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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青松（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成员）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2025年的6月29日，我站在美国洛杉矶的街头，举起一块写着—消灭中共——的牌子。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有人质疑，这是不是表演、是不是作秀、有没有意义？但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场行为艺术，而是一件极其严肃、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象征着我新生的事情。有人说，为什么是在美国？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中国，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或者一旦发生，就意味着我很可能会被中共消灭。在中共大陆，不要说公开举牌反对中共，即使只是举一张白纸，也可能被带走、被拘留、被判刑、被“消失”。 2022年10月13日中午，一名抗议者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拉起两幅白底红字标语：“反独裁、反专制”“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这位勇士叫彭载舟。随后，他被戴上手铐带走。此后，他在推特等网络平台上的公开发文被删除。后来，我们只能通过海外媒体获知他的消息。2023年10月12日，美国之音发布独家报道称，透过中国国内的信息源确认，彭立发仍被当局关押在一处未知地点，其直系及旁系家属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截至2024年1月7日彭立发50岁生日之际，他仍被中国当局羁押。同时，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中国大陆地图软件中，已无法再搜索到“四通桥”的信息。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大一学生张俊杰独自一人在主教学楼前举起白纸，被保安拍下照片。“大约五分钟吧，就有一些校领导、教授等冲过来，叫我不要做这个事情，之后就把我架到了一个会议室里面。”校方随后通知张俊杰的父亲将他接回家。回到家乡江苏南通后，父亲强行收走了他的手机和电脑。到家两天后，张俊杰迎来18岁生日。生日刚过，父亲便以检测隔离为名，将他骗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张俊杰手脚被捆绑起来，推进病房，在精神病房里被关了近半个月。 我想说，在中共统治下，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罪，反抗中共的表达更是罪上加罪、不可饶恕。我曾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当我没有觉醒的时候，我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可能还会为那种环境所鼓舞；但当我来到美国、见到自由之后，我才真正感到那种恐怖笼罩之下的压抑，也为那些深陷恐怖压迫却不自知的人而战栗。 在美国，我才可以举起反抗中共的牌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我也看到美国公民可以自由表达观点：她们可以批评总统，可以抗议政府，而不会因此失去自由。所以，我在美国举牌反抗中共，作为一个普通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人对举牌嗤之以鼻，说这很低级。我却恰恰认为，举牌是真正民主的基石，也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没有门槛的民主行为，是最重要的民主表达之一。 我是普通人，大多数人也都是普通人。我们想表达、想参与民主活动，却并不总知道该怎么做，如何正确地做，如何恰当地做。我不学中共，不是要去搞那套所谓的“革命”，那是共产主义最邪恶、最暴力的手段之一。 而举牌呢？不需要组织，不需要资源，不需要话语权，你只需要一块纸板、一支笔，以及表达的意愿。我们和平地举着它，和平地站在街头，让来来往往的人看到，甚至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表达。一个人站出来，举起一块牌子，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代表的是一种信号：我不同意。这四个字，对举牌的人，对看见牌子的人，都有巨大的意义。 有人说，你举牌是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比如身份、庇护，或者关注度？我不回避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人做出公开的政治表达，都一定与自身利益相关。如果一件事情与我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承担风险去做？即使你身在美国，举起反抗中共的牌子，也仍然需要承担风险。2019年，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生罗岱青因在境外发帖，回国时被捕。参与白纸运动的人士在出国后仍受到传唤，且在国内的资产也可能遭到冻结。 而我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那个环境带来的压迫和限制。仅仅是在微博发一段骂证监会的话，就会有警察来恐吓你；仅仅是因为你的言论没有与中共对股市的正面宣传保持一致，就可能有警察来找你。所以举牌，不仅与我过去的利益相关，更与我未来的利益相关。我当然要举。 有人说，举牌没有用。但这种说法，本质上是一种犬儒主义——它否定个体行动的意义，也否认改变的可能性。事实上，举牌不仅有用，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想象。在信息高度流通的世界里，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可以迅速传播到全球。我们在海外的表达，有机会被国内的人看到，也有机会被国际社会关注。 而举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有人在发声；让沉默的人看到——表达是可能的；也让世界了解——事实并不是中共叙述的那样。这些看似微小、甚至看似无用的行动，长期累积下来，将会爆发巨大的能量。 所以我会继续举牌。我的梦想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公开举起一面牌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需要担心被带走。