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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沙漠里的棋局——中东与拉美
CHAO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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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3日
作者:陀先润 1970年,约旦军队在镇压巴勒斯坦武装的过程中,俘虏了一批特殊的囚犯。 这批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不是约旦人,也不是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公民。他们是中国人,混在法塔赫的武装队伍里,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约旦的土地上活动。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把他们单独关押,不和其他俘虏混在一起。这件事随后被压了下来,约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想把它闹大,这批人悄悄被遣返,从公开记录里消失,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们在约旦的沙漠里教阿拉伯人打仗,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教的是如何在敌后建立群众组织。这些知识从延安的窑洞里出发,经过朝鲜的山地、越南的丛林、缅甸的原始森林,最终传到了中东的沙漠里,被一批说着阿拉伯语的年轻人用来对付以色列和西方世界。 中共进入中东的时间,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晚。在中东最早活动的是苏联,从二战期间就开始通过高加索方向渗透中东各国,克格勃在这个地区经营了几十年,影响力根深蒂固。中共在五十年代初才开始认真经营中东,而且进入的路径非常隐蔽,不是通过政党关系,不是通过外交渠道,而是通过一条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秘密线索:以色列。 中以关系是中共对外关系里最难说清楚的一段历史。以色列1948年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两个新生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以色列随即通过犹太商人网络,和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这个渠道的建立,前期通过南方局,通过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体系来操作。 朝鲜战争期间,这条渠道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中国那时候一穷二白,面对西方的封锁禁运,很多战略物资根本买不到。以色列通过犹太商人网络,帮助中国获取了包括稀有金属在内的一批战略物资,其中有乌矿,是生产坦克装甲穿甲弹不可或缺的原料。以色列缺这个,中国有;中国缺的东西,以色列能搞到。这是一笔双方都需要的买卖。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条线变得更有价值。苏联大力支持埃及、叙利亚、约旦对抗以色列,中国和苏联撕破了脸,敌人的敌人自然就变成了朋友。从那个时候开始,中以之间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技术交流,中国向以色列提供了缴获的苏制武器样品,包括各种型号的火炮、坦克和飞机,让以色列可以研究苏制武器的弱点,有针对性地开发反制手段。以色列回报的,是各种领先的军事技术,从雷达到航空电子系统,门类繁多。 这条线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正式建交,然后在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扩大。网上能查到的那些交易——费尔康预警机、幼狮无人机、各种军事技术图纸——都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水面以下有多少,没有人完整地知道,大概也永远不会完整地知道。 但中东对中共来说,真正的战略价值不是以色列,而是巴勒斯坦。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随后几年里,大大小小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每一个都需要钱、需要武器、需要国际支持。其中有一个组织叫法塔赫,领袖是阿拉法特。他在六十年代中期来到中国,见了毛泽东,见了周恩来,谈了很久。 中共在众多巴勒斯坦组织里选择了法塔赫,这个选择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共少有的有眼力的一次判断。法塔赫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不是意识形态极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而是一个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为旗帜的世俗武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务实的政治头脑。中共看中的,正是这种灵活性。 支持是全方位的。法塔赫的游击队员到中国接受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随队跟进。政治顾问教的是毛泽东思想,教的是如何建立基层组织,如何发动群众,如何把武装斗争和政治动员结合起来。军事顾问教的是游击战术,教的是如何在城市里和正规军周旋,如何利用平民区域作为掩护。 阿拉法特后来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整体架构,包括联合各派别的统一阵线模式,包括以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为旗帜的政治策略,都有浓厚的中共影子。这不是巧合,这是中共政治顾问手把手教出来的。 与此同时,中共在巴勒斯坦的布局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派系支持不同的组织。中联部系统支持法塔赫,中央文革的激进派另有一条线,支持的是一个叫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组织,这个组织下面有一个分支叫黑九月,就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劫持以色列运动员、造成十一人死亡的那个恐怖组织。 