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作者：Reng Feng（冯仍）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周敏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加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琳被联邦起诉，罪名是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更让我震惊的是，公告显示她已经同意认罪。司法部说，王爱琳与孙耀宁共同经营一个名为 “美国新闻中心”网站，表面上是服务本地华人社区的新闻平台，实际上却按中共官员的指令发布亲北京宣传内容，而且她并未依法向美国司法部长申报自己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王爱琳不是一个刚刚来到美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新移民。公开资料显示，她1995年从四川成都移民美国，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她在美国买房、生活、经营人脉、参与社区事务，最终当选阿卡迪亚市议员，并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长。她看起来几乎就是华人移民在美国成功的一个样本——从移民到融入，从社区活动到公职身份，从普通人走到市政舞台。 按理说，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享受了美国的自由制度、法治保障、社区信任和政治机会，更应该明白这一切来之不易。她能当上市议员、市长，不是因为哪个党组织安排她，不是因为上级领导提拔她，而是因为美国地方民主制度给了一个移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可是司法部公告披露的内容，却让人看到另一幅令人寒心的图景：她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官员的指令，在美国传播中共宣传内容。 这让我感慨万千。 一个人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在这里获得成功，为什么最后还要为那个她已经离开的政党工作？为什么一个人已经进入自由社会，还要把专制政权的影响力带进这里？为什么一个人已经拥有了美国制度赋予的政治机会，却还要暗中服务一个压制言论、控制媒体、打压信仰、迫害异议人士的政权？ 我想到自己，也想到许多像我一样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我们很多人离开中国，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换一个居住地点而已。 我们是因为看见了谎言、压迫、不公和恐惧，才知道自由的价值。我们离开的时候，心里有伤，也有盼望。我们希望孩子能在一个不必说假话、不必害怕政治、不必从小被洗脑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长期活在恐惧和沉默里。 可是王爱琳案让我不得不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长大，他们会不会真正明白自由的代价？他们会不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逃离专制？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只看到美国给他们的机会，却忘记了专制政权曾经怎样伤害中国人？ 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把真实的历史讲给孩子听，不把中共的本质讲清楚，不把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区别讲明白，那么我们的后代也可能在舒适的生活中失去警醒。他们可能会以为中共只是一个“普通政府”，以为为它站台只是“文化交流”，以为替它宣传只是“爱国”，甚至以为反对中共就是“反华”。 这正是中共最擅长混淆的地方。 中共总是把“党”和“中国”捆绑在一起，把“反共”污蔑成“反华”，把批评政权说成是伤害民族感情。可是我们这些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最清楚：真正伤害中国人的，不是揭露中共罪恶的人，而是这个长期压迫中国人的政权本身。真正羞辱华人的，不是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个非法外国代理人，而是一个华人公职人员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获得信任后，却暗中接受外国专制政权的指令。 司法部国家安全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说，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应当只为他们所代表的美国人民服务；一个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政府官员指令的人，竟处在公共信任位置上，尤其令人担忧。这个说法很重，但也很准确。 我认为，这件事绝不能被理解成针对华人。恰恰相反，最需要警醒的正是华人社区。绝大多数华人来到美国，是为了安居、自由、孩子的未来，是为了逃离专制和恐惧。真正威胁华人社区安全与名誉的，不是美国的调查，而是中共长期把海外华人社区当作统战对象、宣传通道和政治工具。 阿卡迪亚、圣盖博谷、洛杉矶东区，这些地方有大量华人居住。这里本该成为华人参与美国民主、建设社区、保护家庭的地方，而不应该成为中共渗透美国基层政治的试验田。美国地方政府看似离国际政治很远，但市议员、市长、学区委员、社区组织，恰恰是民主制度最基础的部分。