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Yong Yi             在现代政治文明与国际秩序中，契约不仅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更是政权执政合法性的终极底线。然而，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建政与执政史，一条极其清晰且贯穿始终的主线，便是在战略弱势时大肆许诺、在权力巩固后悍然背信。这种将政治承诺彻底工具化、策略化的行事逻辑，构成了其政治基因中无法洗白的信任赤字。         建政之前，中共极其擅长利用民主修辞进行政治伪装。笑蜀编纂的《历史的先声》一书，血淋淋地揭露了这一历史讽刺。上世纪40年代，中共在《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上铺天盖地宣扬“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甚至高调赞美美式民主与普选制度。彼时的中共，将自己包装成反对国民党威权、争取宪政自由的殉道者，借此榨取了无数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血汗支持。然而，一旦通过这些谎言夺取政权，中共便立刻露出了极权本色，不仅将当初的民主蓝图撕得粉碎，甚至连记录这些誓言的白纸黑字都成了必须严密封杀的禁书。对本国国民的第一次政治大清洗，正是从背叛自己许下的民主承诺开始的。         这种将承诺视作“权宜之计”的流氓逻辑，在其执政后顺理成章地延伸至外交领域与国际规则之中。       《中英联合声明》的破灭，就是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撕下伪装的典型例证。1984年，中共为了顺利收回香港并安抚资本市场，向全世界郑重承诺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然而，当强权自认为足够强大、足以无视国际约束时，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联合国备案条约，却被中共外交部公然贬低为“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随着《香港国安法》强行落地与选举制度被彻底清洗，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被蚕食殆尽，“一国两制”沦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         在经济全球化领域，中共的背信弃义同样让国际社会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2001年，中共为了挤进世界贸易组织（WTO），签署了极其详尽的开放承诺。欧美国家本以为通过经济融入能倒逼其走向市场化与法治化，却低估了中共对规则的投机与破坏力。二十多年来，中共一方面尽情吸血全球化红利，另一方面却极其阴暗地玩弄“选择性履约”——通过巨额暗箱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以及非关税壁垒，彻底破坏了全球公平竞争的环境。它不是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而是规则漏洞的寄生者与掠夺者。    ...

作者：张滨滨  “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 这句掷地有声且霸气十足的表态，出自习近平9月1日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的讲话稿。“世界多极化”这个概念虽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抛出，但值此上合组织峰会与G20峰会隔空博弈之际，习近平高频次的推销“世界多极化”概念显然是有备而来。 《纽约时报》对此发表的“新闻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向因特朗普而日益不安的世界传递出“已做好参与塑造未来的准备”的明确信号，核心诉求直指倡导用“有序多极世界”取代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秩序。       对于极度依赖领袖指引方向的中共政权来说，习近平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为“中国外交举旗定向”，对比此前被中共外交系统吹捧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世界多极化，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完全退去了温和的伪装，可以说是对世界的一种强势宣告，完全不顾及世界的接受程度，未来的全球秩序必须由我主导。      用中共的官方话术来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地缘政治裂痕加深、国际秩序遭受冲击背景下”，习近平倡导的“世界多极化”发展思路，“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不得不说，习近平谋求“有序多极世界”是一个危险信号，特别是“美国正在损害数十年来作为其全球领导力基础的同盟和经济关系”之际，这番高调倡议完全可以视为是对特朗普的一种挑衅，是对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一种颠覆，至少，也等于是近乎直白地宣告，从此中国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导未来国际秩序。      