那一天，如果真的到来，我就不会再恐惧回到中国。 那么，为什么要反抗中共，为什么要“消灭中共”呢？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反对中共，是因为这个政党建立在谎言之上，曾经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痛苦，而且至今仍在继续作恶。 那些谎言是如此荒诞而可怕。中共说，毛泽东是中国的救世主；可事实是，毛泽东掌权后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皇帝，造成了1959年的大饥荒，又残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此而死去的中国人达1500万至5500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中共说，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带来了中国的新生。但事实是，邓小平镇压了1989年的民主“六四”运动，断送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天安门广场的残酷镇压，造成大量死伤。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万人受伤；该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 而习近平时代的病毒谎言、清零政策，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残害了无数中国人.正因为如此，我看到了真实的中共——那个包裹在谎言外表之下、内里极其邪恶的中共。于是，我选择反抗，选择消灭中共。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也还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抱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个人站出来，也许不会立刻改变世界，但至少，我不会再选择沉默。 我举起这块牌子，不只是为了表达反对，也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情：中共的恐惧再强大，我也不会再屈服。 愿上帝保佑。 Why I Hold a Sig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ist the CCP Author: Bu Qingsong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作者：   飘飘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今天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共同见证第十三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颁发，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谨代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向本届所有获奖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向长期关心中国自由、人权与法治事业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设立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三年的历程。这个奖项不仅仅是一个荣誉，更是一种记忆，一种记录，也是一种见证。它见证了在过去这些年里，无数中国公民为了追求自由、尊严与法治所付出的勇气与代价。 今年的获奖者中，有许多名字，也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他们所代表的精神，却值得被历史铭记。朱承志先生长期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民主事业奔走呼吁，即使面对压力与打压，依然坚持发声，坚持记录真相；董广平先生曾因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被迫流离失所，他的经历让世界再次看到，一个人为了自由与尊严可以承受多大的代价；王一飞先生与常珈瑄先生，同样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良知，坚持表达，在沉默与恐惧之中守住了人的尊严。而本届团体奖授予四川泸州“中国民主胜利党”案的全体涉案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普通人，却因为表达政治理想、因为追求一个更加自由和公正的社会，而承受了沉重的打压和惩罚。他们的遭遇提醒我们：在今天的中国，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仍然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记住这些名字。历史往往不是由权力书写的，而是由那些在困难中依然坚持信念的人慢慢铺展开来的。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坚持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不再退缩时，历史的方向就会悄然改变。设立这个奖项，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些勇敢者不被遗忘，让世界听见他们的声音。因为每一个坚持良知的人，都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今天的颁奖，不只是对个人的表彰，更是对一种价值的肯定——那就是对自由、人权与法治的信念。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人——他们也许只是普通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源，甚至没有安全感。但他们依然选择说出真话，依然选择守住良知，依然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这些人，让黑暗不再那么漫长，让希望始终没有熄灭。今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过去，更是为了提醒未来——自由或许会被压制，正义或许会被延迟，但人类追求尊严与权利的脚步，从来不会停止。愿勇气被记住，愿良知被传承，愿自由的火种，在更多人的心中继续燃烧！ Acceptance Speech for the 13th Oscar Chinese Free Human Rights Awards Author: Piao Piao Editor: Feng Reng ...

