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陀先润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又到了读公报、聊公报的时间。十天前，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四中全会将有大变，习近平要下台。我笑而不语。如今尘埃落定，他依然稳坐其位，全党全军依旧紧紧围绕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周围。转播画面里，所有人都正襟危坐，唯有张又侠低头翻阅报告，神色淡然。有人说他是反习的老大，这种说法可笑。只有被信任到骨子里的人，才敢在群臣如履薄冰时随意翻页。 很多人讨厌共产党，不愿意读公报，觉得那是空话、套话、假话。错了。越是假话的时代，真话就越藏在行间。这次的公报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几个被重新启用的词汇。 第一个是“经济自给自足”。这四个字，几十年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过。过去只说“粮食安全”，现在直接讲经济自给自足。这不是口号，而是判断，是对未来局势的预判。北京已经意识到，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将被长期制裁与封锁。自给自足不是主动闭关，而是被迫闭关的预演。一个外贸驱动的国家，突然要自给自足，意味着从原料、市场到金融体系都要重组。从重建供销社，到区域粮食安全，再到成品油和化工体系，本是“只做不说”的底层动作，如今被写进公报，说明他们已不再掩饰。中国在为“被切断”做准备。未来五年，海外情报系统的任务将从偷技术转向建渠道——走私物资、秘密结算、规避制裁。这将是一场悄无声息的“伊朗化”转型。 第二个是“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很多人说是首次出现，其实不是。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62年的《解放军报》。那时的中国，也正经历饥荒与内斗。这次不同的是，它第一次出现在中央全会公报中，意味着这不再是军内密语，而是全党共识。斗争，是内部的；备战，是外部的；建设，是苦撑的。这三个方向，正是六十年代老路的翻版。当一个政权在文件里公开使用这样的语言，说明它已经进入长期备战状态——政治斗争长期化，军事备战常态化，经济困难结构化。 第三个是“推动国家统一”。以前的说法是“促进”“推进”，这次改为“推动”。措辞的变化，就是立场的转变。“和平统一”四个字，彻底消失。能和平统就和平统，不能和平统，也要统。台湾问题不再是外交话题，而是军事议程。 与此同时，军队清洗仍在继续。火箭军上将被一锅端，中央委员成批被开除。很多人还在幻想军中反习，但他们忘了，中国的政治逻辑是：被破格提拔的人，死得最快。因为他们没有派系，只有一个靠山——那个提拔他们的人。当靠山不再需要他们，清除起来毫不手软。有人说这是宫斗，错，这不是宫斗，而是体制的自我防御机制。它靠不断清洗维持忠诚，靠持续斗争延续统治。 现在的中共，正在重走1960年代的路线——经济上自我封闭，政治上自我净化，军队上自我恐惧。“十五五”规划的关键词已经摆在台面上：经济自给自足，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推动国家统一。这三个方向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字——紧。国家要紧，社会要紧，思想要紧，生活也要紧。空气越来越稀薄，言语越来越危险。 我们能做什么？也许，只能思考如何在“紧”的时代活下去。不是躲避风暴，而是活得比别人久一点，清醒一点。因为当一个国家开始谈“自给自足”，开始强调“备战与斗争”，那意味着它已经不再相信世界，也不再相信人民。它只相信管控，只相信收紧。 时代的齿轮正在倒转。有人还在幻想变革，有人还在为套话鼓掌。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最危险的不是狂热，而是沉默。 所以，四中全会没有新消息，只有旧路重来。只是这一次，连伪装都省了。 The New Language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Self-Reliance, Preparing for War While Building — The Era Is Tightening Author: Tuo...

