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
作者:吕峰
人民以为的社保:政府兜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中共治下的社保:人民兜底,为体制缺口持续买单。
据国新办发布会相关新闻,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面对尚未参保的人群,人社部门提出,要通过“数据找人”,找到他们,动员参保。
对于这项政策,中共只关心还有多少人没有进入系统,而不是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参保:是收入不足,是就业不稳定,还是对未来待遇缺乏信心?
当政府首先强调如何找到缴费者,却没有同样充分地回答民众如何负担、如何监督,社会保障就可能偏离保护劳动者的初衷,变成向劳动者转移制度成本的工具。中国社保争议背后,是中共独裁体制下权力与民众之间的不对等:制定规则的人掌握征缴权,承担成本的人却缺少有效的政治问责渠道。
一边是扩面指标,一边是家庭账本
根据网络数据,以河北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基数4446元、养老保险费率20%计算,每月缴费889.2元,一年10670.4元。这还没有包括医疗保险。
同样一笔缴费,落在不同收入者身上,重量截然不同:
这一对比采用相同最低缴费额,只用于说明支付能力差异。对月收入3000元的人来说,单是养老保险就接近收入的三成。所谓“最低档”,并不意味着低收入者就承担得起。
根据网络公布的2025年收入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6231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150元。河北上述最低档养老年缴费,分别相当于这两个数字的29.5%和105.1%。
家庭人均收入不是就业者工资,不能据此认定每个低收入者都必须拿出全年收入缴费。但这个对照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职工养老的缴费门槛,与部分家庭的经济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距离。
政府不能把这种距离简单解释为“保障意识不足”。对于缺少积蓄的人,今天的房租、孩子的生活费和父母的医药费,都是无法推迟的支出。政策要求他们考虑几十年后的生活,也必须先尊重他们今天的生存。
一边是基金结余,一边是财政依赖
发布会相关新闻提到,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11.2万亿元。这个数字包含不同险种,不能全部当作养老保险的可用资金,也不能用来代替对年度收支的解释。
根据网络财政数据,2024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约8.19万亿元,支出约7.28万亿元,其中财政补助约1.93万亿元。
最后一项只是静态算术对照,并不意味着财政补助应当被取消,更不等于基金已经无法支付。它说明的是,财政支持对于维持收支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扣除财政补助后的收入,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全部缴费收入。
既然养老保障依赖公共财政,公众就有权知道,补助如何分配,哪些群体获得更多支持,未来压力准备由谁承担。不能在展示成绩时强调结余,在讨论责任时却主要强调普通人的缴费义务。
财政压力不是独裁体制独有的问题,但谁有权决定解决办法、谁承担调整成本、谁能追究决策责任,是政治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共不能要求公众无条件承担长期责任,却拒绝让公众对权力形成实质约束。
一边是共同承担,一边是待遇悬殊
根据网络数据,2025年企业退休职工人均月养老金约3962元,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者约281元。
两者月待遇相差约3681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4.1倍。
两套制度的缴费水平、缴费年限和历史安排不同,不能把这一差距直接解释为相同付出获得不同回报。但公共财政的作用,恰恰应当包括弥补弱者保障不足,而不是让历史差距成为永远不必改变的理由。
一个领取居民养老金的老人,全年待遇约3372元;一个按上述河北最低档缴费的灵活就业者,全年养老缴费约10670元,约为前者全年待遇的3.2倍。这并不是同一制度内部的个人收益比较,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农村家庭的感受:老人得到的支持有限,年轻人承担的缴费却并不轻。
最需要解释的,是公共资源为什么这样分配,以及处于底层的人能通过什么渠道推动改变。中共若以代表人民自居,就必须接受人民对分配公平的追问,而不能只要求人民理解财政困难。
一边是长期缴费,一边是门槛提高
按照已经公布的改革安排,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最低年限增加5年,增幅为三分之一。
如果仅以每年10670.4元作静态示例,15年缴费约16万元,20年约21.34万元,相差约5.34万元。实际缴费会受到未来基数变化影响,增加缴费也会影响待遇,因此这不是净损失测算。但对于现金紧张的家庭,多承担五年的缴费义务,已经足以改变原有生活安排。
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可以基于人口变化调整,但改革必要性不能代替公众参与。规则调整应当说明成本如何分担,为困难群体提供什么过渡安排,以及参保者的合理预期如何得到保护。
独裁体制的问题,在于政府能够要求个人修改人生计划,个人却难以通过选票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公众被要求相信长期承诺,却缺少足够力量约束作出承诺的一方。
保障人民,还是管理缴费者?
