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作者：马群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5月9日，内地网红教授郑强表示：“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满意、轻松的工作有点难找。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先吃点苦不行吗？”对此，不少网友反驳称：“工作确实不难找，但996却只给3000元一个月，我连抱怨都不行吗？”许多年轻人认为，如今中国的就业环境，早已不是一句“先吃苦”就能够解释的。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培养一名大学生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小学到大学，补习班、学区房、生活费、学费，以及各种人情与教育压力层层叠加。很多家庭为了供孩子读大学，几乎倾尽积蓄。许多年轻人自己也长期承受巨大的学习压力，希望通过高考和大学改变命运，但现实却越来越令人失望。 《城市梦想破碎的瞬间 》图片由AI生成 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发现，所谓“学历改变命运”，正在逐渐失效。很多人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甚至不得不去做外卖、快递、直播销售等低门槛行业。并不是这些职业不值得尊重，而是很多年轻人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我寒窗苦读十几年，最终为什么还是只能做一份随时可能被替代的工作？” 更令人焦虑的是，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环境正在持续恶化。 如今，本科生已经明显“贬值”，研究生人数快速增加。可即便如此，很多硕士毕业后依然很难找到理想工作。一边是每年上千万毕业生持续涌入就业市场，另一边却是大量企业缩减招聘、降薪裁员。 许多岗位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学历通胀”现象：过去本科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硕士；过去大专可以从事的岗位，如今也要求本科。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但高质量岗位并没有同步增加。 与此同时，中国职场还长期存在一个被广泛诟病的问题——“35岁门槛”。很多企业默认认为，35岁以上员工“成本高、难管理、加班能力下降”。于是，大量中年劳动者在最需要稳定收入的年龄，反而面临裁员与就业歧视。 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不仅现在找工作困难，甚至连未来都能够提前看到：拼命读书、拼命工作，最后依然可能在35岁之后被职场边缘化。 于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躺平”，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个人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对未来信心的下降。 年轻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吃苦，而是：吃了一辈子的苦，却依然无法获得稳定、体面与希望。 如果一个社会让年轻人长期看不到回报，那么学历焦虑、就业焦虑、生育率下降以及“躺平文化”，都会不断扩大。因为当“努力”不再能够改变命运时，人们自然会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When Chinese Youth Increasingly See No Future Author: Ma Qun 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

作者：杨长兵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近年来，“躺平”一词迅速在中文互联网传播。从最初带有自嘲意味的网络表达，逐渐演变成许多年轻人共同的情绪符号。它并不是一种组织化运动，也并非明确的政治主张，而更像是在高压力社会环境中的一种被动回应。 但近来，一些官方或半官方叙事开始将“躺平文化”与“境外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甚至“国家安全风险”联系在一起。原本属于社会情绪层面的现象，逐渐被纳入“安全化叙事”的框架之中。这种变化，也引发了外界对于“社会情绪政治化”的讨论。 事实上，“躺平”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意识形态现象，而是长期社会压力积累后的结果。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竞争持续加剧。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就业压力、青年失业率上升，以及越来越明显的阶层固化，让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努力与回报”的关系。 与此同时，高强度劳动逐渐常态化。互联网行业长期存在“996”现象，制造业超时劳动普遍存在，而外卖、网约车等平台经济，更将收入与劳动时间直接绑定：跑得越久，收入越高；接单越多，平台权重越高；一旦停下来，收入便迅速下降。