习近平的“多极世界”野心能否在其没有任期限制的政治生涯兑现尚不得而知，但过往中共历届核心对世界的看法着实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乃至中国社会，从初代核心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从江泽民的“经济全球化”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此番高调祭出“世界多极化”，一个不安于从属地位的中国势必要在国际上争夺更多话语权主导权，重塑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一哥发生正面利益冲突，未来世界各国分边站队在所难免，纵使短期内不会爆发战争，但可能会主导和平的角力。      确实，以当前的中国国力来看，还不足以撑起习近平称霸世界的野心，不过，今天的中国经济体量和完备的供应链基础，借助美国正铆足劲与民主伙伴深度贸易摩擦和弱化对全球伙伴防御承诺的契机，左右逢源持续拉拢美国的西方盟友和新兴市场伙伴，在国力和全球话语权方面实现对美国的追赶乃至弯道超车也并不是天方夜谭。      不可否认，面对美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封锁和国内面临的经济困境，中国未来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但以中国今天对俄乌战争的左右能力和世界局势的影响来看，能够“担当起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中流砥柱”重任的可能中国还真是唯一潜在的选项。      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频繁系统阐述其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理论，实则是谋求“世界多极化”野心已经难以掩饰的表露，是其长期以来渴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野心之下，对国际社会和现行秩序潜存的危害就是大国不可避免的摩擦、脱钩断链甚至是擦枪走火，国内方面来说，就是对异议声音的压制，对人权的漠视，进一步高压统治的隐忧。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香港国安法》与选举制度冲击下，香港社会民主自由严重倒退，今天中国政府对香港回归后50年制度不变的承诺正在蜕化，“一国两制”正在向着“一国一制”迈进，就是中国国力强大之后漠视国际制衡的后果体现。与此同时，国际力量钳制失效的后果还体现在中国政府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极限压制方面，频繁的军事恐吓和外交围堵，愈发肆无忌惮，原本心照不宣的惯例正在被密集打破，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野心已经摆在台面，危险信号已经释放，至于如何应对和遏制则要考验国际社会的智慧了。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

作者：冯仍 9月15日，中国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几天网上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有人说中国是不是要开始 “闭关锁国”了，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太夸张，因为普通人还是可以旅游、留学、探亲，也还是有人每天正常出入境。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607/content_7077172.htm 我觉得，如果只是争论中国是不是从9月15日开始“闭关锁国”，其实很容易把真正的问题忽略掉。我并不认为新规实施以后，中国人突然全部都不能出国了，也不认为机场从明天开始就会出现大量普通人被拦下来的情况。但这份规定真正让我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对于一个人能不能离开中国，手里的工具变得越来越多了，而且过去很多不公开、不透明的“边控”，正在一步一步被写进制度里面。 中国的边控其实早就存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这些年我们经常看到维权人士、律师、异议人士、宗教人士，甚至政治犯家属，在准备出境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不能离开中国。有些人提前知道自己被限制，有些人一直到了机场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边控。最麻烦的是，很多时候当事人根本不知道是谁作出的决定，也不知道为什么限制，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解除。 这次新规定里面，已经把一些可以限制中国公民出境的情况写得更加明确。比如因为骗取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的，可以被限制六个月到三年不准出境。如果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某些活动，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回国以后也可以被限制出境。除此以外，新规还增加了“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这样的内容，如果有关部门认为一个人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并且“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也可以决定不准这个人出境。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能危害”到底怎么界定？什么样的人算危害技术安全？什么样的行为又算危害产业安全？一个普通企业技术人员和所谓关键技术人员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如果这些标准本身就很宽，最后真正有决定权的，还是有关部门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方面最近特别提醒一些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台商、企业干部、半导体和高科技人员，要注意可能存在的出境风险。