作者：张 宇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二十一世纪的东亚，正在经历一场关于自由与专制的较量。 二十多年前，香港曾是这场较量中最耀眼的象征。她以开放、法治、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之珠”。然而，短短数十年间，这颗明珠的光芒被政治的阴影所笼罩。原来被承诺“五十年不变”，在现实面前不过是纸上幻象。街头的抗议被镇压、媒体的声音被静音、选举的公正被剥夺，香港一步步陷入被控制于沉默的深渊。 在地理上，台湾与香港相隔不远；在命运上，却似乎正在被放在同一张棋盘。中国大陆不断以“和平统一”的口号试图重演同样的剧本，以经济诱因与政治压力交织的方式，想让台湾接受一个“被设计好的未来”。然而，香港的现实已经证明，所谓的“一国两制”只是通往一制的过渡，自治的承诺终将沦为空谈。 当香港的街头不再能高喊“自由”，台湾人必须思考：我们的未来要走向何方？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北京郑重承诺：香港人“高度自治”，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那时，无数香港人相信，自己既能保有自由的空气，又能依靠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实现繁荣。世界也普遍认为，“一国两制”或许是专制与自由之间的一种新型妥协。 然而，短短二十多年，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份承诺被撕得粉碎。 2014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白皮书，指在“一国两制”中，“两制”仅能“从属”于一国，特首人选必须“爱国爱港”，这是港人明确感受到中共将以“全面管制” 取代“港人自治” 态势的开端。 同年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8.31决定，其中排除三轨制中的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被外界批评是 “假普选”。 8.31框架决议随后触发为期79天争取“真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 12月15日，警方清场，“占中行动”结束，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在“真普选”的问题上让步。“占中”无果对香港青年一代是一大重击，显现了中共日渐强势的干预，并证明香港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萌芽中的民主正在流逝。再加之物价飞涨、薪资低、贫富差距大是现在香港大学生一毕业直接面对的困境。 从2014年到2019年，香港民众一次次走上街头，用和平与勇气表达对自由与法治的渴望。可面对的，却是警棍、催泪弹、监禁与噤声。中共将“国家安全”“维护稳定”凌驾于一切之上，以《国安法》的名义彻底摧毁了香港的自治基础。 那些曾经象征自由的元素——新闻、学术、选举、司法——被中共系统性地改造。 独立媒体被迫关停，《苹果日报》与《立场新闻》相继倒下；大学校园里的言论空间被压缩，异议学者被迫离开；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立法会沦为“橡皮图章”。甚至连普通市民的社交媒体发言，也可能被视为“煽动颠覆”。 香港的年轻一代，曾经自豪地称自己为“香港人”，如今却不得不低声说话，甚至远走他乡。自由的丧失，不是突然的爆炸，而是缓慢的窒息。当一个社会连表达不满的权利都被剥夺时，它的灵魂也随之凋零。 今天的香港，依旧有闪烁的霓虹灯、有繁忙的金融中心，但那已不再是自由的香港。那是一个被中共恐怖统治的城市，一个曾经相信“制度保障”的地方，如今成为了中共专制实验的样本。香港失去的，不只是政治自由，更是一种作为人的尊严和信念。 在东亚地区，台湾是少数拥有真正自由选举、独立媒体与公民社会的地区之一。每一张选票都能决定权利的方向，每一次街头的公民集会都能发出民意的声音。从“太阳花运动”到近年的多元社会议题，台湾展现出一个开放社会应有的自信与多样。这样的制度与文化，使台湾不仅仅是一座岛屿，更成为华语世界中自由与民主的象征。 但自由的存在从未意味着安全。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笼罩台湾。从经济渗透，舆论操作，到军事恫吓与外交孤立，中共以各种手段削弱台湾的国际空间，试图让台湾在心理上与经济上逐渐依赖，逐步屈服。 更复杂的是，台湾内部对未来的道路并非一致。有的人主张“维持现状”，相信模糊的和平能换来安定；有的人呼吁“正名独立”，认为只有明确立场才能捍卫自由。也有人仍抱有幻想，认为经济交流能换来政治善意。然而，香港的现实清楚地告诉台湾：与专制政权谈判“信任”，终将换来被动的吞噬。 台湾正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维持脆弱的现状，寄希望于对岸的克制；另一边是承担独立的风险，却守住尊严与自主。香港的教训已经摆在眼前——当一个社会失去选择的权利，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台湾的选择，决定的不仅是自己的未来，也关乎整个华语世界对“自由是否可能存在”的回答。 当香港的街头被沉默笼罩，许多人仍记得那句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它并不只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对尊严的坚持。 香港已经被铁幕吞噬，街头的怒吼被消音，纸上的承诺化为灰烬。那座曾经象征自由的城市，如今只剩下被审查的报纸、被恐惧笼罩的眼神。香港不是失败的城市，而是被背叛的城市——它用鲜血告诉世界：与独裁交易的人，终将被独裁吞噬。 From Hong Kong’s Fate to Taiwan’s...