在这种结构下，“休息”本身甚至都会带来焦虑。 过去，“奋斗”意味着更稳定的生活与更清晰的上升空间；但当竞争不断加剧、回报却越来越不确定时，一部分年轻人开始主动降低欲望，以减少投入、退出竞争的方式缓解长期内耗。因此，“躺平”本质上更像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而非某种政治对抗。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与日本“低欲望社会”、韩国“放弃一代”等现象并无本质区别。其核心，都是个体在面对结构性压力时产生的自我调适。但问题在于，当一种社会情绪被迅速纳入“风险叙事”之后，它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从“需要理解的问题”，变成了“需要治理的对象”。而将所有消极情绪归因于“外部势力”，也容易忽视一个更基本的现实：社会情绪首先来源于社会内部，而并非外部输入。 如果年轻人长期面临高工时、低安全感与上升困难，那么疲惫感本身就会自然产生，并不需要任何力量刻意“制造”。“内卷”之所以成为高频词汇，也正因为越来越多人感受到：投入越来越大，但回报却越来越不确定。当长期奋斗无法换来稳定预期时，“躺平”便成为部分人降低内耗的一种选择。 一个社会中，当越来越多情绪只能通过“沉默退出”来表达时，真正值得关注的，也许并不是“躺平”本身，而是社会是否仍然保留对现实问题进行正常讨论与回应的空间。理解它，或许比定义它更重要。 When “Lying Flat” Is Defined as a Risk Author: Yang Changbi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作者：周敏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2026年5月1日下午五时二十分，成都高新区天府四街。 一辆粉银色轿车在民乐地铁站路口等完红灯，绿灯亮起的瞬间，并没有直行，而是猛打方向盘，加速冲向斑马线上的行人。行人纷纷被撞飞十余米。车没停，继续逆向冲上人行道、倒车、再次加速，再次撞向人群，如此反复，绵延近两公里，直到被迎面驶来的车辆逼停。接着31岁的李某某从车里走出来，并从后备箱拿出了一把刀。 他被当场制伏后，警方发布通报：李某某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经检测排除酒驾毒驾，事故造成1死11伤，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微博等平台迅速把相关视频和关键词列为禁语，警方提醒公众"勿传播现场图片视频及相关不实信息"。 ...

作者：陀先润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中共国安部最近做了一件让连胡锡进都看不下去的事——他们堂而皇之地发了一篇公开文章，告诉中国年轻人：你们躺平，是因为境外势力在幕后操纵你们。那些鼓吹躺平的账号、公众号、网红，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手在推动。 我认认真真把这篇文章从头读到尾。没有证据，没有点名任何一个账号，没有指出任何一笔资金，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一个号称掌握国家最高机密情报的部门，拿出来的东西，是一篇连大学生写思想汇报都不如的空洞说教，通篇只有一个意思：境外势力希望你们躺平，所以你们不能躺平。 但这不是无能，这是傲慢。他们根本不需要证据。扣帽子不需要证据，恐吓不需要证据。这就是政治警察的底层逻辑：我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你自己去证明你没问题。这套逻辑，中国人的上一辈在文革里领教得够透彻了。 更值得警惕的问题不是这篇文章写得多烂，而是：国安部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思想引导、青年工作，这本来是共青团中央几十年的地盘，是宣传系统的标准操作。现在国安下场了，用政治警察的口吻和逻辑来做本该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事。这个越界，不是偶然失误，是权力扩张的信号。 历史的铁律：政治保卫警察权力膨胀，普通人就要开始倒霉 要理解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必须回到历史。中共历史上，政治保卫警察的权力曾经两度大规模膨胀，每一次的结局都是用鲜血写成的。 第一次是“肃反”时期。很多人以为红军是被蒋介石打败的，但真正从内部瓦解红军的，是以邓发、王首道为代表的政治保卫系统。这批人接管了中华苏维埃和苏区政府的方方面面——报纸归他们管，医院归他们管，妇女工作归他们管，儿童团归他们管，他们拥有否决一切、怀疑一切、最后制裁一切的权力。结果是大规模冤假错案，自己人杀自己人，红军从内部崩溃。这段历史后来被中共自己称为"沉痛教训"，参与其中的邓发等人后来被清算了一批，但这个教训显然没有被真正记住。 第二次是1957年“反右”之后。“反右”运动由邓小平主导，大量使用了罗瑞卿系统，也就是公安部里的政保系统。进入1959年之后，政治保卫系统再度膨胀，成分不好的学生被禁止考大学，阶级敌人的帽子满天飞。“大跃进”失败，饿死了几千万人，经济彻底崩溃。这个时候中共的反应不是检讨，不是认错，而是让政治警察更加猖獗——经济越烂，越需要找敌人，越需要用政治恐惧转移视线。这条逻辑，今天依然在运转。随后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所有历次运动的总爆发。政治保卫渗入每家每户，管控街道、联防队员、学校老师，政治保卫高于一切。