当然，这并不代表这些人进入中国以后一定会被限制，也不能说所有技术人员都会变成边控对象。但是当政府能够使用的理由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风险本身就值得关注。 另外一个让我非常在意的地方，是新规第三条里面提到，移民管理机构在核实身份和申请事由的时候，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以及“电子数据”等信息。 “电子数据”这四个字看起来很普通，但它到底包括什么？手机里面的微信算不算？电子邮件算不算？社交媒体发过的内容算不算？照片、通讯录、聊天记录、云端文件算不算？这些东西在条文里面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现在一个人的很多生活都在手机里面。你和什么人联系，你参加过什么活动，你相信什么宗教，你发表过什么政治观点，甚至你和海外什么人有来往，都有可能留下记录。如果这些东西以后越来越多地和出境审查联系起来，那么边境检查就已经不只是检查一本护照和一张机票，而可能是在检查这个人本身。 还有第六条，我认为是整份规定里面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条。它前面写的是，如果政府决定不准一个人出境，原则上应该书面告诉当事人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这个本来是应该的，也是最基本的程序保障。 但是后面又加了一句，如果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可以不告知当事人。 问题又回到了“国家安全”这几个字。这些年在中国，国家安全的范围越来越大。宗教可以涉及国家安全，记者可以涉及国家安全，律师可以涉及国家安全，企业技术可以涉及国家安全，海外联系也可能被解释成国家安全问题。如果政府一方面可以限制一个人离开，另一方面又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告诉他具体原因，那么这个人真正能够申诉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少？ 一个人连为什么不能离开都不知道，又怎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又应该去找哪个部门？要提交什么材料？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如果这些最基本的信息都不清楚，那么所谓救济很容易变成一句空话。 我一直觉得，中国现在很多问题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法律越来越多，政府手里的工具越来越多，而普通人面对这些权力的时候却越来越弱。现在出境管理里面出现了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风险防范、电子数据等越来越多概念，每一个单独看起来好像都有理由。 打击诈骗，我支持。打击偷渡，我也认为有必要。保护国家真正的技术秘密，也没有问题。政府提醒公民不要去战争地区或者诈骗园区，这些也都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当所有这些理由最后都集中到行政机关手里的时候，谁来限制这种权力？谁来保证“为了安全”不会慢慢变成“为了控制”？谁来保证今天针对的是诈骗，明天不会针对宗教人士，后天不会针对异议人士，再以后不会扩大到更多普通人？ 所以我不想简单地把这次新规说成“中国从9月15日开始闭关锁国”。这种说法其实很容易被官方反驳。他们完全可以拿出机场数据告诉大家，每天还是有很多中国人正常出国，留学生还是在走，游客还是在走，商务人员也还是在走。 但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所有人能不能出去。 真正的问题是，当政府想让某一个人不能出去的时候，它是不是比过去拥有了更多工具，而且这些工具正在越来越制度化？ 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地方。 今天被限制的可能是一个异议人士，明天可能是一个牧师，后天可能是一个技术人员，再后来，也可能只是一个被某个系统认定为“存在风险”的普通人。对于十四亿人来说，被边控的人可能永远只是极少数，但对于那个到了机场突然发现自己不能离开的人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 他可能有护照，有签证，也已经买好了机票，所有手续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但到了边检柜台前，那一道门就是打不开。 我觉得一个国家真正的自由，不只是允许一个人在国内生活、工作和赚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当一个人不愿意继续留在这里的时候，他有没有离开的权利。 政府当然可以依法限制犯罪嫌疑人逃跑，也可以在明确的法律条件下限制某些人出境，但这样的权力应该有非常清楚的边界，也应该告诉当事人为什么，限制多久，依据是什么，并且让当事人真正有机会去申诉和救济。 如果连为什么不能离开都可以不告诉你，那么最后剩下的就可能只是政府拥有决定权，而普通人只能接受结果。9月15日以后，中国的机场不会突然竖起一道铁墙，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可以正常出入境。 但我担心的是，一张越来越严密的网正在形成。 它不会一下子罩住所有人，也不需要罩住所有人。 它只需要在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时候，罩住其中某一个人。 而等这个人真正发现的时候，也许他已经站在机场的边检柜台前了。 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From "Internal Exit Bans" to Institutionalized Restrictions: What Has...