作者：张 宇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1.中共以“宗教中国化”为名行思想控制之实； 2.锡安教会因坚持独立信仰、拒绝政权干预而遭系统性镇压； 3.当政权惧怕信仰时，真正害怕的其实是真理； 4.基督徒的良心与信仰成为独裁者的威胁； 5.但十字架象征的真理与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文章最后以《约翰福音》1:5 的经文结尾，强调信仰不会灭亡，真理永不倒下。 “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马太福音》16:18 当权利用铁链封住教堂的大门，当圣经被撕碎、牧师被带走、信徒被恐吓沉默——有人以为，信仰就会屈服。 十字架不是木头做的，而是由无数不屈的灵魂筑成。 锡安教会被打压、被取缔、被逼入地下、却仍然在黑暗中祷告、在恐惧中唱诗、在压迫中坚持。 真正的信仰，不依赖建筑的存在，而植根于心灵的深处。中国共产党以为可以用权利消灭信仰，却只是在暴露自己的恐惧。一个政权若连人心向善、祈祷上帝都无法容忍，那它害怕的，不是宗教，而是真理本身。 十字架不会倒下，因为它不是立在地上，而是立在人们心里。纵然教堂被毁，信徒被散，神的光仍会穿透监控与谎言的阴霾，照进每一个不肯向邪恶低头的灵魂。 （图片提供：张宇 图为张宇参加10月18日 中国洛杉矶领事馆举行的声援锡安教会活动） “人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 自2025年10月9日以来，锡安教会所经历的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场有组织、全国性的围剿。这个始于北京、已扩展至至少数十城市的教会，因其拒绝向政权低头、拒绝纳入官方控制，成为了权利打压的目标。据统计，至少约30名牧师、工作人员及教会成员因隶属于锡安教会网络在全国七个省市被逮捕或失联。 中共政府推动“宗教中国化”“宗教要服从政党意识形态”，锡安教会拒绝这一要求，因此被视为“异见组织”。中共不再仅用传统“聚会未备案”的指控，而是将控罪包装为“非法使用信息网络”、“非法经营活动”等非宗教名义，以规避国际监督。这次全国同步行动，透露出中共上层决策的意图：不只是关闭一个教堂，而是清洗一个拒绝被控制的网络。 锡安教会此次遭遇，不仅仅是一个教会被迫关闭那么简单。这些现象反映出一个深层的现实：当权力试图定义“允许的信仰”，自由便已受到威胁。在中国，连简单的信仰聚会、线上敬拜、家庭教会都可能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图片提供：张宇 图为张宇参加10月18日 中国洛杉矶领事馆举行的声援锡安教会活动）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约翰福音》1:5 宗教迫害的本质，是权力对真理的恐惧。 中共政权要的是“顺民”，而信仰培养的是“有良心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道真理不是由权利决定，而取决于神的旨意。因此在中共独裁者眼中，信仰者总是潜在的“异类”——不是因为他们反抗，而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谎。 拆十字架，是想拔掉人心中的希望； 篡改圣经，是想曲解神的话语； 拘捕牧师，是想让真理失声； 但历史无数次证明：每一次独裁者以为信仰被镇压殆尽的时候，信仰反而在废墟中复活——更坚强！更纯粹！更无畏！ 我们要让全世界看见，有这样一群人，在恐惧与铁锁之下，仍敢举起十字架。他们的祷告无人能夺！他们的信仰无人能灭！ 因为真理永远不会倒下，就像十字架一样——纵然在血中，依旧直指天际。 The Cross Will Not Fall Author: Zhang YuEdited : Wang Mengmeng Managing Editor: Luo...