普通警察和政治警察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公安部系统陷入派系混战，连公安部长李震都死得莫名其妙，官方说是自杀，没有人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三次，正在发生 2019年之后，习近平将"政治安全"重新供上了所有安全领域的最高神坛。从那以后，国安系统开始悄悄爬进每一个领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由原北京国安局局长直接出任；清华大学随后也来了一个国安背景的干部。国安的人员开始向各高校、各科研院所蔓延，用抓人出身的眼光审视每一个教授、每一个研究员，看谁和境外有联系，看谁的研究方向不够"安全"。与此同时，证监会的上级指导单位悄悄加入了国安部，金融证券领域开始由国安"指导"工作。宣传口、媒体系统，国安也开始全面介入。 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在国安干了三十年、专职从事盯梢、监听、抓人工作的人，现在去"指导"资本市场。他懂什么叫市盈率吗？他懂流动性风险吗？他懂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吗？都不懂。他唯一懂的，是盯着所有人的脸判断谁像境外势力，谁的背景需要深查，谁该被带走谈话。把这种人放进金融系统、教育系统、媒体系统，不是在治理国家，是在用政治恐惧系统性地替代专业判断，是在从内部摧毁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 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近年来，大量国企、高校、公务员单位重新要求员工填写"家庭出身"。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以为是填职业或者收入。但家庭出身不是你的职业，是你的政治成分，是政治警察给所有人分类贴标签的标准工具，上一次大规模使用这个词是在“文革”。这个词的重新出现，不是行政惯例的延续，是系统性政治倒退正在悄悄重建分类管控体系的证据。 信息管控：让你连问题都问不出来 政治警察全面渗透的另一个结果，是信息管控的质变。3·29北京发生了什么？国内绝大多数人只看到了一辆车的视频。但在那之外，已经有医院开始转移病人，丰台的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工业亚硝酸盐中毒的患者。这些信息，国内的普通人几乎完全不知道。 这不是偶然的技术性漏洞，这是系统设计的结果。政治警察的信息管控不是粗暴地告诉你"这条新闻是假的"，也不是简单地屏蔽关键词——那种方式太容易被识别、太容易引发反弹。真正高明的管控，是让某件事从一开始就不进入你的信息环境，让你根本没有机会形成疑问，让你在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下，心平气和地继续生活。当你连问题都问不出来，管控就已经彻底成功了。 历史的规律是残酷而清晰的：每当政治保卫系统的行政地位开始大幅膨胀，恐怖管制时代就会随之而来。那个契机可能是一场经济危机，可能是一次军事冲突，可能是某一天某条突然消失的重要新闻。而一旦那个契机出现，等待所有人的只有两种状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 现在，这扇门正在被缓缓推开。留给中国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Steps in to Manage "Lying Flat": The Prelude to an Era of Terror...

新疆对维吾尔族的镇压已经演变，而非结束 一份罕见的内部证词揭露了中共政权如何掩盖新疆地区的国家暴力行为 作者：Adrian Zenz      编辑：黄吉洲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根据一位来自中国警察系统内部的前成员的第一手证词揭露，北京并未拆除其在新疆的压制体系，而是对其进行了“调整”。强制性政策仍主导着日常生活，但其运作方式更加隐蔽、更加分散，也因此更难被外界察觉。 这一“调整”体系的设计者是马兴瑞，他于2021年12月接替以强硬政策著称的陈全国，出任新疆党委书记。在陈全国时期，国家依赖高度可见的运动式治理，将大量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族群送入法外拘禁营地。当时的行动由自上而下的拘押指标推动，也为当前短期拘留目标提供了行政先例。 当曾任广东省省长、被视为技术官僚的马兴瑞上任时，外界一度猜测他可能会推动新疆从高度安全化治理转向以经济发展为导向。 多位目击者回忆称，马兴瑞初到新疆时确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谨慎乐观。他取消了一些最显眼的警务措施，并暂时放松了部分社会管控。但事实上，他的治理只是将压制从“高可见度”转向“高度隐蔽”。 这些隐蔽压制的具体运作方式，来自张亚博的证词。张是一名汉族公民，2006年进入新疆工作。经过教师生涯后，他于2014年加入警察系统，被派往维吾尔族聚居的和田地区。 在2014年至2016年间，张作为拘留中心的看守，目睹了对维吾尔被拘人员的日常殴打与酷刑，包括将人悬吊于天花板长达24小时。他还目睹一名同事在审讯过程中强奸女性被拘者，并见证有人因虐待而死亡。2017年，在一次为期两周的拘留中心工作中，他看到严重的拥挤状况、“极其恶劣”的环境，以及“频繁发生”的死亡事件。 2016年底至2023年间，张在基层担任村级警察。他负责将“再教育营”释放的维吾尔人转送至拘留所，其中许多人随后被判处长期监禁。张估计，在他所辖区域，至少一半以上被释放人员最终进入监狱。 