而非以最低生存为底线。当一个社会无法保障最基础的养老尊严，其发展成就也将失去根基。 作者：毛一炜 翻译：戈冰 2026.3.15 Peasants’ Pensions Rise by Only 20 Yuan Abstract: With peasants’ pensions increasing by a mere 20 yuan, it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ir actual...

作者：朱晓娜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2025年2月17日，李延贺一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官方通报称，其因“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通报还表示，当事人当庭表示认罪服法，在法定上诉期内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李延贺是台湾出版机构八旗文化的出版人，多年来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的书籍。2023年，他在上海探亲期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此案在很长时间里缺乏公开信息，直到判决公布，外界才逐渐了解案件结果。 作为一名曾经生活在中国大陆、如今身在海外的华人，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感到十分沉重。因为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表达不同意见可能带来的后果。我曾经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经历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被当地警方上门要求删除相关内容。当时的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普通公民的表达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那次事件之后，我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言论环境以及公民权利问题。我逐渐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公开讨论和自由表达的空间。当不同意见无法被表达时，社会也就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后来我来到美国，在这里接触到了更多关于民主制度、公民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理念。生活在一个可以公开表达意见的社会里，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自由表达的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并开始参与海外华人的民主活动。 过去两年中，我多次参与与中国人权和民主议题有关的公开活动，包括纪念历史事件的集会、声援政治案件的抗议活动，以及呼吁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公共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我参与的相关活动已经超过80场。在这些活动中，我不仅参与集会，还举牌发言，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许多活动都有媒体报道，也留下了照片和视频记录。 对我来说，这些活动不仅仅是政治表达，更是一种责任。我相信，一个社会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允许历史与现实被不断讨论，才有可能真正进步。出版、写作以及公共讨论，本来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李延贺案再次提醒我们，在当今世界，思想与信息早已跨越国界传播，但制度之间的差异仍然深刻影响着个人命运。同样的观点、同样的书籍，在不同制度之下可能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像我这样身在海外的人，才更加珍惜表达的权利。虽然离开了中国，但我仍然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希望未来有一天，中国的普通公民能够在不必担心风险的情况下讨论历史、表达观点、参与公共事务。 对于很多海外华人来说，表达本身或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某些环境下，它却意味着勇气。正因为经历过压抑与限制，我们才更加明白自由表达的价值。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Freedom of Speech Through the Case of Li Yanhe Author: Zhu XiaonaEditor: Hu Lili ...

作者：张维清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一、 60秒的雷霆：神权的幻灭与暴政的终结 2026年2月28日，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日子。世界屏息凝神，目睹了一个血腥时代的戛然而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自诩“真主代理人”、统治波斯大地数十年的独裁者，在美以联军的精准斩首行动中，成为掩体下的亡魂。 ...

作者：郭泉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川普逻辑》之92：川普总统说：“对于那些以主权之名行暴政之实的政权，我们的回答是：你们的‘主权’到此为止了。美国，将作为解放者，作为新秩序的制定者，为被压迫者带来曙光。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行动继续，目标不变：终结暴政，还权于民！” 2026年3月3日，华盛顿特区。五角大楼深处，战争部长海格赛斯的办公室笼罩在一种凝重而决绝的气氛中。 ...

