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漠北孤侠         历史总是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幽默在重演。      当“中共105年”的宏大叙事在官方的扩音器里唾沫飞溅时，清醒者听到的却是帝国晚钟的沉闷余响。《爆点周刊》的这组专题，恰如一把手术刀，切中了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焦虑与荒诞：在一个政权不可逆转地滑向衰败周期时，那些削尖了脑袋试图挤上这艘破船者，究竟是在计算一场精明的投机，还是在自掘坟墓？         这个提问，与我长久以来的观察与论证不谋而合。我曾多次以此类比警示身边的年轻人。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认知不仅决定阶层，更决定生死。        当下的乱世通感与民国前夜，历史惊人地齿合了。 今天的中国，正弥漫着一种奇特而凄厉的末路狂奔之氛围。这种氛围，经历过1949年前夕民国乱世的人绝不会陌生，而当下的不堪尤甚于当年。         把历史的镜头拉回1949年前夕，那是一个法币恶性贬值、金圆券形同废纸、百业凋敝的绝望时代；豪门权贵垄断了最后的资源，底层官员则朝不保夕；整个社会思潮混乱、人心思变，旧秩序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在国际上，那个政权也失去了西方核心盟友的强力支持，彻底陷于孤立。      ...

作者：吕峰          很多人对民主有一种简单甚至片面的理解：少数服从多数。        这句话没有错，但并不完整。        试着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少数，你希望多数人如何对待你？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倾听，自己的意见能够被尊重，而不是因为人数较少，就被忽视，甚至被迫作出牺牲。 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只是民主作出公共决策的一种程序，而不是民主的全部。如果民主只是简单地让51%的人决定49%的人的命运，那么民主就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我觉得真正的民主，不仅要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也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并允许不同意见公开表达、接受讨论和检验。        所谓少数派，并不仅仅是人数较少的人。他们可能是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同职业群体，也可能只是某一个议题上与你意见不同的人。        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永远属于多数。        今天，你可能站在多数人的一边；明天，你可能因为一次选举、一项政策、一种身份，甚至一句不同意见，而成为少数。因此，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并不是给予少数人特殊待遇，而是在保护未来的每一个人。  ...

作者：张  宇                小洛熙已经离开我们半年多的光景了。 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尚未学会说话，尚未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却在一场本应救治生命的医疗过程中失去了生命。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当这样的悲剧发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做出了关键决定？手术是否必要？风险是否被充分评估？责任是否存在？制度是否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原本应当成为事件发展的中心。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却看到了一幅越来越荒诞的画面。围绕小洛熙死亡本身的讨论逐渐被边缘化，而围绕她父母、支持者以及发生者的关注却不断增加。那些要求公开调查的人被警惕，那些持续追问的人被质疑，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提供帮助的陌生人被贴上各种标签。原本应当面对质询的对象逐渐退到幕后，而提出质询的人却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仿佛在不知不觉之间，问题已经发生了转换。 一个婴儿为什么会死，似乎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还有人不断追问她的死亡，反而成为新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面对悲剧时，如果焦点开始从事实转向提问者，从责任转向质疑者，从调查真相转向管理舆论，那么真正被改变的就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处理问题的逻辑。 人们会发现，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总有一种熟悉的轨迹不断重复：问题出现、公众追问、舆论升温、讨论的重心开始转移；不再是谁造成了问题，而是谁在传播问题；不再是谁应该负责，而是谁在组织关注；不再是真相是否被查明，而是声音是否被控制。于是，真正的问题被不断后移，而提出问题的人则越来越靠近风暴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小洛熙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医疗责任的讨论。 它正在变成一面镜子。 透过这面镜子，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不只是一次医疗争议，而是一套更加深层的治理逻辑：当中国共产党无法迅速消除问题时，它往往会优先消除问题带来的影响；当真相可能引发更多追问时，追问本身便会被视为风险；当公众要求解释时，管理公众有时比解释问题更加重要。 因此，这篇文章真正想讨论的，并不是某一场手术的技术细节。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失去了生命。那么今天，究竟是谁还在害怕真相？ 从医疗事件到维稳事件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当一名婴儿在医疗过程中死亡，事件的发展方向应该十分清晰：公众关注事实，媒体追踪调查，家属要求解释，监管机构查明责任。整个社会围绕着同一个核心问题运转：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然而在中国，许多公共事件的发展轨迹却往往截然不同。 最初，人们讨论的是事故本身，但随着时间推移，讨论的重点却逐渐从事故转向舆论，从责任转向稳定，从真相转向控制。原本应当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的决策过程、监管机制和责任链条，反而慢慢退到幕后。