依法督促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保护劳动者权益;对于依法自愿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则应当尊重选择,通过补助和便利吸引参保。不能因为掌握了数据,就把所有未参保者都当成等待完成的行政任务。
当指标层层下达,基层可能更关心新增了多少账户,而不是家庭承受了多少压力。数据系统越精密,越需要清晰的权力边界和有效监督。否则,技术提高的只是征缴效率,民众的处境并未因此改善。
不是所有社会保险缴费都构成剥削。但如果权力能够持续向劳动者提出要求,却不必充分回应其支付能力;如果制度调整的成本不断向弱者转移,而资源分配缺少有效问责,那么对其剥削性的批评就有充分理由。
中国社保需要的,不只是更强的征缴能力,更是更公平的财政分配、更可负担的参保门槛,以及公开透明、能够追责的权力运行机制。
骑手、农民工和小摊贩首先是拥有权利的人,其次才是缴费者。他们没有义务以无限忍耐,承担不受自己监督的权力所分配的成本。
政府能够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号、就业记录和缴费账户,也应当看见他们的收入、债务和生活困难。社保应当帮助人民抵御风险,不能成为中共向人民转移治理成本的提款机。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Social Security Has Degenerated into a Government Money-Grabbing Tool
Author: Lu Feng
Abstract: Behind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美国中期选举:最后三周的变数
记者:贾嘉
距离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只剩不到三周。目前的政治气氛明显不利于特朗普和共和党。经济、生活成本、伊朗战争以及特朗普个人支持率,都成为共和党需要面对的问题。近期调查也显示,独立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明显下降,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积极性暂时占优。
但如果现在就断言“民主党大胜”,仍然为时过早。值得观察的是未来三周有没有事件改变选民关注的核心问题。
美国中期选举历来不是一场完全按照民调运行的比赛。尤其是今年,政治环境存在几个非常明显的“变量”。
一、第一种可能:选情继续按照目前方向发展——民主党温和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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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也苦心提醒台灣人民提高警覺
作者:關永傑
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115年國慶。舊金山灣區多個城市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活動,而我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表達我們的支持。除了向台灣人民送上誠摯的節日祝福之外,我們還發表了一份公開的《支持台灣民主自由聯合宣言》。
同為華語群體,我們這些出生、生活在中國的人,由衷地羨慕台灣人民。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民主自由狀態,以及在平等、法治、經濟發展、人民福祉上所取得的驕人成就,不僅令我們羨慕與嚮往,更是整個華語世界文明的驕傲。然而,在共慶國慶的時刻,鑑於目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作為共同追求民主、捍衛自由的同道,我想提出以下兩點危機提醒:
第一,借鑑香港血淚教訓:絕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統戰承諾
請大家務必清醒地認識到:中共是一個毫無契約精神的組織。當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被他們一句“歷史文件”徹底撕毀。如今的香港,自由與法治被蠶食,經濟實力大幅倒退。香港的現狀,就是中共背棄承諾所造成的結果,它是台灣最血淋淋的反面教材!大家必須時刻保持最高警覺,絕不要接受任何形式的以“一國兩制”為名的政治安排。
第二,看穿武統虛張聲勢,更需嚴防“非傳統超限戰”的內部瓦解
要跨越上百海里的台灣海峽進行跨海登陸作戰,兩棲登陸與後勤保障難度極大。中共內部官僚與軍工系統“欺上瞞下”的腐敗,可能導致部分軍備的實際性能與宣傳存在差異。普京高估自身軍事實力,是導致原計畫閃擊烏克蘭,最終深陷泥潭四年多仍未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常規戰爭方面中共可能力有未逮,但不要忘記,毫無底線是獨裁專制政權的特質,所以,在戰術上必須死守防線,嚴防中共的非傳統手段:
——非常規威脅: 警惕化學、生物等非常規手段的潛在風險;
——輿論認知戰: 嚴防鋪天蓋地的虛假資訊干擾;
——內部滲透: 嚴防中共用金錢或其他利益進行滲透,收買台灣內部個別立場不堅定的軍事要員、政治人物、網紅或明星,從內部削弱抗敵意志。
兩岸的根本問題,不是什麼血濃於水的宏大敘事,而是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的體制之爭。台灣的民主自由,是整個華語地區不滅的希望。希望台灣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永遠堅定、自信地走下去!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門前,從左到右:關永傑,唐奇,蔣書清,陳森鋒,惠汝濤,張繼順
編輯:鍾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Congratulation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a Happy Birthday, as...
从越南高铁到全民福利:中国究竟“赢了”什么?
作者:刘畅
最近越南与欧洲签约高铁项目,本以为某些人会反思越南为什么选远亲而不选近邻?恰恰相反,国内的媒体大肆宣传,越南签约欧洲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赔了钱,还搭上廉价劳动力。明眼人一看,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新闻播了几天,效果明显不咋地,又出现另一种新闻,中国和河内签署了工业园、公路等修建协议,来宣示这个邻居并没完全抛弃自己。不过是个欧越高铁项目的合作事件,偏偏弄出两个版本的新闻。恰恰应验了中共百年不变的新闻宣传方针“报喜不报忧”,对国外事件呢,报忧不报喜,人家没忧也要弄出点“忧点”,再反其道而行之,秀自己的存在,网络上出现一个新词“赢了”,在舆论上赢了,在宣传上赢了。这样一看,如果说阿Q精神在民国之前只出现在民间,而现在是官方内定、法定,冠冕堂皇,简直到了极致!
提到越南,大家并不陌生,百年前中国的藩属国,中法战争后,法国逐步取代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近代时期,经历越法战争、越美战争,最终取得独立。在经济发展上,每一步都在效仿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劳动红利等,这条路线,不亚于当年模仿日本的中国。
当代的中国,无论是汉语词汇的引进,还是政策的效仿,太多脱胎于日本,什么素质教育、国企年功序列制度、国企改制、公务员选拔制、大学生扩招、大学生村官、选调生,都是日本在几十年前实践过的。更不要说,早期电影、电视、音乐中日本文化的影响,高铁、重工等工业影响。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事实,尤其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昨天。在中共的意识里,功劳都是自己的,人民无功,友邦无劳,拿来的都是他自己的。那老百姓知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为了支持中国发展,提供了贷款和其他援助,更不用说,上世纪80年代,提供了多少技术和生产线?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掀起的日语潮、日本出国风也不是假的。
在这里,我不是宣传日本有多好,而是说明,日本这个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的外籍功臣之一,中国尚且可以肆意抹黑,更不要提同样有贡献和支持的美国和欧洲。中国为什么对自己有帮助的友邦这个态度呢?
答:我曾经常给他们分享一个观点,为什么中共在文革时期坚决打击一切宗教?因为中共想当“上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风头盖过它的人物、组织、国家都必须在它之下,无论是它认为好的或者坏的。好的呢?它想方设法收编到它的麾下,或发展为党员,或者统战到其阵营,如果统战不成,就过河拆桥,把他们的功劳据为己有再抹黑之。它认为坏的呢?李洪志、马云等就是其下场。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这些友邦虽然帮助了中国,第一、其风头容易盖过中共,第二、人权观念无法达成一致,就只有将其收功再抹黑。当中国人在侵华战争的历史叙事中被洗脑,出现仇日、反日情绪,甚至在深圳血案发生后,谁知道这个国家曾帮助中国人走向现代化?谁知道1989年后,这个国家为中国人民的人权而奔走和呼号呢?