作者：易勇             在探讨现代国家的国民财富分配时，大众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显性的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然而在大众可见的税单之外，中国建立了一套极为独特且庞大的财富汲取机制。通过税收、土地财政、国企垄断以及金融抑制等组合拳，中共实质上将社会每年创造的新增财富与存量资产的近七成，直接或间接纳入了体制的调控与支配之下。“70%”不仅是一个直观的概念概括，更是通过宏观经济分配结构、国家资产控制力以及隐性抽取机制交织而成的客观现实。         衡量社会财富分配最关键的宏观指标，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这直接反映了每年创造的新增财富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流入了普通百姓的口袋，又有多少被政府及公有部门留存。对比美国、日本等典型成熟经济体的国民分配结构，美国将近八成的GDP成果留给了居民部门，日本也保持在近六成水平。反观中国，居民仅拿走了约44%，剩余56%的成果在起点处就被财政税收、国有企业留存和国家资本划走。         除了初次分配的先天倾斜，中共还通过独特的行政授权与资源垄断，设立了极其高效的隐形抽取管道。在庞大的房地产产业链中，房屋销售价格的60%至70%最终通过土地出让金、各类房地产税费以及国企开发商利润的形式流入地方财政；相较之下，美日等国的购房款主要流向建筑市场与私营房企，政府仅收取地税用于社区公共服务。此外，与美日等以直接税为主的国家不同，中国的税制以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主，这些税负隐匿在日常商品价格之中，使全体消费者在购买衣食住行用品时都在无形中承担着流转税负。         除了流量财富的抽取，政府对全社会存量财富与核心资源的控制力更是达到了极致。能源、电信、金融、铁路等基础行业均由国企专营，通过高昂的基础服务价格持续向全社会传导成本，将私营企业与个人的利润转化为国企收入。同时，通过对利率的管控和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广大居民放在银行的储蓄长期处于实际低利率状态，这些低成本的民间资金被定向注资给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完成了从“民间储蓄”向“国家资本”的实质转移。         所谓的“70%”，不仅代表了政府对土地、金融、矿产等核心资本存量的绝对控制，也反映了在剔除土地抽成、隐性税负、国企垄断溢价和高额行政成本后，普通大众实际所能自由支配和留存的财富份额已微乎其微。对比美日等国“藏富于民”的结构，中共通过这套涵盖“税收、土地、国企、金融”四位一体的汲取体系，实现了对全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与支配。这种体制虽然赋予了国家极高的资源动员能力，但也严重挤压了民间的消费与自主发展空间。 编辑：李晶    ...

作者：xiaocai liu 《圣经·约珥书》1章3节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与子，子传与孙，孙传与后代。”《申命记》4章9节也告诫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亲眼所看见的事，并“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每当我读到这两处经文，都会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下一代无法接触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所坚持的一切，几十年以后还会存在吗？ 在我看来，这正是今天中国基督徒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 基督教信仰从来不只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只属于某一个时代。我们所经历的恩典、苦难、管教和见证，需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再由孩子告诉他们的下一代。正是在这样的代际传承中，信仰才得以延续，一个基督徒群体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观也才能一代一代保存下来。 对于绝大多数基督徒家庭来说，一个孩子最初认识上帝，并不是因为他读过多少神学著作，也不是因为他能够理解复杂的教义。 孩子最早接触到的信仰，通常就在自己的家里。 父母祷告，他看见了；父母读圣经，他听见了；星期天父母去教会，他跟着父母一起去。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中，孩子一点一点认识圣经、教会和基督教信仰。 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想要削弱一种宗教，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并不一定是立即让这一代成年人全部放弃信仰，而是切断信仰通往下一代的道路。 因为成年人终究会老去。 如果没有下一代，一个宗教即使今天还有很多信徒，几十年以后也面对完全不同的局面。 被挡在教堂之外的下一代 2018年2月1日，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此后，在“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等原则和地方宗教管理实践之下，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受到限制。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能不能进入一座教堂”。 它真正影响的是：一个基督徒家庭还能不能把自己的信仰完整地传给下一代。 成年人已经拥有自己的信仰。即使面对压力，他们仍然可以自己祷告、读圣经，也想办法继续自己的信仰生活。 但是孩子不一样。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不能正常参加教会生活，不能参加主日学，不能和其他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一起学习圣经，不能经历一个完整的信仰群体生活，那么他与父母信仰之间的联系很逐渐变弱。 