而那些不断发声的人，那些要求调查真相的人，那些拒绝接受含糊解释的人，却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并非偶然。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建立的治理逻辑中，许多公共危机首先被定义为“稳定问题”，其次才是“责任问题”。当一起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时，体制最优先考虑的往往不是如何公开透明地回应质疑，而是如何防止事件继续扩大影响。于是，一个原本关于生命与责任的事件，开始被纳入维稳框架之中。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最具争议、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一个真正自信的政府不会害怕调查，因为调查能够证明自身的清白；一个真正尊重生命的政府不会害怕追问，因为追问能够帮助发现问题；一个真正相信法治的国家不会害怕公众监督，因为监督本身就是法治运行的一部分。 但当一个政权对质疑表现出本能的紧张，对讨论表现出持续的警惕，对公众形成共识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时，人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它究竟是在维护真相，还是在维护权力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经常强调“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但在许多公共事件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优先顺序：首先考虑舆情是否可控，其次考虑事件是否扩散，然后才轮到责任是否厘清。这样的逻辑之下，生命容易被抽象成为数字，家属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社会关注则被当成需要处置的对象。 也正因为如此，小洛熙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一场单纯的医疗争议。它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痛，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治理惯性：当问题出现时，中共体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如何回应问题，而是如何管理问题带来的影响。 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今天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婴儿的死亡，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悲剧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在寻找真相，还是在寻找让人停止追问真相的方法。 帮助他们的陌生人也会成为目标？ 如果说小洛熙父母遭遇压力还可以被解释为维稳体系对于“事件当事人”的惯性反应，那么更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那些与事件毫无直接关系、只是出于同情和良知而提供帮助的人，也开始成为被关注和被怀疑的对象。 在许多国家，当一个家庭遭遇重大不幸事件时，来自社会的支持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陌生人捐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志愿者协助整理资料、媒体帮忙传播信息，这些都是公民社会自发运转的一部分。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信任，也意味着当个体面对强大机构时，不会被迫独自承受一切。 然而在中国，这种自发的社会联结却经常被赋予另一层含义。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小洛熙事件，当一些陌生人从全国各地到宁波来声援家属、帮助维权、陪伴他们继续追问真相时，围绕这些支持者的质疑和警惕也随之出现。在一些官方网络舆论中，人们熟悉的标签再次出现：有人被怀疑是“境外势力企图分裂”，有人被暗示“借机炒作”，有人被怀疑是“别有用心”，有人甚至被指责是在制造对立、影响稳定。 这样的逻辑其实并不陌生。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公共事件时，往往并不把公民之间的自发组织视为社会活力的一部分，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潜在风险。因为对于高度依赖集中控制的治理体系而言，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人们开始因为这个事件而形成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联接。 这正是维稳逻辑最核心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害怕的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引发的社会共鸣。 因此，人们经常看到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体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回应质疑；面对社会的关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如何公开信息。相反，更多精力被投入到控制影响、限制扩散和削弱关注之中。原本应当被鼓励的社会互助，被怀疑为有组织行动；原本应该被尊重的公民参与，被视为需要警惕的因素。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维护秩序。但从更深层来看，它反映的是一种对社会自主力量的不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维稳体系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当问题无法迅速解决时，注意力便转向那些持续关注问题的人；当公众无法被说服时，重点便转向如何减少公众之间的联系；当真相无法尽快平息争议时，管理争议本身往往会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 然而，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人们给予家属支持都能被视为风险；如果普通公民表达同情、提供帮助都可能被怀疑为别有用心；如果社会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联结都需要被纳入维稳视野，那么真正受到威胁的，究竟是社会稳定，还是社会本身？ 中国共产党最害怕什么？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 它害怕的，是人们通过一个事件开始形成共同认知；害怕的是原来互不认识的人因为同一种愤怒而站在一起；害怕的是公众在官方叙事之外建立属于自己的判断体系。 