反观越南,虽然是中国的学生,这些年默默地招商引资,默默地发展,秉持“竹子外交”,不站边,既不得罪中国,也与欧美关系稳定,逐渐成为了亚洲发展的一颗新星。主动与欧洲合作,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他们并没有学中国,动不动要求外企与国企合资,霸王条款一大堆,随时为“过河拆桥”埋下伏笔或者留后路。既然这样,越南就像个初出江湖的小兄弟,实力虽然不强,但谦逊低调,主动融入江湖规则,中国呢,则像个江湖老油条,有一定地位,但老奸巨猾,在它掌握绝对垄断地位时,别人有可能被迫顺服于它,但大环境中一旦出现更多像越南这类敦厚的小兄弟时,这种风格只会被丢进历史垃圾桶。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近五十年,到底该怎么走?治国治企如同做人,合作才能共赢,凡事不着眼于你死我活的输赢逻辑,懂得尊重他人,有收获也必须有付出,才能长久合作;如果只是仗着地大物博、人口红利,处处对他国掣肘,处处搞经济霸权,你又如何在这个世界得到尊重?又有人说了,中国和第三世界走得很近,朋友很多,但那些朋友是中国抠人民的福利去“撒币”收买的,有钱就是朋友,没钱狗屁不是,这些国家墙头草两边倒,巴基斯坦就是例子。所以,治国也得靠仁义礼智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遵守游戏规则,不是靠投机取巧,今天偶然取胜了,明天呢?友邦全部跑了,难道又回到闭关锁国、闭门造车的天朝“内需”时期?
再谈谈前段时间一个新闻,越南对外宣传,争取2050年建成发达国家。国内的人觉得越南不自量力。中国人在国内被洗脑,认为发达国家就是GDP、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硬件,其实还有什么?共产党永远不会告诉你,“发达”更多是国家给予人民的福利,从人权、医疗、教育、生老病死等一条龙保障。一个国家敢给他们人民承诺“发达”,就是承诺给予福利,这难道不是一种魄力和胆识?然而很多中国人连“福利”这个词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福利的直观理解。以前罗大佑的歌曲《童年》,第二段唱道: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这一段也因政治原因被“和谐”掉了。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财富积累这么多年,对内始终一句话:中国始终长期处在发展中阶段。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将长期不配有福利。要么说中国人口多了,但人口数据到底多少,它自己统计,它自己最清楚;要么说中国还要积累资本搞基建,中国的基建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了,还有太多重复建设,这个很重要吗?既然号称全民所有,为什么福利只限于体制内,可全民的“分红”呢?既然号称社会主义,可是全民共享福利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或寡头。
最后,希望越南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这种谦逊低调的外交作风,遵守规则,主动融入世界、服务于世界,造福于越南人民,发不发达不重要,只要坚持到底,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定会成为东亚的另一种“发展”的可能,也能成为一面照妖镜,照出自己的清白坦荡,更照出真正的妖魔鬼怪!
编辑:胡丽莉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From Vietnamese High-Speed Rail to Universal Welfare: What Exactly Has China "Won"?
Author: Liu Chang
Abstract: Taking high-speed...