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孩子不能正常参加某些宗教活动。 可是十年以后呢？ 二十年以后呢？ 今天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如果他们对父母的信仰已经非常陌生，他们还会把这个信仰继续传给自己的孩子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再过一代，他们的孩子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母曾经怎样祷告、怎样读圣经、怎样坚持自己的信仰。 所以我认为，这种影响绝不是几年就能够完全显现出来的。 它真正的后果，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后，我们才能看得清楚。 信仰首先是在家庭中传承的 我认为，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白一点： 宗教信仰不是普通的社会组织。 一个公司可以通过广告寻找消费者，一个协会可以通过宣传招募会员，但宗教信仰在很多情况下首先来自家庭。 对于一个基督徒父亲或者母亲而言，带自己的孩子去教会、教孩子祷告、给孩子讲圣经，并不只是在参加某一种社会活动。 这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也是父母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和信仰传递给孩子的一种方式。 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圣经的话语是真实的，那么他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了解这些内容。至于孩子成年以后是否继续相信，最终应该由孩子自己根据良知作出选择。 但是，如果孩子连了解父母信仰的机会都越来越少，那么所谓“选择”又从何谈起？ 更现实的问题是，当父母不能方便地带孩子参加教会活动时，一些没有亲属帮助照顾孩子的家庭，父母自己参加礼拜也会受到影响。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连锁反应： 孩子不能正常参加教会，父母参加教会也越来越困难；家庭与教会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弱，下一代对信仰越来越陌生。 最终受到影响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 而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越来越多家庭中时，改变的也不只是几个家庭的宗教生活，而是中国教会未来的人口结构。文章原稿同样特别提出，如果年轻一代无法持续进入教会，长期造成教会老龄化和信仰传承断层。 今天走进一些教会，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中老年基督徒。 可是十年以后呢？ 二十年以后呢？ 当今天的中老年信徒逐渐老去，如果年轻人没有继续进入教会，那么谁来接过他们手中的圣经？ 谁来继续他们的祷告？ 谁来把他们的见证告诉下一代？ 当信仰问题被政治化 在我看来，要理解中国基督教今天所面对的环境，还必须看到另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境外宗教组织以及境外力量与中国本土教会之间的联系保持高度警惕。 在官方的政治安全话语中，“境外渗透”“和平演变”等概念长期存在。 当宗教被纳入这样的政治安全框架以后，许多原本属于个人信仰、家庭教育和教会生活的问题，也容易被赋予政治意义。 这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 一个父亲带孩子去教堂，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知道父亲为什么相信上帝。 一个母亲教孩子祷告，也只是希望把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经验告诉孩子。 教会开设儿童主日学，本身也是一种宗教教育。 但是，当宗教传播、境外联系和政治安全被联系在一起之后，下一代的宗教教育就很容易成为严格管理的对象。原稿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宗教管理从教堂和成年人进一步延伸到家庭与下一代以后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因此，我想提出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一个政府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一个家庭的宗教教育？ 基督徒父母有没有权利让自己的孩子了解自己的信仰？ 一个孩子有没有权利了解父母为什么相信基督教？ 他能不能在了解以后，长大成人，再根据自己的良知决定相信或者不相信？ 这些问题已经不只是教堂管理的问题，而涉及家庭、教育、信仰以及个人选择之间最基本的界限。 最可怕的变化往往看不见 关闭一座教堂，我们马上能够看到。 拆掉一个十字架，我们也能够马上看到。但是，有一种改变并不会立刻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就是信仰传承的断裂。 它不会在第一年产生明显结果。 五年以后，我们甚至仍然觉得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教堂里还有成年人，还有老一代基督徒。 但是二十年以后，当今天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到后果。 如果一代孩子从小没有机会正常进入教会，没有机会参加宗教活动，也没有机会系统了解父母的信仰，那么他们成年以后继续父母信仰的性自然降低。 而一旦一个家庭出现了信仰断层，再想重新建立这种传承，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信仰不仅仅存在于一本书里。 信仰也存在于生活里。 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困难中怎样祷告，看到母亲怎样读圣经，看到教会怎样帮助陷入困境的人，看到不同家庭怎样一起敬拜——这些童年的记忆，本身就是信仰传承的一部分。 这些东西不是等到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给他几本宗教书籍就能够完全补回来的。 