作者：张致君 校对：林小龙 （中国新华社新闻截图） （自由时报网图） 2025年10月25日，中国新华社发布通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将这一天定为“台湾光复日”。消息一出，舆论即刻两极。北京方面称这是“历史正义的昭告”，而台湾社会则出现另一种声音——“这不是光复日，而是台湾再沦陷日。”同样的一段历史，却在不同体制与自由程度下，讲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 1945年10月25日，台北中山堂。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向中华民国代表陈仪递交降书。那一天，被写入台湾课本，称作“台湾光复日”——台湾重归祖国怀抱。但在国际法的框架下，现实远比宣传复杂。 二战结束时，《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乃至《日本降伏文书》，都仅为政治声明与投降条款，并无法律上领土转移的效力。日本确实放弃了台澎，但未指明归属哪国。《旧金山和约》亦仅写道“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却未将主权移交中国。换句话说——1945年的台湾，只是由中华民国代表盟军暂时接受管理，而非“主权归还中国”。 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台湾光复”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次军事接收与随后持续数十年的威权统治。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与戒严长夜，让许多台湾人意识到，这个名为“光复”的日子，开启的不是自由的黎明，而是另一次的压迫。 于是，历史的意义被倒置——“光复”成了“沦陷”的起点。台北的街头有人举牌：“那一天，我们失去了声音。” 那么，中共为何在2025年重新宣布“台湾光复日”？答案不在历史，而在政治。 对中共而言，这不仅是一种“纪念”，而是一种“法理塑形”，通过“国家纪念日”的名义，将“台湾属于中国”的叙事制度化、官方化、法律化。当历史被写进法律，记忆便成为统治的延伸。正如《国家安全法》将“统一”定为国家使命，如今的“光复日”则成为一块“法理统一”的地基。未来无论是否动武，这一天都可被援引为“历史依据”——一个象征台湾“理应归属”的法源基础。 这是一种极具政治工程意味的历史再造：北京不需要真正的历史真相，它只需要一个能在法律条文、外交辞令和宣传影片中反复引用的符号。“光复日”就是这种符号的典型产物。而大陆的民众不能提出任何不一样的声音，台湾的归属不容讨论，而真正的历史不允许传播。 相较之下，台湾社会的反应体现出另一种制度力量：言论自由。当北京宣布“光复”，台湾的民间社群却能公开说“这是沦陷”；台湾人在社交媒体发文：“我们从小被教导台湾光复了，但那只是另一场占领。”有人用《黑客帝国》的隐喻写道：“红色药丸是真相，蓝色药丸是课本。”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人们有权质疑权力的叙事，有权重新解读历史。这恰恰是民主与极权的分界线：在台湾，你可以怀疑“光复”；而在大陆，你不能怀疑“统一”。前者容许历史成为争论的场域，后者只容许它成为政治的祭坛。 正如日籍评论员矢板明夫所言：“如果国民党将9月23日越南受降日也称为‘光复越南’，那将是外交笑话。”但在中共语境里，这样的逻辑却被当作理所当然——因为那不是在追问真相，而是在编写合法性。 “光复日”在北京，是政权自我合法化的神圣仪式；在台北，却可能是人民反思专制历史的纪念。 这两种纪念方式，本质上是两种国家形态的投影：一种是将历史定格为政治命令的国家，另一种是允许历史被质疑、被重写、被辩论的社会。 在中共体制下，纪念日是一种纪律—它告诉人们应当记得什么、忘记什么；而在民主制度下，纪念日是一种对话——它让人们讨论记忆本身的意义。 因此，“光复”与“沦陷”的冲突，不只是两种叙事的对抗，更是权力与自由的对抗。北京用纪念日塑造“历史必然性”；台湾用言论自由揭示“历史的不确定性”。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法令而光复，也不会因为一个口号而沦陷。它存在于每个人敢不敢发声、敢不敢质疑的勇气中。当一方以“光复”之名继续要求统一，而另一方以“沦陷”之痛提醒人们警惕历史重演，真正的差异不在领土，而在心灵的疆界。 在某种意义上，2025年的“光复日”与1945年的那天并无不同——那时台湾接受外来政权的接管，如今，北京试图以话语再度接管台湾的记忆。 但不同的是：今天的台湾，已经拥有选择红色药丸的自由——哪怕真相刺痛人心，也不必再为说出它而坐牢。 而这，才是真正的“光复”。 “我们不是在讨论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是属于谁。而能不能公开讨论这件事更重要。而公开讨论后会不会因此因言获罪更重要。” 探讨历史真相，在台湾可以，而在中共国不可以。 Taiwan’s “Restoration” and “Fall”: An Eighty-Year Narrative War Over Freedom of Speech Author: Zhang Zhijun Proofreader: Lin Xiaolong (Screenshot of a Xinhua News...