和黑九月合作的,还有日本赤军。日本赤军在中东活动期间,和巴勒斯坦各武装组织有密切的合作,一起搞劫机,一起制造爆炸,共同对抗西方世界。1972年,三名日本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发动枪击,造成二十六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刚刚落地的波多黎各天主教朝圣者。这次袭击至今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惨烈的恐怖袭击之一。 日本赤军在中东活动的后勤保障,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重信房子在被捕之前的几年里,护照上有超过二十次进入中国的记录,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将近两年。她不是在北京旅游,也不是在北京做生意。日本警视厅认为,日本赤军在中国有一个实质性的基地,负责提供庇护、经费和后勤支持。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这件事,但也从来没有认真否认过。 1977年之后,和中联部激进派有关联的那条巴勒斯坦线索突然断掉了,相关组织销声匿迹。时间节点是“四人帮”倒台,邓小平重新掌权,中共的对外政策开始全面收缩。那些在文革期间被激进派推动起来的海外布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陆续被切断。 这说明了一件事:中共在中东的输出革命,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战略,而是几个不同派系在争夺主导权的产物。周恩来系统支持的法塔赫,操作相对克制,注重长远效果;中央文革激进派支持的那条线,走的是极端路线,搞的是恐怖主义。两条线同时在中东运作,有时候甚至支持立场相对立的组织,造成了中国人支持的一派和中国人支持的另一派在沙漠里打来打去的荒诞局面。 这种内部混乱,是中共在所有输出革命区域里都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中东因为地缘的复杂性而表现得尤为突出。 拉美的故事相对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共在拉美主要是给钱,具体的事情让古巴去做。 卡斯特罗1959年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的关系不错,但和苏联的关系更好。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之间出现了方向上的分歧。卡斯特罗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接下来要经营国家,建设政权,不能无休止地在全球各地点火。格瓦拉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古巴的革命成功只是开始,整个拉丁美洲都需要革命,他要去拉美的丛林里继续战斗。 格瓦拉来到中国,和周恩来系统进行了会谈。中国以政府间贸易协定的名义,给了他几千万美元,说是贸易往来,实际上是给他去拉美搞革命用的。协议里有一个条款:如果钱用完了,可以来谈债务减免。这意味着这笔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回来,只是用一个经济协议的外壳包装,让双方都有台阶下。卡斯特罗帮着做了账目上的处理,格瓦拉拿着这笔钱离开了。 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丛林里被捕,随即被处决。他死的时候身上带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里面记着他的战略计划和对革命的思考。这本笔记本后来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浪漫而悲凉。 格瓦拉死后,中共在拉美的直接投入大幅减少。剩下的工作继续通过古巴来做,中国出钱,古巴出人,分工明确,责任清晰。这种代理人模式让中共在拉美的存在感相对隐蔽,不容易被直接追溯到北京。 但有一条线是直接的,那就是对墨西哥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这条线在中联部的档案里做得极为隐秘,几乎没有公开记录,偶尔在一些解密文件里出现只言片语,研究者很难把它完整地拼出来。它的存在本身,说明中共在拉美的布局比外界通常认为的要更深、更广。 秘鲁的“光辉道路”是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光辉道路”在1960年代末受到中共输出革命的直接影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安第斯山区建立根据地,对抗秘鲁政府。1982年,当中国开始和拉美国家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不再公开支持武装革命之后,“光辉道路”拒绝放下武器,和中共切割,独立走自己的路。 然后它就活下来了。活得很难看,变成了贩毒和勒索,但它活下来了。这个结局,和本系列一直在追踪的那条规律完全吻合:越听话,死得越快;越不听话,反而越能活。 日共不听话,活到了今天,在日本议会里有一席之地。菲律宾共产党不听话,现在还在菲律宾的丛林里打游击,主要业务变成了向华人企业收保护费。“光辉道路”不听话,变成了毒枭,但还在。马共听话,老死在旅游景点里。泰共听话,从历史记录里消失。缅共听话,在内讧里四分五裂,留下一个烂摊子变成了今天的缅北乱局。 这条规律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共输出革命的本质:中共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那些被它扶持的组织的命运,它关心的只是这些组织对自己有没有用。有用的时候,给钱给枪给顾问。没用的时候,一个电话停止援助,然后假装不认识。 习近平当副主席的时候,在巴西说过一句话: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贫穷。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大概知道这是谎言,听他说话的人大概也知道这是谎言,只是大家都假装信以为真,因为这符合外交场合的礼仪。 从1920年代的唐人街到1960年代的缅北丛林,从中东的沙漠到安第斯山区的高原,中共用了半个世纪,在全球各地布下了一张巨大的网。这张网造成了多少人死亡,没有人统计过。那些死去的人,有的是信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年轻人,有的是被谎言骗去充当炮灰的红卫兵,有的是在“肃反运动”里被自己同志杀死的无辜者,有的是在恐怖袭击里遇难的平民。 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只是一颗棋子。 那只手现在还在。只是棋盘更大了,棋子的种类更多了,玩法也更复杂了。武装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大外宣、选举干预、政党渗透、经济控制。工具变了,逻辑没变。棋子还是棋子,棋手还是棋手。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Section 7: The Chess Game in the Desert — The Middle East and Latin America Author: Tuo...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