如果这些地方被外国威权政权利用、渗透和操控，受伤的不只是美国制度，也包括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家庭。 王爱琳案给我最大的提醒是：移民美国，不等于自动获得自由的灵魂；离开中国，不等于真正脱离中共的思想控制；在美国成功，不等于一定懂得感恩这个制度。 一个人可以住在美国的房子里，开美国的车，拿美国的身份，参加美国的选举，甚至当上美国的市长，但他的心如果仍然跪在中共权力面前，那么他只是身体到了自由世界，灵魂仍然被专制捆绑。 我也因此提醒自己：作为父亲，我不能只关心孩子的成绩、英语、学校和未来职业。我更要关心他们是否明白自由、诚实、公义和信仰的价值。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知道美国生活好，却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好；不能让他们只享受自由，却不知道自由需要守护；不能让他们长大后对中共的谎言失去辨别力。 我们这一代从中国出来的人，有责任把真实告诉后代：告诉他们文革、六四、宗教迫害、维权律师、铁链女、言论审查、监控社会，也告诉他们为什么美国的宪法、法治、新闻自由和地方民主如此宝贵。我们不能把这些历史埋在沉默里，因为沉默会让下一代失去判断力。 王爱琳案不是一个人的丑闻，也不是一个城市的新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对海外华人社区的长期渗透，也照出了我们这一代移民必须面对的责任。 我们来到美国，不只是为了活得安全一点、舒服一点。我们更应该学会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懂得真相、珍惜自由、拒绝谎言的人。 否则，有一天我们也会痛心地发现：我们的后代虽然生长在自由土地上，却仍然被专制的阴影牵引。 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 Body in Freedom, Soul in Prison: The "Soul Searching" of the...

文：杨大鹏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来到美国之后，最让我震撼的，并不是高楼，不是收入，也不是所谓的“自由空气”，而是这里对于儿童的保护。在美国，孩子摔伤了、被虐待了、长期情绪异常，学校、医院、邻居甚至路人都有可能报警。老师发现孩子状态不对，可以直接启动调查；父母如果长期家暴、精神虐待孩子，甚至可能失去监护权。因为在这里，孩子首先被视为“独立的人”，而不是某个家庭的私有财产，更不是维稳机器下可以被牺牲的数字。 可当我再回头看中国这些年的事情，我只觉得愤怒、窒息、甚至后背发凉。“小诺曦”事件，一个孩子遭受长期虐待，浑身伤痕累累，让无数人心碎。还有近期河南初中生“被死亡”事件，一个年轻生命突然离世，舆论质疑重重，家属哭喊无门，网络声音不断被压制。每一次类似事件出现，评论区都会有人说：“别发了，小心封号。”“别讨论了，马上删帖。”“再说账号没了。”什么时候开始，一个社会连为孩子发声，都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而是悲剧发生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追问真相，而是沉默、害怕、删帖、捂嘴。因为在这个体制下，“稳定”永远高于真相。他们可以高喊“一切为了孩子”，却可以让毒奶粉流入市场；他们可以宣传“祖国的花朵”，却让校园霸凌、虐童、少年离奇死亡事件一次次不了了之；他们可以天天谈“正能量”，却容不下普通人为受害儿童说一句公道话。 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最优先保护的，永远应该是孩子。 因为孩子没有反抗能力，没有社会资源，没有话语权。他们只能依赖制度、法律和社会良知去保护自己。可在中国，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活在巨大的压迫里。高压教育、服从教育、打压式成长、唯成绩论，孩子不是被当作独立生命培养，而更像是被当成“工具人”制造。很多孩子从小被灌输：“不要质疑老师”，“不要惹事”，“不要乱说话”，“吃亏是福”。他们被要求听话，却没人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而当真正的悲剧发生时，很多家庭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愿意保护孩子的体系，而是一堵冰冷、沉默、互相推诿的高墙。最令人绝望的是，很多中国人已经对这种事情逐渐麻木。有人觉得：“反正改变不了。”有人觉得：“不要谈政治。”还有人觉得：“事情过去就算了。” 可如果连孩子都没人愿意保护，如果连下一代遭遇不公都没人敢发声，那这个社会未来还剩下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国家最真实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有多少高楼，不是看GDP有多高，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孩子是否被保护，女性是否有尊严，普通人是否敢说真话，这才是真正衡量一个社会良知的标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已经经历了太多沉默、压抑和恐惧。但至少，我们不能让下一代继续生活在“不要说”、“不要问”、“不要管”的环境里。因为今天沉默的人，明天可能就轮到自己的孩子。为孩子发声，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 Who Speaks for China's "Silenced" Children? Author: Yang Dapeng 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er: Kong Xiangqing Translator: Zhou Min Abstract: Issues of...