——在中共“国退民进”时代的民主战略思考 作者：李保潭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中产阶层的壮大是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的公民组成的……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并且尽可能比其他阶层更强大，那么这样的国家通常治理得更好” 。在当前高科技时代，要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中共下台或真正政改，只有利用其政策最有效地削弱其独裁与反动的程度，从而最大化地发展民主与法治的生存空间。所以，揭批习近平开倒车，并助力推动习近平下台，力争改革派上台，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活动最迫切、最现实、最重大的任务，中国民运应紧紧抓住时代脉搏，高度关注中国中产阶级的力量，关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深度思考民营企业家与中产阶级的政治需求，从而找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佳契机与机会。 引言：汪林朋坠楼与沉默的群体 2025年7月27日，一条简短的新闻在企业界、媒体圈和社交网络中掀起涟漪：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在接受司法调查期间，从北京某高层建筑坠亡。官方通报如往常般“简洁”，原因模糊，细节缺失。但对民营企业界而言，这不是孤立的偶然，而是一个趋势的最新注脚。 习近平上台以后，至少有几十位知名民营企业老板——从房地产、互联网到制造业——被迫逃往海外、或被抓捕判刑、或在被调查被限制自由期间突然 “意外身亡”，如肖建华、许家印、吴小晖、郭文贵、贾跃亭、孙大午、王健、段伟红、包凡、林生斌等。仅仅今年4月份开始就有四位知名民营企业家跳楼（见下表）。这些事件背后，是一个更深层的现实：民营经济，正遭遇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酷的政治与制度压力。 表1. 最近三个月连续跳楼的知名民营企业家 这份如此近似的清单，足以说明一个趋势：在“国进民退”的体制氛围中，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存在感，正被一步步剥夺。 而更危险和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与民营企业家——这一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上没有代言人、没有保护伞，既无法在制度内自保，也没有在制度外发声的渠道。他们的沉默，正在被政权解读为可以无限收紧的绿灯。 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路径时，不应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制度理想，而应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保护并壮大中产阶级与市场经济的力量，使之成为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基础力量。 一、中产阶级与民营企业：现代民主的经济支柱 现代政治社会学的多国经验表明：经济多元化推动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由此产生法治诉求与权利意识，再由法治化的中产阶级形成民主制度的重要推动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产阶级通常被视为社会稳定与民主化的双重保障。经济学家巴林顿·摩尔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并非绝对真理，但放在中国的语境下却格外贴切。 民营企业家，不仅是财富创造者，也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他们雇佣工人，推动创新，刺激消费，缴纳税收，并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机器的经济力量。这种经济力量，一旦获得法治保障与政治权利，就可能成为制衡权力、推动改革的重要支柱。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成长历程可谓是曲折中崛起： •1980年代：个体户、乡镇企业萌芽，经济上虽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其已经注定将焕发出蓬勃生机； •1990年代—2000年代初：民营经济快速扩张，市场机制初步确立，中产阶级规模显著扩大； •胡温时期：尽管政治改革停滞，但经济自由度相对较高，民营企业家迎来“黄金十年”； •习近平时期：从“防风险”到“共同富裕”的旗号，实质是国有资本全面渗透民营领域，“国进民退”成为新常态。 