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宣传系统和严密社会控制体系的执政党而言，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管理现实，更是管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当一种解释能够被普遍接受时，统治成本会大幅降低；但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得出结论时，中共独裁者的权力对于社会认知的控制力就会逐渐削弱。 因此，中国共产党最敏感的，从来不是单个受害者，而是受害者背后逐渐形成的公共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小洛熙事件所触碰的，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愿意面对的东西——社会自发形成的信任与联接。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帮助；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交换信息；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独立思考。这种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独立公共空间的出现。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最警惕的，恰恰就是这种不依赖中共权力授权而形成的公共力量。 对于任何权力而言，最难控制的从来不是愤怒。 而是觉醒。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一个政权是否自信，也不在于它拥有多么强大的权力，而在于它是否有勇气面对真相。 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最需要被管理的是声音，最需要被压缩的是讨论，最需要被警惕的是关心她的人，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谁在害怕真相？ 因为真相从来不会伤害一个正当的制度。 害怕真相的，绝对不是失去孩子的父母，不是要求解释的公众，也不是伸出援手的陌生人。 真正害怕真相的，永远是那些无法面对真相的人。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

作者：漠北独侠 漠北孤侠@baodiantimes 在极权政治的叙事逻辑中，“控制”与“渗透”永远是一体两面的核心课题。海外媒体披露关于北京计划在严密监控下，允许“走出去”与“请进来”两类特定人群通过官方合规通道访问国际互联网的消息，恰恰为这一逻辑提供了最新的注脚：“暴力”+“谎言”治国。这绝非中国互联网走向真正开放的信号，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数字出征”。其背后折射出的，依然是这个政权赖以起家且从未动摇的治国方略——“枪杆子（刀把子）+ 笔杆子”，即“暴力”加“谎言”的现代翻版。 核心逻辑的“与时俱进”：旧瓶装新酒的数字传教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此次大幅扩大体制内人员“持证翻墙”的范围，其一贯逻辑与一个甲子前向东南亚及全球输出红色共产理论、鼓动暴力颠覆别国政权的做法并无二致。 六十年前，输出的是粗砺的阶级斗争口号； 而今天，裹挟在高效、快速、极具煽动力的互联网叙事中的，是精心包装的“大外宣”话语。 在对内筑起更高、更严密的“网络防火墙”，严厉打击普通民众使用VPN等“翻墙”行为的同时，官方却组织起一支“政治绝对可靠”的互联网正规军。这种“只许我输出，不许你流入”的策略，旨在国内形成彻底的信息真空，在国外实现精准的舆论污染。这本质上是一种披着互联网技术外套的隐密意识形态输出，其性价比更高，爆发力更强，破坏性也更具隐蔽性。 环环相扣的“大棋局”与混乱制造者 这套日臻成熟的“网络舆论战”与“混合战”战法，在近年来的国际局势中已初显成效。从欧洲极右翼与极左翼思潮背后的网络水军推波助澜，到美国大选期间的虚假信息认知战，再到东亚邻国的舆论分化，其终极目的清晰可见：唯恐天下不乱，趁乱谋取地缘利益。 在这盘步步惊心的大棋中，互联网舆论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整体战略紧密交织： 供应链武器化：从稀土等稀缺原材料的出口管制，到关键药品的供应链卡脖子。 灰色地带冲突：从频繁发生的关键海底光缆“意外”中断事件，到由国家背景黑客发动的针对西方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军队攻击。 终极宏大叙事：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点火”行为，最终指向的都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将全人类的命运、数据、言论与财富都攥在极权手心的威权乌托邦。 破局之法：打破不对称，重筑自由世界的防线 面对这头兼具暴力与数字化谎言的庞然大物，国际社会与自由力量如果继续采取传统的、被动的“对等原则”，势必将在不对称博弈中节节败退。破解这套“数码极权输出”的组合拳，必须直击其痛点： 打破信息黑箱：定向精准“推墙” 既然北京最恐惧的是国内民众获知真相，那么自由世界最强有力的反制不是被动防御其“外宣”，而是主动向中国国内定向输送真实，未经过滤的信息。加大对反封锁技术（抗审查翻墙工具、卫星互联网等）的研发与资金投入，让中国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连接世界，从根本上瓦解其国内的洗脑基本盘。 建立法律与技术防火墙：严惩“持证网军” 国际社交平台和西方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在省级、国家级网信办层层政审、备案后“奉旨出征”的账号，绝非普通网民，而是由国家机器驱动的“舆论军人”。必须建立严格的身份溯源机制，对于来自特定官方通道、有组织操纵舆论的账号，应果断予以封禁和制裁。同时，在法律层面将此类行为定义为“外国代理人”的隐蔽干涉。 强化基础设施弹性与技术反制 针对黑客攻击、切断海底光缆、供应链要挟等物理和数字层面的混合威胁，自由阵营必须加快推行供应链重组与去风险。建立多轨制的备用网络（如低轨卫星通信网络），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免疫力，并在遭受国家级网络攻击时，保留实施“对等反击”的威慑能力。 历史早已证明，依靠暴力维持的体制，必须依赖谎言来续命。企图通过选派大量党员干部冲进国际互联网来抢占所谓的“宣传制高点”，恰恰暴露了其对自由信息和真相进入国内的极端恐惧。多披一层互联网的外套，改变不了其反人类、反自由的本质。 自由世界唯有放弃幻想，以攻代守，方能在这场数字时代的文明攻防战中，彻底粉碎其威权扩张的迷梦。早已是惊弓之鸟的中共，妄图以互联网之“网”护其政权免于崩溃，妄想症再次加重而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君不见星链和美国的破墙计划歩步为营、进逼围剿，挣扎茍活的中共只能望“网”兴叹、徒唉奈何。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The "New Gate" of the Great Firewall: From Exporting Red...