Rongxin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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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日
文:张兴贵 序言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物质财富与科技文明爆发式增长的世纪,也是人类在政治哲学与社会实验中付出最惨痛代价、经历最深刻苦难的世纪。在这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共产主义运动无疑是规模最为宏大、卷入人口最多、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塑造最为深刻的实验。 这场运动最初肇始于一种对人类终极解放的崇高追求。面对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与社会异化,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们以惊人的理论魄力,勾勒出了一幅超越阶级剥削、消灭强制性国家机器、实现人人平等与自由联合的乌托邦图景。这一宏伟蓝图曾如同一座照亮暗夜的灯塔,吸引了无数满怀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工农大众与革命先锋,为此不惜抛头颅、撒热血。 然而,当理论走出书斋、迈向暴力革命与国家政权的构建时,这场历史性实验却呈现出了与其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的惊人走向。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到东欧的政治剧场,从古拉格群岛的冰原到农业集体化引发的大饥荒,所有的共产主义实践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极其沉重的历史悖论: 一个宣称要“消灭国家”的理论,在实践中却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控制最严密、权力最集中的全权主义国家机器; 一个宣称要“废除一切阶级特权”的革命,最终却在公有制的废墟上孕育出一个靠垄断生存资料与政治权力维系统治的“新阶级”; 一个宣称要“将人类从资本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计划经济,最终却消灭了社会的自发秩序,导致了长期的物质匮乏、文化死寂与道德溃败; 一个宣称代表“人类最广大根本利益”的体制,在其面临全方位危机时,却遭到了统治官僚阶层自上而下的掠夺性抛弃与全民性的无声唾弃。 这绝对不是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偶然性格所致,也不是某一次政策执行偏差的结果,而是一场由其内在制度逻辑决定的系统性悲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清醒的解毒药。我们回顾这段沉痛的历史,绝非为了在胜利者的姿态下进行简单的政治批判,更不是为了宣泄历史情绪,而是为了警醒当下与未来。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数字监控技术的飞速演进、全球化逆流带来的焦虑、以及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追求强权解决的倾向抬头,极权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死灰复燃,在欧美文明的边际徘徊。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以“集体”、“人民”或“终极理想”为名义建立的无约束权力,终将异化为压迫人类最深重的枷锁;而人类社会的繁荣、尊严与幸福,绝不可能建立在顶层指令之上,而只能孕育于限制权力、保护私产权、捍卫思想自由与尊重个体的宪政法治轨道之中。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二十世纪的宏大实验中承受苦难与牺牲的无辜心灵,献给那些在中国新极权的黑暗中依然不懈追求真理与自由的思想者,并希望它能成为构建未来文明坚固防线的一砖一瓦。 第一章 认识论陷阱:全知理性与信息不可知性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与恩格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推向“科学”以来,共产主义理论便建立在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哲学基础之上:人类不仅能够彻底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更能够凭借这种认识,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组装并掌控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这种将社会视为一部精密机械、将历史视为线性演进轨迹的构想,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最核心的精神支柱。 然而,二十世纪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表明,这种建立在“完全理性”与“历史必然性”之上的宏大设计,最终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严重的经济瘫痪、制度僵化与人道危机。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共产主义的根本困境并非仅仅在于道德假设的过于崇高或政治执行中的偏差,而在于其底层认识论的根本性溃败。 共产主义理论犯了一个致命的认识论错误:它假设人类社会存在一个可以被彻底掌握的“全知视域”,并认为通过高度集权的规划机构,能够汇集、处理并运用全社会所有的知识与信息。本章将从人类理性的边界、信息的本质属性、社会系统的演化特征等维度,深刻剖析共产主义在认识论层面无法逾越的致命陷阱。 