在中国语境下，民营企业家及其雇员、上下游供应商和依赖其收入的家庭，构成了中产阶级的主体之一。按2023年中国统计局与民间机构综合估算： •民营企业贡献60%以上GDP； •创造80%以上的城镇就业； •提供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占全部企业数量90%以上。 这些数据不仅是经济数字，也是社会结构的映射。民营经济的衰退，意味着中产阶级的萎缩；而中产阶级的萎缩，将直接削弱中国社会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动力。 二、市场经济、法治与民主化的内在逻辑 经济与政治之间并非一条单向因果链，但现代史证明：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够孕育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则是民主制度的温床。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离不开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契约精神的维护以及司法的独立。台湾在1980年代末期的民主化，离不开其经济高度市场化与中产阶级壮大的背景；韩国、智利等国的经验也表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中产阶级的自信，是民主化浪潮的重要推手。市场经济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它是民主化的重要前提之一。原因在于： 1.产权保障需求：市场经济离不开明确、稳定的产权制度，而产权保障必须依赖独立司法和透明立法。 2.契约精神：商业活动培养了基于规则的合作与竞争文化，这与民主的政治文化相契合。 3.多元利益格局：市场经济会打破单一的权力垄断，使社会形成多中心、多利益群体结构。 亚洲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比较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台湾：1980年代中期经济高度市场化，中产阶级壮大，最终推动政治开放； •韩国：民营工业巨头与工会、学生运动共同构成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并推动了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智利：经济自由化之后，中产阶级在民选制度下扮演稳定器角色，经济发展促进了智利中产阶级的发展，反之亦然。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半市场经济”虽不完整，却已经部分打破了计划经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为未来的政治多元化埋下了种子。这一结构的存在，本是通往政治现代化的潜在阶梯。 遗憾的是，这一萌芽在习近平时代遭遇了全面扼杀。市场经济被国企垄断、被行政命令凌驾，法治被党纪替代，产权保护沦为纸面承诺。这不仅摧毁了经济活力，也正在切断通往政治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三、习近平时代的“国进民退”与结构性倒退 “国进民退”并非始于习近平，但在他的任内，被推到了极致。“国进民退”不仅是经济策略，更是习近平的政治需求，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控制色彩。 动机： 1.权力安全优先：中共担心民营经济过大削弱党的控制力； 2.财政依赖：国企可以成为政治工具和财政输血管道； 3.意识形态回潮：强调“党领导一切”，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东西南北中，都归党管！将经济资源重新收归国有。 表现： •金融领域：整肃蚂蚁金服、限制互联网巨头融资。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到银行贷款难，银行大量向国企投放低利息贷款； •实体经济：房地产行业断供式调控，教培行业“一刀切”禁令，互联网平台的严厉封控等等，通过国资委、地方国企、央企集团收购或控股优质民企，实现政治性资源回收； •制度层面：强化国企垄断地位，限制民企准入。实行司法压制，以反腐、金融安全等名义，绕过正常司法程序，直接介入企业运营与所有权。 