官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大规模“监禁转移”的趋势：2017年至2021年间，有超过50万人被判刑入狱。张还负责监督国家主导的劳动力转移，包括组织维吾尔人群体在警方看守下采摘棉花。 张的证词还显示，实际的拘禁规模可能甚至超过地方领导层的内部估计。2019年，他在和田县再教育总部工作时发现，地方官员经常向上级隐瞒真实拘押人数。在多重政策压力下，基层既执行大规模拘押，又为避免被指责“治理不力”而刻意隐瞒数据。 张估计，在他所在的村庄，大约25%的成年人口曾被送入再教育营（不包括另行送入监狱者）。为掩盖这一行动，2020年初，当局下令销毁所有与再教育营相关的档案。 2023年底，张辞去警职并逃离中国。此后，中国当局指控他“危害国家安全”，冻结其银行账户，并威胁其在国内的家人。 张参与执行的2023年和田地区拘押行动，也与更广泛的区域趋势相吻合。他获取的证词显示，在乌鲁木齐等地，在清零政策结束后，也出现了一波针对年轻维吾尔人的任意拘留潮，特别是在反封控抗议之后。 新疆新一轮压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政策表述变化相一致。202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曾强调新疆政策“取得全面胜利”，突出经济发展。但在2023年8月一次未公开行程中，他则警告“存在隐患”，要求加强安全治理。 为延续大规模拘禁时期所建立的深层恐惧，马兴瑞时期采用了“预防性、轮换式短期拘留”机制。通过短期但持续的拘押，既维持普遍恐惧，又在表面上营造“正常生活”的假象。在这种“稳定”之下，是对民族同化的系统性推进。 张表示，对维吾尔语言、文化与宗教的压制在马上任后仍在持续。到他离职时，当地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几乎被消除：诵读《古兰经》、在家祈祷、斋月禁食均被严格禁止；维吾尔干部甚至被强制食用猪肉以示“忠诚”；多数清真寺被拆毁，仅存的一座也全天候看守。 文化抹除还深入教育体系和日常生活。学校禁止使用维吾尔语，新一代正在与自身语言逐渐脱节。 这种文化消解与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尤其是国家推动的劳动力转移。官方将其描述为“自愿扶贫”，但张的证词表明，这实际上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强制劳动与人口工程体系。 在马兴瑞时期，劳动力转移规模显著扩大，从阶段性动员转变为常态化、不可逃避的制度安排。官方数据显示，到2025年，转移规模达340万人次（涉及超过300万人，部分人员一年内被多次转移）。 但与此同时，持续的拘禁与劳动力抽调造成劳动力短缺，基层面临巨大压力，被迫“想方设法完成指标”。村委会与警方利用其权力，对居民施加各种行政骚扰与威胁，迫使其接受工作安排。 拒绝者将面临额外普通话学习、无偿劳动以及频繁上门“走访”。多次拒绝者则会被送入短期拘留设施，在张的话中，被“刻意置于困苦环境中以迫使服从”。 这种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抽取正在掏空农村社会结构。张观察到村庄人口锐减，仅剩老人、病人和儿童。这种人为造成的人口空洞甚至导致无人照看的儿童溺亡，当地不得不发布禁止儿童靠近水域的警告。 官方文件也印证了这一环境。一份2023年的地方指令要求干部“转变农民思想”，以确保劳务转移执行；另一份规划文件则提出扩大跨省转移，并通过“感恩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将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 张指出，所谓“思想转化”在实际操作中，就是通过威胁、惩罚以及长时间（甚至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的会议来施压。 这种制度化的强制迁移，体现了新疆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从陈全国时期的显性高压，转向一种长期、无处不在的隐性控制。在政治学上，这意味着从“专制性权力”向“基础设施性权力”的转型。 前者依赖明显的暴力与压制，而后者则依赖国家通过官僚体系深入社会、实施控制的能力。 通过将维稳体系嵌入基层治理，国家从大规模拘禁的公开暴力，转向更隐蔽却更彻底的行政控制。 与此同时，马兴瑞还推动对外贸易大幅增长。官方数据显示，2021至2025年间，新疆对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欧盟的直接出口增长了465%，其中2024至2025年间增长达71%。 尽管实现了其所称的“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马兴瑞仍在2025年7月被突然撤换，并因腐败问题接受调查。 在国际社会难以监测这一“由显转隐”的压制体系之际，像张这样的内部证人打破了“新疆趋于宽松”的假象。压制机制并未结束，而是演化为一种更持久、更深入的结构性控制，导致维吾尔社会的瓦解成为长期现实。 在对“绝对安全”的执念驱动下，这种无止境的社会控制需求，最终为大规模人权灾难的持续提供了条件。 原文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author/adrian-zenz/ "The Opposition"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Briefing No. 24 (April 16, 2026) The Repression of Uyghurs in...