所以，在我看来，真正决定中国基督教未来的，也许不仅仅是今天中国还有多少座教堂、多少牧师、多少传道人或者多少成年基督徒。 我们更应该问： 今天还有多少孩子能够真正认识父母所相信的上帝？ 三十年以后，中国还有多少基督徒？ 《圣经》为什么反复强调要“传给子孙”？ 因为任何信仰一旦失去下一代，都很难拥有未来。 政府可以制定宗教法规，可以管理宗教场所，也可以限制宗教组织的活动范围。 但是，当这种管理进一步进入家庭，影响父母向孩子传递信仰的时候，它所触及的就已经不只是一场礼拜，也不仅仅是一座教堂，而是一个宗教群体延续自己的根基。 所以我常常想到一个让我不安的问题： 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大地上还会有多少基督徒？ 我不知道答案。 今天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越来越相信，对一个宗教最深远的打击，未必是今天关闭了多少座教堂，而是让下一代逐渐不知道教堂意味着什么； 未必是今天拿走多少本圣经，而是让下一代再也没有机会、甚至没有兴趣打开圣经； 未必是强迫这一代人立即宣布放弃信仰，而是让他们的信仰无法继续传到下一代。 今天仍然坚持信仰的人终究会老去。 真正决定一种信仰能否继续存在的，是有没有年轻人接过上一代人手中的圣经；有没有父母能够把自己的信仰、经历和见证告诉孩子；有没有孩子能够自由地走进教堂，了解自己的父母究竟相信什么，然后在长大以后，按照自己的良知作出选择。原文最后同样把问题落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还有多少基督徒”以及下一代能否接续信仰之上。 《约珥书》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与子，子传与孙，孙传与后代。” 过去，我读到这句话时，想到的是信仰的传承。 今天，当我再次读到这句话，我感受到的却多了一份沉重。 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基督徒而言，“传与子，子传与孙”已经不再只是两千多年前经文中的一句教导，而成为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们仍然相信，却无法把自己的信仰告诉孩子；我们手中仍然拿着圣经，下一代却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开它；我们仍然记得教堂里的祷告和诗歌，下一代却再也没有这样的记忆。 那么，中国基督教真正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一代信徒。 失去的是信仰继续传下去的未来。 而这正是我今天最担忧的事情。 编辑：张致君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uts...

——从“9•11”恐怖袭击二十五周年看自由与极权 文/贾嘉 2001年9月11日，世界改变了。 那一天，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在恐怖袭击中倒塌，近三千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熊熊烈火、滚滚浓烟以及人们惊恐奔逃的画面，通过电视信号传遍世界。 二十五年过去了，人们依然不会忘记那个早晨。 纪念“9•11”，首先是为了纪念那些无辜的遇难者。但如果纪念仅仅停留在鲜花、泪水和口号之中，那么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就可能被遗忘。 “9•11”之后，世界面对的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还有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问题：当一个社会因为恐惧而不断追求安全时，我们究竟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少自由？ 这是一个属于美国的问题，也是一个属于中国的问题，更是一个属于所有生活在现代政治体系中的人的问题。 一、恐怖主义制造恐惧，权力可能利用恐惧 恐怖主义最直接的目标是制造死亡，但它更深层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恐惧可以改变人的行为。 一个害怕战争的人，可能愿意接受更多的军事管制；一个害怕犯罪的人，可能愿意接受无处不在的监控；一个害怕社会动荡的人，甚至可能愿意放弃表达意见的权利。 于是，“安全”便成为政治权力最容易获得合法性的理由之一。“为了国家安全。”“为了社会稳定。”“为了防止敌对势力破坏。”这些话，我们并不陌生。 问题在于，当“安全”成为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概念时，究竟还有什么不能被纳入“安全”的范围？一个批评政府的人，是否威胁国家安全？一个要求新闻自由的人，是否破坏社会稳定？一个坚持独立宗教信仰的人，是否属于“危险组织”？一个拒绝保持沉默的人，是否就是所谓的“敌对势力”？ 在民主制度之下，这些问题至少可以被公开讨论，可以通过法律、媒体和社会监督进行限制。而在一个缺乏权力制约的体制中，“国家安全”却可能成为一只无限伸长的手。它可以进入媒体，进入学校，进入宗教场所，进入互联网，甚至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私人生活。 最终，人们发现，自己也许获得了一个看似“稳定”的社会，却失去了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社会。 二、真正可怕的，不只是恐怖主义，还有“以安全之名”的无限权力。 “9•11”之后，美国也曾经因为反恐而扩大政府权力。机场安检更加严格，情报机构获得更多资源，政府加强了反恐体系。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争论：为了反恐，政府究竟可以走多远？至今，这些争论仍然存在。 但正是这种争论本身，体现了自由社会的重要价值。政府并不是永远正确的，总统不是永远正确的，情报机构不是永远正确的，甚至所谓的“国家利益”，也并非不能被质疑。 民主社会最宝贵的地方，并不是它从不犯错误，而是它允许人们指出错误：媒体可以调查政府，律师可以挑战政府，法院可以限制政府，普通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选民可以通过选票更换政府。这意味着，任何以“安全”为理由的权力，都必须接受追问。 然而，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里，情况可能完全不同。