后果： •投资信心崩塌，资本外流加速； •创新能力下降，高科技产业受制于外部制裁； •大规模裁员与失业，社会焦虑上升。 这些现象不仅是经济衰退的预兆，更是民主化土壤被人为掏空的警讯。这种倒退不仅是经济上的自残，更是政治上的战略自杀——它削弱了中国社会中最有可能推动制度进步的力量。 四、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困境与心理危机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困境，主要包括缺乏明确的政治身份认定、政治保护伞不足、面对高压监管和政策不确定性、难以通过政治途径维护自身利益等等。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孤立无援： •无代表：在人大、政协等政治机构中，他们只是装饰品。 •无保护：产权得不到真正保障，随时可能被以“反腐”“安全”之名剥夺资产甚至自由。 •高压司法：纪检与司法体系失去制衡，法律程序形同虚设。 这导致企业家群体普遍心理高度紧张，部分人被迫转移资产、移民甚至放弃事业。跳楼、自杀、被捕——这些不是个案，而是压抑到极点的群体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的沉默，不是因为认同现状，而是因为缺乏安全发声的渠道。汪林朋的坠楼，是这种无声恐惧的一个冰冷符号。 五、民主运动的战略契机：对接中产阶级 在当前高科技信息时代，要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中共下台，不能依赖空洞的革命口号，而要利用其政策的软肋，削弱其独裁根基，扩大民主力量的生存空间。面对全方位武装的专制政权，单纯的街头政治或网络口号，无法直接改变政权结构。真正的突破口，在于充分利用中共的政策，扩大民主力量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中产阶级与民营企业家，正是这个软肋的核心——他们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安全高度依赖法治与制度稳定。一旦他们意识到自身命运与民主法治息息相关，就可能成为民主运动的天然盟友。为什么中产阶级是关键？ •他们有稳定收入与资产，需要法治保护 •他们具备一定教育水平，更能理解制度的重要性 •他们经济独立，不完全依赖政府救济 中国民主党应如何介入？ 1.成为代言人和舆论代表：在国际舆论场公开且持续关注、揭露中产阶级及民营企业家的困境，塑造“民主=经济安全”的认知； 2.建立信息网络：通过海外商业与学术网络，搭建信息与资源桥梁，形成海外与国内企业家的安全沟通渠道。特别需要为中国中产阶级造势和政治宣传； 3.提供援助：国内外建立理论阵营为中国中产阶级鼓与呼，在中国民营企业家遭遇打压时，提供法律、媒体、经济上的援手。 4.政策倡议：制定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减少行政干预、限制国企垄断的政策蓝图。 5.尝试扩大建立中国民主党外围组织，比如中国民营企业家互助会、中国知识分子互助会、中国中产阶级神性启迪会（引导企业家信神信灵魂信因果等等）、中国企业家行善互助会等类似互助组织，多渠道拓展其联合与互助，扩大其社会生存空间。 这样做，不仅是对一个群体的保护，更是在为未来的民主经济基础积蓄力量。其战略意义在于：保护民营企业家，就是保护民主的经济命脉。 六、结语：在废墟完全成型之前，抓住时代的脉搏 汪林朋的死亡，不应只是新闻档案中的一个数字，而应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契机；汪林朋的坠楼，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历史的一声警钟。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正在被“国进民退”的倒车碾压殆尽。如果民营经济的基石被彻底摧毁，中国社会将失去最有可能推动民主化的阶层基础。 中国民主党的使命，不仅是反对独裁，还要主动保护和扩大这一阶层的生存空间，保护并壮大那些能够支撑未来民主制度的经济与社会力量，因为抓住他们，就是抓住了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抓住他们，就是抓住了中国未来的制度希望。忽视他们，就是放弃了最现实的变革路径 历史从不等待犹豫者。中共的倒车正在摧毁四十年来积累的经济与社会成果，现在正是决定性的时间窗口——在废墟完全成型之前，我们应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让中产阶级的利益与民主运动的方向结合，让他们的呼吸与民主的脉搏同频，让中产阶级的声音与民主运动的心跳同步。 The Political Predicament of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Democratic...