给台湾年轻人的一封信
作者:蔡诗文
致台湾的年轻人:
我来自中国、爱台湾。有些话想写下来给你们,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坐下来谈谈。
首先我想说,我能理解你们累了。从小到大,每一次选举都被说成“关键的一战”,每隔一阵子新闻就提醒你,对岸又在演习了。另一边,你只是想努力过幸福的日子。
这份疲惫,民调里看得见。2024大选之前,2023年6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份民调,已经把这种年轻人的心情表现得非常明显:20至24岁选民中,柯文哲的支持度高达67%,远高于赖清德的8.8%和侯友宜的7.4%;25至34岁中,柯文哲也以40%领先赖清德的28%和侯友宜的13%。 “不要再吵统独,先顾好我们的生活”,说中了很多那时候台湾年轻人的心声。
柯文哲涉案后,民众党的好感度明显回落。《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4月民调中,20至29岁对民进党的反感度一度达54.5%;但到6月,民进党在这个年龄层的好感(44.3%)已略高于反感(40.3%),反而是国民党与民众党的反感度都超过五成。不过,两次民调中都没有任何政党在年轻人中获得过半好感。许多台湾年轻人并没有稳定倒向哪一党。这透露的或许是一种对政党政治的疲惫。
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买得起的房子、可以规划的人生,这些愿望一点错都没有。你们当然可以厌倦那些反复出现的政治口号,也可以不想每天追着选举和两岸新闻跑。政治本来就不该吞掉一个人的生活。
但也正因为你们已经很累了,我更想把一些我亲眼见过的事情讲给你们听。不是为了让你们更焦虑,也不是要你们活在战争的恐惧里。怎么看、怎么选择,由你们判断。
我眼中的台湾
在台湾,特别是在台南,常让我停下脚步的是街角那些小店。很多已经开了几十年,传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不急着扩张,只是一年又一年把同一件事做好。一个人敢把一辈子押在一间小店上,是因为他相信今天的用心,明天还会有收获。
十多年前,我在花莲旅行时请过一位导游。他支持国民党。大概知道我从中国来,他一路上讲了不少“两岸一家亲”的话。我心里并不认同,只是没有说出口。但让我记住他的,是另一件事。
那天天气不好,他带我去的景点很快就逛完了。他大概觉得收了钱却没让我玩尽兴,过意不去,就多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带我去一处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天然硫磺温泉。看到我喜欢那里,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松了口气的笑。这些年想起台湾,我常想起那个表情。这份善良,跟他支持哪个政党无关。
这些在台湾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我的国家却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在中国,一间开了二十年的小店,可能因为一纸通知就得关门,没有人需要向你解释。2021年突如其来的“双减”政策,几乎摧毁了中国原本庞大的学科类课外培训行业。公开挑战官方叙事的人,轻则被约谈、重则坐牢。2020年初,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里提醒大家防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被警方以发布、传播不实信息等理由训诫,一个月后,他死于新冠。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大批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公民被带走、约谈或拘押,律师王全璋后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先活下来,别的以后再说。
同样的年轻人,不同的命运
在台湾,你们可以公开批评市长、批评总统,可以上街抗议,第二天照常上班上课。2014年春天,台湾的学生占领了立法院。不管怎么评价那场运动,参与的人后来面对的是选票、舆论和法院。
同一年秋天,香港的年轻人撑起雨伞,在街头坚持了79天,要的是真正的普选。那一年,17岁的周庭是学民思潮的发言人。2020年8月,她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同年12月又因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她的护照被扣了将近三年。2023年她申请出国读书。她后来表示,在取回护照、获准离境前,国安人员陪同她去了深圳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回来后,她还亲笔写信,感谢警方安排她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她说,这样的信,那几个月里写过好几封。到了多伦多,她宣布不再回港报到。不久,她被香港警方列入通缉名单。