那里没有真正独立的新闻媒体，没有不受政治干预的司法体系，也缺乏能够自由运作的公民社会。于是，“安全”不再是保护人民的工具，反而逐渐变成了控制人民的工具。 一个政府如果不允许人民批评它，却不断要求人民相信它；如果不允许社会监督它，却要求社会绝对服从它；如果把不同意见都视为威胁，那么它真正害怕的，也许并不是“危险”，而是人民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稳定”究竟是谁的稳定？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稳定”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词。没有人反对稳定。没有人希望战争、暴力和社会混乱。但是，我们必须追问：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公开的抗议，是因为所有人都满意吗？还是因为人们知道表达不满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每天都在歌颂繁荣，是因为没有问题存在吗？还是因为报道问题的人无法自由发声？如果人们在公共场合不讨论政治，是因为他们不关心国家的未来吗？还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些话不能说？ 一个社会表面的安静，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和平。沉默也并不等于认同。历史上许多看似“稳定”的政权，在表面之下都积累着巨大的矛盾。由于缺乏公开表达和制度性的解决渠道，问题无法被及时发现，也无法被及时解决。最终，当压力突破临界点时，所谓的稳定可能在一夜之间瓦解。 真正健康的社会，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允许各种声音存在。真正牢固的稳定，也不是依靠恐惧和压制，而是建立在公平、法治、尊重和公民权利之上。 四、极权最害怕的，也许不是敌人，而是自由的人。 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会思考，会怀疑，会提出问题，会要求权力解释自己的行为。因此，任何希望实现全面控制的权力，都必然对独立的个人保持警惕。它希望人们只接受一种声音，希望媒体只传播一种叙事，希望学校只教授一种历史，希望人民只有一种爱国方式。当一个国家只能存在一种正确的思想时，思想本身其实已经死亡。 一个健康的国家，不应该害怕不同意见。恰恰相反，不同意见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发现自身的问题。批评并不等于背叛；反对政府并不等于反对国家；要求民主并不等于破坏稳定；维护人权更不应该被视为敌对行为。 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政府应该服务人民，而不是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服从政府。 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常识，在许多国家却仍然需要不断普及。 五、9•11之后，我们更应该珍惜自由 二十五年过去，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战争仍然存在，极端主义仍然存在，新的冲突不断出现。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人脸识别和数字监控等新技术，也使政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管理能力。 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问题在于：谁掌握技术？谁监督掌握技术的人？如果没有权力制约，那么原本用于保护社会的技术，同样可能成为监控社会的工具。 一个人去了哪里，见了谁，说了什么，读了什么，甚至表达过什么样的政治观点，都可能被记录、分析和保存。 当一个社会逐渐习惯“被看见”，它最终可能忘记什么是真正的私人空间。当人们因为担心后果而开始自我审查，权力甚至不再需要直接禁止什么。因为恐惧已经进入了每个人的内心。这或许是现代社会最值得警惕的危险之一。 六、纪念9•11，是为了拒绝恐惧统治我们的生活 “9•11”是一场恐怖主义制造的灾难。但是，如果二十五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理解恐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对这场灾难的纪念就仍然不够完整。 恐怖主义试图用暴力让人们失去安全感。而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也可能利用这种不安全感，让人们主动交出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警惕。面对恐怖主义，我们当然需要安全。面对战争和犯罪，我们当然需要秩序。但是，安全不能成为无限权力的通行证，稳定不能成为压制自由的理由，国家利益也不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借口。 任何政府，无论它拥有多么崇高的口号，都必须受到监督。任何权力，无论它以什么名义出现，都必须存在边界。因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人民为了安全而完全放弃自由时，最终可能既失去自由，也未必真正获得安全。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纪念“9•11”，不只是纪念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也是在纪念人类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勇气。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重新确认一个简单而坚定的信念：恐惧不能成为奴役自由的理由。稳定不能成为剥夺权利的借口。国家不能高于人民，权力更不能高于法律。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让人民害怕它的政府。而是让人民相信：即使面临危险，他们依然拥有说话的权利；即使批评政府，他们依然能够受到法律保护；即使面对强权，他们依然不必放弃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这，或许才是“9•11”留给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启示。 