作者：张兴贵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刘芳 极权体制以其高度集中、全面控制和压迫性治理为特征，历史上曾多次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然而，纵观历史，极权体制的崩溃并非源于人民的直接“推倒”，而是体制内部矛盾积累、自我崩溃的自然终结。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是由极权体制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所决定的。 一、极权体制的内在矛盾 极权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强调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的全面控制。它通常依赖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暴力机器来维持统治。 1.权力过度集中的结构性缺陷 极权体制的核心是权力的绝对集中，通常由单一领袖或小集团掌控所有关键决策。这种结构在短期内能够高效推动政策实施，但在长期运行中暴露出严重缺陷。权力集中导致决策缺乏多元化视角，容易产生战略失误；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得错误无法被及时纠正，下级为了迎合上意往往放大问题，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2.意识形态僵化与合法性危机 极权体制通常依赖宏大的意识形态来维系其合法性，如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或民族主义。然而，意识形态的僵化限制了体制的适应性，使其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冲击。 3.信息封闭与反馈机制缺失 极权体制倾向于控制信息流动，压制异议声音，以维护统治稳定。然而，这种信息封闭导致体制无法及时感知外部变化或内部问题，决策者往往生活在虚假的信息泡沫中；信息封闭还导致政策制定缺乏科学依据，长期积累的错误最终动摇体制根基。 4.经济资源分配的低效性 极权体制通常通过中央计划或资源垄断控制经济，但这种模式往往导致资源分配低效、浪费严重；长期的经济困境侵蚀了体制的物质基础，削弱了其对民众的吸引力。 5.社会控制成本的递增 极权体制通过暴力、监控和宣传维持社会控制，但这种控制的成本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上升。为了压制异议，体制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秘密警察、宣传机器等，最终导致财政不堪重负。社会控制成本的上升不仅耗尽了财政资源，还进一步疏远了民众，使体制的合法性进一步受损。当控制成本超过体制的承受能力时，崩溃成为必然。 二、极权体制自我腐烂的机制 极权体制的崩溃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内部矛盾长期累积、腐烂过程逐渐显现的结果。 1.官僚体系的腐化与低效 极权体制依赖庞大的官僚体系执行政策，但官僚体系的扩张往往伴随着腐败和低效。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和竞争，官僚机构倾向于自我保护、推卸责任，导致政策执行力下降。 2.精英阶层的分裂与背叛 极权体制的稳定性高度依赖统治精英的忠诚，但当内部矛盾加剧时，精英阶层往往出现分裂。部分精英可能因利益受损、意识形态幻灭或对体制前景的悲观而选择背叛。这种分裂往往在关键时刻（如经济危机或外部压力）暴露出来，成为崩溃的催化剂。 3.民众的被动抵抗与信任危机 虽然极权体制的崩溃很少是人民直接“推倒”的结果，但民众的被动抵抗在体制腐烂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动抵抗包括怠工、低效劳动、逃避管制等行为，这些行为虽然不直接对抗体制，却显著削弱了其运行效率。同时，民众的信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体制的困境：当民众不再相信体制的承诺，体制的动员能力大幅下降，最终导致其无法有效应对危机。 这些机制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官僚腐败导致经济低效，经济困境引发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加剧控制成本，控制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削弱经济基础，最终导致精英分裂和体制崩溃。 三、极权体制崩溃的启示 极权体制的自我崩溃机制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深刻启示： 1.权力制衡的重要性 极权体制的过度集中导致其缺乏自我纠错能力，权力制衡的缺失是其腐烂的根源。相比之下，民主体制通过分权和监督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部矛盾，延长体制的寿命。 2.经济效率与社会信任 经济效率是体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极权体制的经济低效往往引发社会不满，最终导致崩溃。现代社会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公平的资源分配，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巩固体制的合法性。 3.信息开放与反馈机制 信息封闭是极权体制的典型特征，但这也使其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开放的信息流动和有效的反馈机制能够帮助体制及时调整政策。全球化时代，封闭的体制难以抵御外部影响。现代社会需要通过开放合作和国际交流，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避免因封闭而导致的崩溃。 极权体制的崩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启示：权力的傲慢与封闭是体制最大的敌人，而开放、包容与自我纠错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石。任何政治体系要想长久维系，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保持经济活力、开放信息流动并赢得社会信任。 The Mechanism of Totalitarian Self-Collapse Author: Zhang Xinggui   Editor: Zhou Zhigang   Managing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