邹幸彤是执业律师,也是支联会前副主席,长期参与每年的维园六四悼念活动。2021年,她因为呼吁市民去悼念而入狱。法庭上,她说如果一定要讲“煽惑”,那是香港人煽惑她按良知行事,她为此受刑,无怨无悔。许多人离开香港的那几年,她留了下来。2026年9月11日,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禁7年3个月。
在香港,这就是为普选、为一根蜡烛说话的代价。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一场火灾之后,中国各地的年轻人举起了白纸。纸上一个字都没写,因为他们知道,写什么都可能是罪。事后,参与者、年轻女孩曹芷馨在被带走前录下视频,请大家追问她们为什么被捕,不要让她们无声无息地消失。一位拍下上海白纸抗议的纪录片导演陈品霖,因为制作并发布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
同样是年轻人,同样想为自己的未来说话,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换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那堵墙里面,一直有人在看着你们
我不怪身在中国、认为统一是唯一答案的许多人。一个人从小听见什么故事、看见什么世界,会影响他怎样理解自己的国家和未来。很多人习惯了从国家、民族和集体的角度思考,却不知道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问一句: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当权力又可以随时、任意地介入,而普通人很难要求它解释和负责,久而久之,人就会学会先顺着大局走。
中国也有另一些人。他们不是多数,但他们在。2019年香港的年轻人上街时,有数百位身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手写字条向香港致敬,并附上学生证或身份证的局部照片证明自己真的来自中国。后来有人把这些照片整理成了一段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ArxVyqFOs
所以,当我说希望这样的地方能被好好守住,我并不是觉得你们肩上有什么历史使命。你们没有义务替那一边的人负责,更没有义务为了证明什么而牺牲自己的生活。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你们拥有的这些选择,对有些暂时没有选择的人而言,远比你们想象得珍贵。你们可以投票,可以批评政府,可以上街,可以说“不”,也可以什么政治口号都不相信。
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也许已经普通到不值得一提,但正因为普通,它才值得被珍惜。
一场不只关乎市政的选举
11月28日是九合一地方选举,22个县市同一天改选首长和地方民代。这是2025年大罢免之后的第一场全国性选举,也普遍被看作2028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中选会估计,这次的首投族有60多万人。
地方选举谈的多半是托育、捷运、市场整修,正是你们最在乎的生活。但今年在台北,生活和两岸刚好缠在了一起。
现任市长蒋万安争取连任,民进党在5月征召立委沈伯洋挑战。沈伯洋是北京点名的对象:国台办在2024年10月把他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又以他“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为由,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台湾公民在台湾参选,却被中国的公安列为刑事追诉对象。
蒋万安有他的市政成绩,沈伯洋有他的政见,选民本来就该用市政的标准检验两个人。我提这件事,不是要替谁拉票,而是因为它让我看到,北京的施压不只靠海峡上的军机,也会伸向台湾人自己的选举。你们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府,可以换掉自己的市长,也可以讨厌所有的政党。你们可以什么政治口号都不相信。但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永远自己决定:谁可以被选上,谁不可以。你们不应该让北京决定你们应该害怕谁、不能选谁。请你们照常、不受恐吓地去投票,投给自己认为对的人。
这次年轻人的票也特别难预测。台北市长选战中,不同民调甚至给出了相当不同的结果。5月TVBS民调显示,在20至29岁有投票意愿的台北选民中,蒋万安以60%领先沈伯洋的37%;到了9月,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的民调却显示,20至29岁沈伯洋以42.8%领先蒋万安的37.8%,30至39岁也是沈伯洋领先。
两份民调的方法并不相同:TVBS只用市内电话抽样,并只统计有投票意愿者;信民民调则加入手机样本,对象是全体成年市民。因此,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少来自真实的民意变化、有多少来自抽样方式,目前仍难判断。