作者：關永傑 編輯：鍾然 責任編輯：胡麗莉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截至2026年3月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已經過去整整一百天。 這場發生在2025年11月26日的火災，波及七幢高層住宅大廈，大火持續燃燒超過四十小時，最終造成168人死亡、79人受傷，成為香港開埠以來傷亡最慘重的火災事故之一。港府隨後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計劃在 2026年3月19日開始舉行聽證會，2026年9月左右公佈最終調查報告。 然而，火災後這一百天里發生的一些事情，卻讓不少人對調查結果是否能夠真正回應公眾關心的問題產生了疑問。 回顧這100天，香港社會發生了幾件值得注意的事件。 一、提出調查訴求的學生被捕並遭開除 火災發生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關靖豐公開提出包括成立火災獨立調查委員會在內的四項訴求。然而不久之後他被警方拘捕，一些媒體甚至將其行為形容為“以災亂港”。 2026年2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宣佈開除其學籍。校方給出的理由並非直接因為其提出相關訴求，而是指其“多次行為不當”，其中包括他在 2023年曾因張貼六四相關標語而被記過。 二、問責問題幾乎沒有被提起 按照中國《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的規定，死亡超過30人的事故屬於“特別重大事故”，應由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有關部門組織事故調查組進行調查，並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省長、自治區主席、直轄市市長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給予行政處分。 而香港的現實則是：香港特首李家超不但沒有被問責，2025年12月16日，他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時，習近平還明確表示，一年來李家超帶領特區政府“勇於擔當、積極進取”，並強調中央對李家超及特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習近平還提到李家超在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至於大埔宏福苑火災，則只是向災民表示慰問，並肯定了特區政府在災後支援及重建方面的努力。 三、罹難者名單未向公眾公佈 在大多數民主社會及法治國家，處理大規模傷亡事故時，“公開名單”通常被視為政府透明度與社會共同哀悼的重要部分。 但香港政府在大埔宏福苑五級火警後，以“保護隱私”為由拒絕公開 168名罹難者名單。 四、媒體人黎智英被重判 2026年2月9日，在一個被外界廣泛質疑為受到政治影響的司法環境下，香港法庭以《國安法》框架下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與“勾結外國勢力”罪名，重判黎智英二十年，《蘋果日報》多名高層被判七至十年。 在這樣的打擊之下，香港可能很難再出現真正具有獨立性的新聞媒體，剩下的更多只是官方宣傳體系的一部分。 五、“天眼”密布，香港或進入《1984》時代 2026年2月中旬，港府向立法會申請 40.6億港元的撥款，用於擴展名為「智眼」（SmartView）的監控程序。該計劃準備在未來數年內，為全港 6萬多組監控攝像頭進行技術升級，包括引入更強大的 AI人臉識別與大數據分析功能。 宏福苑火災的具體原因仍在調查之中。根據早期報道，火勢可能與樓宇外牆維修工程中使用的竹棚、尼龍網等材料的阻燃系數不達標有關。火焰沿著外牆迅速蔓延，導致多個樓宇被波及。如果最終調查結果證明問題僅僅是工程材料不符合標準，那當然是一場嚴重的工程事故。但香港使用竹棚已經超過百年，公眾目前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尼龍網阻燃系數不達標的問題上。而這一問題很可能涉及工程腐敗與監管漏洞。因此，對很多香港市民來說，他們擔心的問題或許更深一層——英國殖民時代建立並有效運作上百年的制度，回歸中國後是不是已經發生了質變？ 過去幾十年，香港之所以能夠維持較高的公共治理水平，與其制度中的多個要素有關：獨立媒體、專業監管機構以及公開透明的調查機制。 但2019年，北京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大規模社會抗議，並最終在2020年出台更為嚴厲的《香港國安法》。此後短短幾年，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香港從一個開放、文明、法治、富裕的國際大都市，迅速轉變為一個被高壓管控的社會。大量中高端人才流失，樓價大幅下跌，經濟增長明顯放緩，並罕見地出現財政赤字。 《國安法》實施後，在高壓環境下民眾與媒體普遍趨於沉默。自2020年以來推行的一系列“宣誓效忠”制度，也使得不少官員更多只需對北京負責，而無需再面對來自反對派與社會輿論的監督。當政府將大量精力與資源投入在肅清異見、維護所謂國家安全時，真正關乎公眾生命安全的公共治理能力，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削弱。 歷史經驗提醒人們，在中國近幾十年的一些重大災難事件中，也曾出現類似的爭議。 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後，一些家長質疑校舍質量問題，疑似是豆腐渣工程，推動調查的譚作人隨後被拘捕；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官方最初將原因歸結為雷擊；還有2021年鄭州“7·20”水災、2024年廣東梅大高速塌方等事件，也都曾因責任歸屬問題引發社會爭議。在這些事件中，政府往往傾向於將責任歸咎於天災，而不少民眾則認為其中人禍是主要因素，由此引發了關於責任追究與信息公開的討論。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刪帖、封號，輿論逐漸沈寂，事件也隨之被遺忘。 宏福苑大火已經過去一百天。168條生命的逝去，人們希望看到的不僅是對遇難者的悼念，更是對制度漏洞的認真檢視。 但從災後這100天發生的事件來看，我們對於9月將要發佈的調查報告，還能抱有多大的期待？是水落石出的真相？還是避重就輕的解釋？ 如果真相沒有被揭示，責任人沒有被追究，那麼這場大火留給香港的，恐怕不僅是一段悲痛的記憶，更是一種長期存在的不安——這樣的災難，隨時可能再次降臨。 Hundred Days After the Hung Fuk Estate Fire: W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Author: K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