—— 從鄭麗文訪中看台灣的安全迷思 作者：趙紀森 编辑：周志刚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在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的情況下，任何與中國的接觸，都難以被視為單純交流。鄭麗文的訪中，引發了明顯分歧。有人認為這是務實溝通的嘗試，也有人質疑這樣的判斷過於樂觀，甚至可能傳遞錯誤訊號。 爭議尚未平息，她已在上海落地，並受到高規格接待。同時，她的公開發言也將台灣的選擇描繪為和平與繁榮，或戰爭與毀滅之間的對立。這樣的說法，讓原本屬於政策層面的討論，迅速轉向更強烈的政治敘事。 回到問題本身，關鍵或許不在於要不要對話，而在於對話是建立在什麼樣的現實判斷之上。 在官方互動受限的情況下，非執政政治人物的交流，確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降低誤判風險。國際政治中，維持最低限度的接觸，本來就是避免衝突升高的一種手段。因此，把所有交流一概視為錯誤，並不符合現實。 但對話從來不是安全本身。它只是一種工具，而且效果高度依賴條件。如果缺乏對等的實力基礎，也缺乏基本信任，對話往往難以轉化為實質保障。 這也是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疑慮的原因。對於共產黨的長期戰略，多數人並不抱持信任，這並非單純情緒，而是來自過往經驗與現實觀察。在權力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單方面釋放善意，很可能得不到對等回應，甚至被轉化為對方的政治敘事資源。 此次訪問所呈現的高規格接待，本身也值得注意。在不對等關係中，禮遇往往不只是禮遇，同時具有明確的政治訊號。這使得相關行動的效果，不能只從表面來理解。 如果將這一爭議放入政黨競爭的背景，也更容易看出差異所在。國民黨傾向透過降低對抗與恢復交流來爭取空間，民進黨則強調防衛能力與國際合作，將嚇阻視為穩定的基礎。 這兩種路線之間，與其說是立場對立，不如說是風險排序的不同。一種更擔心衝突升高，另一種更擔心被誤判為缺乏決心。在權力不對等的條件下，後者的顧慮往往更直接影響安全。 鄭麗文的主張，確實回應了一部分人對戰爭風險的焦慮。但她在公開場合所採用的說法，也呈現出另一個問題。當複雜的安全議題被簡化為單一選項時，反而容易讓判斷失去精準度。 兩岸關係從來不是簡單的選擇題，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權衡的結構。如果將不同路線理解為和平與毀滅之間的對立，不僅難以促進理性討論，也可能進一步加深社會分裂。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論述背後，隱含著對現實條件較為樂觀的判斷。在缺乏對等籌碼的情況下，對話本身難以轉化為穩定保障；若同時過度強調衝突的不可承受性，甚至可能在無意中影響社會對防衛的認知。 鄭麗文的訪中，不需要用情緒去否定，但也不應被過度理想化。理解其出發點並不困難，真正需要討論的，是這樣的路徑在現實條件下是否可行。 對話可以存在，但不能被高估。 在缺乏實力與清晰底線的情況下，對話未必降低風險，反而可能成為風險的一部分。 Equality Dialogue, or Misjudgment?— Viewing Taiwan’s Security Misperceptions Through Cheng Li-wen’s Visit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