第一节 理性狂妄的起源:从启蒙运动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论 要理解共产主义认识论的缺陷,必须首先溯源其思想脉络。共产主义并非凭空产生的政治构想,它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并结合了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主义唯物论。 一、启蒙理性的膨胀与社会工程学 启蒙运动打破了神学对人类思想的禁锢,确立了理性在探索自然世界中的崇高地位。随着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人类第一次发现,看似浩瀚无垠、纷繁复杂的宇宙,竟然受制于几条极其简洁、精准的物理定律。这种前所未有的认知突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智力自信。 在这种自信的驱动下,社会思想家们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结:既然自然界遵循着可被人类理智完全掌握的客观规律,那么人类社会是否也存在一套类似的“运动法则”?只要找到了这套法则,人类是否就能像工程师设计桥梁和发动机一样,精密地设计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匮乏、没有混乱的完美社会? 这种将自然科学的逻辑无缝迁移至社会领域的倾向,被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称为“唯科学主义”。它过度夸大了人类理性的能力,将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简化为可以被完全计算和操控的物理模型。 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决定论与“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将这种理性膨胀推向了巅峰。通过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结合,马克思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试图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历史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这种演进是像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理论架构赋予了共产主义一种强烈的“科学”合法性。它宣告,共产主义的到来不是某种道德诉求,而是历史规律演进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政党只要掌握了这套“科学真理”,就拥有了历史的绝对解释权,甚至获得了代表历史趋势去干预、塑造、加速历史进程的合法性。 三、 理性狂妄的本质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将这种坚信人类理性可以重新设计整个社会制度的信念称为“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的实质在于混淆了“人造秩序”与“自发秩序”: 人造秩序(如一家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军队)是由人类意志有意识设计出来的,内部结构清晰,目标单一,指令自上而下贯穿。自发秩序(如语言、法律、货币、市场)并非由任何单一个人或机构有意识设计,而是在数百万个体漫长的互动、试错、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复杂系统。 共产主义的根本谬误,就是试图用对待“人造秩序”的设计思维,去强行改造和替换极其庞大的“自发秩序”。它坚信一个由“理性精英”组成的中央计划委员会,能够替代千百年来由无数个体交易形成的市场网络。这种对理性能力的无限拔高,正是其认识论陷阱的起点。 编辑: Gloria Wang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Why Communism Is...
政治与民主—第五章 民主政治的概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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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4日
作者:祝正明 (三)法治的民意代表性 法律适用于所有使用文字的社会,法律本身是一种工具,可以为任何形态的社会与阶级所采用,并服务于完全不同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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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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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美国——从唐人街到黑豹党 作者:陀先润 1970年,黑豹党领袖休·牛顿从监狱里出来,买了一张去中国的机票。 他在中国待了十天,见了周恩来,参观了工厂、学校和公社,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回到美国之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宣布黑豹党放弃武装革命,不再谋求推翻美国政府。 ...
党的棋子——中共输出革命秘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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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反目——日共与中共 作者:陀先润 在全球所有的共产党里,骂中国共产党骂得最狠的,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是日本共产党。日共骂中共骂了几十年,骂独裁,骂军国主义,骂文化大革命,骂天安门,骂习近平。骂得比日本自民党还要狠,比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加起来还要难听。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两个共产党,同属国际共运,为什么会变成这副局面? 答案要从他们之间纠缠了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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