愿逝者安息。愿恐惧不再成为权力扩张的借口。愿自由与尊严，永远不会在人类追求安全的过程中被遗忘。 七、对于中国人而言，“自由”从来不是遥远的话题 今天，当我们在美国纪念“9•11”时，对于许多来自中国的海外人士而言，这场灾难所引发的关于自由、安全与权力的讨论，并非遥远的政治话题。因为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将“稳定”置于极其重要位置的社会。 我们理解秩序的重要，也理解国家安全的意义。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警惕：当“安全”“稳定”成为不可质疑的政治语言时，普通人的自由究竟还剩下多少空间？ 一个国家可以强大，但强大不能成为拒绝监督的理由。一个政府可以强调安全，但安全不应成为限制自由的借口。一个政党可以长期执政，但长期执政也不意味着永远正确。真正的国家认同，不应建立在对某个政党无条件的服从之上。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而不是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的私有财产。爱自己的国家，也不意味着必须赞美所有的政府政策。批评执政者，并不等于背叛民族。要求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也绝不是所谓“敌对势力”的阴谋。恰恰相反，一个真正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应该有勇气面对现实，指出问题，并为改变问题而努力。 八、“在野”的意义：让不同的声音继续存在 《在野党》杂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声音。“在野”并不意味着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意味着制造仇恨。 真正的“在野”，意味着在主流权力之外，依然有人愿意思考、质疑和发声。当一种声音试图垄断真理时，“在野”的声音提醒人们：真理不应该由权力垄断。当批评被视为危险时，“在野”的声音提醒人们：批评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当人们被要求保持沉默时，“在野”的声音告诉人们：沉默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活力，正是因为它允许“在野”。有执政者，也有反对者；有多数意见，也有少数声音；有权力，也有监督。 没有永远正确的政府，也没有不需要监督的权力。一个真正成熟的国家，不应该害怕反对派。恰恰相反，敢于允许不同政治力量公开竞争，才是一个国家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九、海外中国人的责任：不仅仅是离开，更是记住 对于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也许意味着获得新的生活。但自由从来不应该只是个人的幸运。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政府的社会时，我们更应该理解，这些权利并非从天而降。它们来自无数人的争取，也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对于权力的监督。因此，海外中国人的责任，也不仅仅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选择不同的行动方式，甚至可以对未来持有不同的判断。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压制；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失去自由；因为追求民主和人权而被迫离开故乡。海外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当一个人摆脱了恐惧，他便有机会重新学习如何自由地思考。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独立思考、公开讨论，并且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自由的种子便不会轻易消失。 结语：不要让恐惧成为我们的主人 二十五年前，恐怖分子用飞机撞向了纽约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之一。它试图摧毁的不只是钢筋水泥，更是人们对于安全与未来的信心。 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再次回望“9•11”，也应该问自己：面对恐惧，我们是否愿意放弃自由？面对强权，我们是否还敢提出问题？面对不公，我们是否愿意保持发声？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自由都可能失去。当人们因为恐惧而放弃发声，当社会因为所谓的“稳定”而拒绝不同意见，当权力不再受到监督，自由便会一点一点地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媒体，需要独立思想，需要公民社会，更需要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 “在野”不是为了制造分裂，而是为了防止权力失去制衡。反对并不等于仇恨，批评也并不意味着背叛。 一个国家真正的未来，不属于那些要求人民永远沉默的人，而属于那些即使面对压力，依然相信自由、坚持真相、守护人的尊严的人。 纪念“9•11”，是为了纪念逝者。也是为了提醒生者：不要因为恐惧而交出自由，不要因为强权而放弃思考，不要因为现实艰难而放弃对民主的期待。对于每一个仍然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来说，这或许正是我们继续发声、继续思考、继续坚持的意义。因为自由不会自动到来。民主也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人记住，有人传播，有人争取。 而这，也许正是“在野”的真正意义。 编辑：胡景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When "Security" Becomes the Justification for Power —Reflecting on 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