作者：马群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5月9日，内地网红教授郑强表示：“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满意、轻松的工作有点难找。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先吃点苦不行吗？”对此，不少网友反驳称：“工作确实不难找，但996却只给3000元一个月，我连抱怨都不行吗？”许多年轻人认为，如今中国的就业环境，早已不是一句“先吃苦”就能够解释的。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小学到大学，补习班、学区房、生活费、学费，以及各种人情与教育压力层层叠加。很多家庭为了供孩子读大学，几乎倾尽积蓄。许多年轻人自己也长期承受巨大的学习压力，希望通过高考和大学改变命运，但现实却越来越令人失望。 《城市梦想破碎的瞬间 》图片由AI生成 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发现，所谓“学历改变命运”，正在逐渐失效。很多人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不得不去做外卖、快递、直播销售等低门槛行业。并不是这些职业不值得尊重，而是很多年轻人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我寒窗苦读十几年，最终为什么还是只能做一份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工作？” 更令人焦虑的是，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环境正在持续恶化。 如今，本科生已经明显“贬值”，研究生人数快速增加。可即便如此，很多硕士毕业后依然很难找到理想工作。一边是每年上千万毕业生持续涌入就业市场，另一边却是大量企业缩减招聘、降薪裁员。 许多岗位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学历通胀”现象：过去本科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硕士；过去大专可以从事的岗位，如今也要求本科。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但高质量岗位并没有同步增加。 与此同时，中国职场还长期存在一个被广泛诟病的问题——“35岁门槛”。很多企业默认认为，35岁以上员工“成本高、难管理、加班能力下降”。于是，大量中年劳动者在最需要稳定收入的年龄，反而面临裁员与就业歧视。 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不仅现在找工作困难，甚至连未来都能够提前看到：拼命读书、拼命工作，最后依然可能在35岁之后被职场边缘化。 于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躺平”，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个人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对未来信心的下降。 年轻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吃苦，而是：吃了一辈子的苦，却依然无法获得稳定、体面与希望。 如果一个社会让年轻人长期看不到回报，那么学历焦虑、就业焦虑、生育率下降以及“躺平文化”，都会不断扩大。因为当“努力”不再能够改变命运时，人们自然会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When Chinese Youth Increasingly See No Future Author: Ma Qun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

作者：杨长兵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近年来，“躺平”一词迅速在中文互联网传播。从最初带有自嘲意味的网络表达，逐渐演变成许多年轻人共同的情绪符号。它并不是一种组织化运动，也并非明确的政治主张，而更像是在高压力社会环境中的一种被动回应。 但近来，一些官方或半官方叙事开始将“躺平文化”与“境外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甚至“国家安全风险”联系在一起。原本属于社会情绪层面的现象，逐渐被纳入“安全化叙事”的框架之中。这种变化，也引发了外界对于“社会情绪政治化”的讨论。 事实上，“躺平”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意识形态现象，而是长期社会压力积累后的结果。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竞争持续加剧。