但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台湾年轻人的票没有被任何一个政党锁住。他们可以因为市政投票,也可以因为两岸问题投票;可以支持这个人,也可以下一次换一个人。
这种“看人不看党”是健康的挑剔而不是冷漠。我在中国时从来没有机会这样挑剔。在香港,办一场初选可以换来十年牢狱;在中国,举起一张白纸可能让一个人彻底消失。在台湾,你们只需要走进投票所。投给谁,是你们的事。
最值得守住的,是选择
很多社会都走过这段路:越富足、越人道,人就越重视自己的生活,越不想谈冲突和牺牲。人人都能安心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本来就是值得追求的。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厌倦政治没有错。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有一天连“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不再能够由自己决定。
去年底有一份民调,里面一个数字我看了很久:对政府编列的2026年度9,495亿新台币国防预算,20到24岁的年轻人有54%赞成,只有22%不赞成。说自己厌倦政治的是你们,在守护这座岛这件事上表态最清楚的,也是你们。厌倦政治,和不在乎这座岛,从来就是两回事。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的,是温柔,也是坚强。台湾的年轻人,我祝福你们。
一个爱台湾的中国人
2026年10月4日
民调资料来源:
1. 台湾民意基金会,2023年6月民调,调查时间:2023年6月12日至13日。
https://www.tpof.org/%E7%B2%BE%E9%81%B8%E6%96%87%E7%AB%A0/2023%E5%B9%B46%E6%9C%88%E3%80%8C%E6%94%BF%E9%BB%A8%E7%AB%B6%E7%88%AD%E3%80%81%E7%B8%BD%E7%B5%B1%E8%81%B2%E6%9C%9B%E8%88%872024%E5%8F%B0%E7%81%A3%E7%B8%BD%E7%B5%B1%E9%81%B8%E8%88%89%E3%80%8D/
2. 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4月国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4月22日至24日。
https://my-formosa.com.tw/DOC_225352.htm
3.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6月国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6月22日至24日。
https://m.my-formosa.com.tw/DOC_226926.htm
4. TVBS民调中心,2026年5月台北市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5月21日至26日。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3214850
5. 信民两岸研究协会,2026年9月台北市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9月16日至18日。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4026020
6. 台湾民意基金会,2025年11月国防预算民调,调查时间:2025年11月10至12日。
https://www.tpof.org/wp-content/uploads/2025/11/20251116-%E3%80%8C%E5%9C%8B%E4%BA%BA%E5%B0%8D2026%E8%B6%85%E9%AB%98%E5%9C%8B%E9%98%B2%E9%A0%90%E7%AE%97%E7%9A%84%E6%85%8B%E5%BA%A6%E3%80%8D%E5%8F%B0%E7%81%A3%E6%B0%91%E6%84%8F%E5%9F%BA%E9%87%91%E6%9C%8311%E6%9C%88%E5%8D%B3%E6%99%82%E6%B0%91%E8%AA%BF%E4%B9%8B2.pdf
编辑:张致君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A Letter to Taiwan's Youth
Author:Cai Shiwen
To the youth of Taiwan:
I come from...
东方大国弯道超车,遥遥领先,可回收火箭怎么就不行了
作者:罗翔