之一：国共内战。 八年抗战，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光荣。但是此后的国共内战，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耻。当打败共同的敌人后，即便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我们竟然没有智慧和诚意找到一个和平建国的可行办法。淮海大陆，140万中国儿女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当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把刺刀恶狠狠地捅进另外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胸膛的时候，无论是毛还是蒋，都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几年前，《大决战》上映，面对这种手足相残，电影院里一片欢呼，这欢呼，是这种耻辱的更耻辱的注解。 之二：北韩冤魂。 无论那场战争，胜也罢，败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把半个韩国的人民圈于一个人类最残暴的政权下60年！是我们使他们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中受尽煎熬！历史不会原谅我们的！感谢美国吧，使我们的罪孽减少了一半。 之三：反右。 摆出谦虚的态度，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实际却是“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世界上，除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欺骗，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吗？ 之四：三年饥荒。 ...

作者：杨大鹏 这些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建设所谓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数以亿计的摄像头遍布城市街道、车站、商场、小区、学校以及乡村路口。官方媒体不断宣传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声称能够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感知、精准管理和实时监控。然而，一个尖锐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始终摆在人们面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摄像头无处不在、人脸识别技术高度发达、个人信息几乎被全面收集的国家，仍然不断出现儿童失踪、人口拐卖以及长期无法侦破的案件？如果一个普通群众闯红灯，摄像头可以迅速识别身份；如果一辆汽车违章，系统可以立即锁定车主；如果有人在网络上发表敏感言论，相关内容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删除，发布者也可能被有关部门关注。那么，为什么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失踪之后，却常常多年没有结果？ 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权力运行逻辑和政府责任的问题。中国政府长期强调“维稳压倒一切”。据公开资料显示，每年投入维稳和监控体系的资金规模极其庞大。从遍布全国的摄像头网络到大数据分析平台；从人脸识别系统到手机定位和信息追踪，普通民众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套庞大的监控体系最主要的功能似乎并不是保护普通人的生命安全，而是维护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当民众上访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发现；当异议人士组织活动时，监控系统能够迅速锁定；当维权人士发表批评意见时，监控系统同样能够发挥作用；当政府认为某些声音“不稳定”时，相关人员甚至可能被提前约谈或限制行动。然而，当一些家庭寻找失踪孩子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却往往是漫长的等待、有限的信息以及无尽的绝望。许多失踪儿童的父母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们走遍全国，耗尽积蓄，失去工作，甚至导致家庭破裂。有些家庭最终找回了孩子，但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还有更多家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答案。最令人不安的，并不仅仅是案件本身，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透明和缺乏问责。公众不知道调查进展；公众不知道案件细节；公众不知道相关责任人是否受到追究；公众不知道案件为何长期没有结果；公众甚至不知道那些失踪的孩子究竟去了哪里。在一个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环境下，各种猜测和怀疑自然会不断滋生。有人怀疑拐卖网络长期存在却未被彻底打击；有人怀疑地方保护主义阻碍案件调查；有人怀疑某些利益链条长期存在而缺乏有效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