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就业压力、青年失业率上升，以及越来越明显的阶层固化，让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努力与回报”的关系。 与此同时，高强度劳动逐渐常态化。互联网行业长期存在“996”现象，制造业超时劳动普遍存在，而外卖、网约车等平台经济，更将收入与劳动时间直接绑定：跑得越久，收入越高；接单越多，平台权重越高；一旦停下来，收入便迅速下降。在这种结构下，“休息”本身甚至都会带来焦虑。 过去，“奋斗”意味着更稳定的生活与更清晰的上升空间；但当竞争不断加剧、回报却越来越不确定时，一部分年轻人开始主动降低欲望，以减少投入、退出竞争的方式缓解长期内耗。因此，“躺平”本质上更像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而非某种政治对抗。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与日本“低欲望社会”、韩国“放弃一代”等现象并无本质区别。其核心，都是个体在面对结构性压力时产生的自我调适。但问题在于，当一种社会情绪被迅速纳入“风险叙事”之后，它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从“需要理解的问题”，变成了“需要治理的对象”。而将所有消极情绪归因于“外部势力”，也容易忽视一个更基本的现实：社会情绪首先来源于社会内部，而并非外部输入。 如果年轻人长期面临高工时、低安全感与上升困难，那么疲惫感本身就会自然产生，并不需要任何力量刻意“制造”。“内卷”之所以成为高频词汇，也正因为越来越多人感受到：投入越来越大，但回报却越来越不确定。当长期奋斗无法换来稳定预期时，“躺平”便成为部分人降低内耗的一种选择。 一个社会中，当越来越多情绪只能通过“沉默退出”来表达时，真正值得关注的，也许并不是“躺平”本身，而是社会是否仍然保留对现实问题进行正常讨论与回应的空间。理解它，或许比定义它更重要。 When “Lying Flat” Is Defined as a Risk Author: Yang Changbi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作者：周敏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2026年5月1日下午五时二十分，成都高新区天府四街。 一辆粉银色轿车在民乐地铁站路口等完红灯，绿灯亮起的瞬间，并没有直行，而是猛打方向盘，加速冲向斑马线上的行人。行人纷纷被撞飞十余米。车没停，继续逆向冲上人行道、倒车、再次加速，再次撞向人群，如此反复，绵延近两公里，直到被迎面驶来的车辆逼停。接着31岁的李某某从车里走出来，并从后备箱拿出了一把刀。 他被当场制伏后，警方发布通报：李某某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经检测排除酒驾毒驾，事故造成1死11伤，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微博等平台迅速把相关视频和关键词列为禁语，警方提醒公众"勿传播现场图片视频及相关不实信息"。 ...

作者：陀先润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中共国安部最近做了一件让连胡锡进都看不下去的事——他们堂而皇之地发了一篇公开文章，告诉中国年轻人：你们躺平，是因为境外势力在幕后操纵你们。那些鼓吹躺平的账号、公众号、网红，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手在推动。 我认认真真把这篇文章从头读到尾。没有证据，没有点名任何一个账号，没有指出任何一笔资金，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一个号称掌握国家最高机密情报的部门，拿出来的东西，是一篇连大学生写思想汇报都不如的空洞说教，通篇只有一个意思：境外势力希望你们躺平，所以你们不能躺平。 但这不是无能，这是傲慢。他们根本不需要证据。扣帽子不需要证据，恐吓不需要证据。这就是政治警察的底层逻辑：我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你自己去证明你没问题。这套逻辑，中国人的上一辈在文革里领教得够透彻了。 更值得警惕的问题不是这篇文章写得多烂，而是：国安部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思想引导、青年工作，这本来是共青团中央几十年的地盘，是宣传系统的标准操作。现在国安下场了，用政治警察的口吻和逻辑来做本该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事。这个越界，不是偶然失误，是权力扩张的信号。 历史的铁律：政治保卫警察权力膨胀，普通人就要开始倒霉 要理解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必须回到历史。