中国这些年最喜欢讲“弯道超车”。但如果把产业发展的路径扒开来看,会发现一个尴尬事实:很多所谓的自主崛起,并不是凭空从零开始,而是在全球产业链转移、国际订单和西方企业严苛标准中,一点一点“喂”出来的。为什么中国电子产业发展得这么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承接惠普、戴尔、苹果等跨国企业的制造订单。外企把产品要求、质量标准和验收规则带进来,中国供应商才真正知道:一块铜箔、一颗螺丝、一个连接器不是“能做出来”就算合格,而是必须满足尺寸、公差、可靠性、寿命和一致性等一整套指标。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工业教育。企业不是看几份图纸就突然拥有工业能力的。真正的能力,是在一次次订单、失败、返工和退货中磨出来的。客户告诉你哪里不合格,供应商再改;客户提出更高要求,供应商再升级。久而久之,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就这样形成了。汽车工业同样如此。几十年来的国际合作带来了零部件体系、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全球供应链标准。中国企业从“照着造”,逐渐发展到“自己造”,再到“自己设计”。今天中国汽车产业拥有庞大的供应链体系,与这些长期积累当然脱不开关系。航空工业也是类似逻辑。中国企业参与波音、空客等国际航空产业链,在机翼、机身结构件、起落架等领域接受国际标准训练。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学会制造一个零件,而是学会什么叫航空级质量控制、材料一致性、结构可靠性和适航标准。所以,后来中国能够推出自己的民用飞机,并不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的国际产业链经验消失了,恰恰相反,这些积累正是后来发展的基础。至于运-10,能造出一架飞机,与能不能建立完整的民航工业体系,是两回事。飞机能飞起来,不等于拥有成熟的民航产业。问题到了航天领域,就变得更加有意思了。因为航天恰恰是一个很难依靠西方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启蒙的领域。苹果可以给你订单,波音可以给你零部件制造订单,但火箭呢?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发动机、控制系统、飞行软件和测试体系,并不存在一个成熟的西方企业把完整订单体系搬过来,告诉你:“按照这个标准生产。”于是,一个现实问题出现了:即使你知道可回收火箭应该怎么飞,也未必知道组成它的成千上万个零部件,怎样稳定、可靠、批量地制造出来。这就是“知道技术路线”和“真正拥有产业能力”之间的鸿沟。马斯克和SpaceX已经用长期试验验证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路线:垂直起飞、发动机深度节流、姿态控制、返回制导、垂直着陆和重复使用。既然路线已经有人走通,后来者照着走,为什么不能明显更快?因为工程不是电子游戏,更不是把别人的攻略抄下来就能通关。设计图不会自动生产发动机,参数不会自动培养供应商,一次试验成功也不会自动变成稳定量产。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高温合金能否稳定生产?密封件能否经受极端温度和压力?阀门能否保持数千次动作的一致性?隔热材料批次之间会不会出现差异?焊缝有没有微小缺陷?传感器在剧烈振动下还能不能正常工作?这些问题单独看都不起眼,但叠加起来,就是火箭能不能安全返回的生死线。所以,真正决定可回收火箭研发进度的的不只是总设计师手里的图纸,更是整个供应链背后的工业基础。所谓后发优势也只有在产业基础足够成熟时才真正存在。如果别人已经把题目做完,而你连每一种材料、每一个零件、每一套测试设备都需要重新摸索,那么你拿到的不是答案,只是别人写在黑板上的一句话:“这道题可以这样解。”剩下的步骤,仍然要自己摔无数次跤。更讽刺的是我们常把“产业链完整”等同于“工业能力全面领先”。可真正的工业能力,不是工厂多、论文多、宣传片宏伟,而是面对苛刻要求时能不能稳定制造;零件出问题时能不能找到原因;连续生产时能不能保持一致;系统失败后能不能把失败变成下一代产品的经验。别人用了二十年烧钱、爆炸、失败、复盘,才把路线跑通。后来者可以少走弯路,却不能跳过所有试错,更不能跳过供应链成熟、人才积累、测试体系和质量文化的形成。于是熟悉的口号又响起来:“弯道超车,遥遥领先!”只是火箭升空之前,工业能力也得先升空。宣传口号可以一夜之间遥遥领先,供应链却只能用十年、二十年,一颗螺丝、一只阀门、一块材料地把“领先”拧出来。火箭有一个很讨厌的特点:它不看宣传稿,也不看热搜,更不会因为“全球领先”四个字就改变物理规律。发动机不会因为喊“自主可控”就自动提高寿命,阀门不会因为“遥遥领先”就自动完成可靠性验证。那些藏在火箭内部、没人拍照、没人宣传的零件,也不会因为一场盛大的发射仪式就突然拥有几十年的工业积累。它们只认一个东西:你到底能不能把它稳定地造出来。因为弯道可以画在PPT里,领先可以写在标题里,唯独火箭落地以后,还得看看它还能不能再飞一次。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擅长宣布“遥遥领先”,却仍然需要用十年、二十年去补足一颗螺丝、一个阀门、一种材料背后所需的工业积累时,我们究竟是在实现真正的弯道超车,还是只是在不断制造一种“已经领先”的感觉?
编辑:周志刚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The Eastern Power Overtakes on the Bends and Is Far Ahead, So Why Can't It Manage Reusable Rockets?
Author: Luo Xiang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