中共历史上，政治保卫警察的权力曾经两度大规模膨胀，每一次的结局都是用鲜血写成的。 第一次是“肃反”时期。很多人以为红军是被蒋介石打败的，但真正从内部瓦解红军的，是以邓发、王首道为代表的政治保卫系统。这批人接管了中华苏维埃和苏区政府的方方面面——报纸归他们管，医院归他们管，妇女工作归他们管，儿童团归他们管，他们拥有否决一切、怀疑一切、最后制裁一切的权力。结果是大规模冤假错案，自己人杀自己人，红军从内部崩溃。这段历史后来被中共自己称为"沉痛教训"，参与其中的邓发等人后来被清算了一批，但这个教训显然没有被真正记住。 第二次是1957年“反右”之后。“反右”运动由邓小平主导，大量使用了罗瑞卿系统，也就是公安部里的政保系统。进入1959年之后，政治保卫系统再度膨胀，成分不好的学生被禁止考大学，阶级敌人的帽子满天飞。“大跃进”失败，饿死了几千万人，经济彻底崩溃。这个时候中共的反应不是检讨，不是认错，而是让政治警察更加猖獗——经济越烂，越需要找敌人，越需要用政治恐惧转移视线。这条逻辑，今天依然在运转。随后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所有历次运动的总爆发。政治保卫渗入每家每户，管控街道、联防队员、学校老师，政治保卫高于一切。普通警察和政治警察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公安部系统陷入派系混战，连公安部长李震都死得莫名其妙，官方说是自杀，没有人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三次，正在发生 2019年之后，习近平将"政治安全"重新供上了所有安全领域的最高神坛。从那以后，国安系统开始悄悄爬进每一个领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由原北京国安局局长直接出任；清华大学随后也来了一个国安背景的干部。国安的人员开始向各高校、各科研院所蔓延，用抓人出身的眼光审视每一个教授、每一个研究员，看谁和境外有联系，看谁的研究方向不够"安全"。与此同时，证监会的上级指导单位悄悄加入了国安部，金融证券领域开始由国安"指导"工作。宣传口、媒体系统，国安也开始全面介入。 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在国安干了三十年、专职从事盯梢、监听、抓人工作的人，现在去"指导"资本市场。他懂什么叫市盈率吗？他懂流动性风险吗？他懂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吗？都不懂。他唯一懂的，是盯着所有人的脸判断谁像境外势力，谁的背景需要深查，谁该被带走谈话。把这种人放进金融系统、教育系统、媒体系统，不是在治理国家，是在用政治恐惧系统性地替代专业判断，是在从内部摧毁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 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近年来，大量国企、高校、公务员单位重新要求员工填写"家庭出身"。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以为是填职业或者收入。但家庭出身不是你的职业，是你的政治成分，是政治警察给所有人分类贴标签的标准工具，上一次大规模使用这个词是在“文革”。这个词的重新出现，不是行政惯例的延续，是系统性政治倒退正在悄悄重建分类管控体系的证据。 信息管控：让你连问题都问不出来 政治警察全面渗透的另一个结果，是信息管控的质变。3·29北京发生了什么？国内绝大多数人只看到了一辆车的视频。但在那之外，已经有医院开始转移病人，丰台的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工业亚硝酸盐中毒的患者。这些信息，国内的普通人几乎完全不知道。 这不是偶然的技术性漏洞，这是系统设计的结果。政治警察的信息管控不是粗暴地告诉你"这条新闻是假的"，也不是简单地屏蔽关键词——那种方式太容易被识别、太容易引发反弹。真正高明的管控，是让某件事从一开始就不进入你的信息环境，让你根本没有机会形成疑问，让你在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下，心平气和地继续生活。当你连问题都问不出来，管控就已经彻底成功了。 历史的规律是残酷而清晰的：每当政治保卫系统的行政地位开始大幅膨胀，恐怖管制时代就会随之而来。那个契机可能是一场经济危机，可能是一次军事冲突，可能是某一天某条突然消失的重要新闻。而一旦那个契机出现，等待所有人的只有两种状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 现在，这扇门正在被缓缓推开。留给中国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Steps in to Manage "Lying Flat": The Prelude to an Era of T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