——论中共少数民族政策的结构性本质 作者：周敏 编辑：黄吉洲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叙事中，少数民族始终享有特殊照顾：豁免计划生育、高考加分、文化保护条款。这套表达被精心维护，在国内制造汉族对少数民族的隐性怨怼，在国际上作为外交防护工事。然而，当我们穿透这层叙事，所见到的，是一场系统性的文化解除武装。 1、优待的舆论功能 中共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国内外同时运作着双重舆论效果。 对内，它向汉族传达一个清晰的道德信号：少数民族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照顾，任何抵抗都是不知感恩。这使得汉族民众在面对新疆、西藏问题时，先天具有一种防御性的道德优越感，将抗议者视作分裂势力，而非受压迫的群体。 对外，这套舆论构成了应对国际人权批评的标准话术：我们给了他们生育豁免、给了他们加分、给了他们节日假期，何来压迫？这种反驳将人权问题化约为福利统计，以量化的优惠转移对本质性自由的追问。 对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则以上升通道换取沉默与代言：他们可以成为全国人大的代表，可以出现在官方宣传的画面里，条件是扮演体制所需要的民族团结符号，而非本族利益的真实发声者。 2、阉割发生在哪些层面 阉割，是比消灭更精密的统治技术。肉体的消灭会制造殉道者与历史记忆；文化的系统性解除，若能成功，连抵抗的语言都将消失。中共少数民族政策，正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的。系统性剥夺表现在五个层面。 关于语言：削减母语教育。2020年内蒙古强制以普通话代替蒙古语授课，引发大规模抗议。藏语学校持续萎缩。语言的消亡即意味着一个族群无法再用自己的思维结构去理解和传承世界。 关于宗教：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被纳入中国化改造工程。清真寺被拆除圆顶与月牙，神职人员须宣誓效忠党。宗教是少数民族自我认同与道德秩序的核心，去除宗教即切断族群的精神主权。 关于历史记忆：将少数民族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自古以来融入中华大家庭的注脚，而非拥有独立轨迹的历史主题。 关于生育：纸面上豁免计划生育，实际上对维吾尔族女性强制安装宫内节育器、实施绝育手术。2015至2018年间，维吾尔族聚居县份出生率断崖式下降，部分地区降幅超过80%。这是对优待神话直接的证伪。 关于政治代表：有少数民族面孔的官员存在，但他们代表的是党的意志，而非本族群的利益诉求。代表权在形式上保留，在实质上被架空。 给你面包，让你没力气造反；拿走你的语言，让你没有工具思考；保留你的节日服装，让外人看见“多元文化”。这是宽容吗？这是隐蔽的征服。 3、这套模式的历史性谱系 以优惠换认同、以收编代替征服，不是中共的原创。这是帝国们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经典绝活，在历史上有着清晰谱系。 罗马公民权：扩大公民权以整合精英，以法律身份的赋予稀释地方认同，使边疆族群内化帝国的价值体系。 清朝盟旗制：保留蒙藏贵族的形式权威和宗教特权，把它纳入帝国等级体制，用有限的自制换取对中央权威的效忠。 苏联民族区划：创造民族形式的自治单位，填充社会主义的政治内容——列宁称之为“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中共的版本是这一传统当代升级版。数字监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细管控，大数据治理使异见的识别与压制可以在公开镇压之前完成，“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则将再教育（洗脑）工程规模化、系统化。 4、统战逻辑之本质 理解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统战是比种族歧视或文化多元主义都更准确的分析框架。统战的核心是：对稳定有利者给予可控的利益；对稳定构成威胁者，施以不对称的软暴力。 因此，优惠不是权利保障，而是维稳成本的精算结果。当生育豁免有助于边疆稳定时，它存在；当某个族群的人口增长被评估为威胁时，绝育政策随之而来。政策的弹性，本身就揭示了其工具性的本质——它服从于统治的需要，而非任何内在的平等原则。 中共给少数民族的，从来不是权利，而是赎买——赎买顺从，赎买沉默，赎买对主权的放弃。 拨开以上种种幻象的迷雾，当我们再问“中共是否优待少数民族”，我们就知道，这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福利政策的账面上，是的，曾经存在，且正在被侵蚀。在政治权利与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上，从未有过。 优待的幻象，是帝国统治精妙的修辞成就：让被统治者感激，让旁观者困惑，让批评者一上来就会陷入对是否真的有优待的无谓争辩，而无暇追问更根本的问题——一个民族，是否有权做自己？ 文化灭绝与肉体灭绝的区别，不在于后果的轻重，而在于可见性。前者更难被看见，因此也更难被追责。正因如此，探讨这套系统的结构性逻辑，对笔者与读者都意义重大。 The Illusion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the Structural Essence of the CCP’s Ethnic Minority Policies Author: Zhou Min ...

采访：林小龙 资料整理：赵杰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翻译：戈冰 在当今中国政治言论空间持续收紧、公共表达不断被压缩的现实中，公开讨论制度问题本身已成为一种风险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表达独立政治观点的人，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郭泉，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社会学硕士、哲学博士，正是这样一位在高压之下持续发声的学者型异议人士。 与许多仅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的知识分子不同，郭泉将其政治理念直接付诸实践。他并不满足于抽象地讨论“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以极为明确甚至具有挑战性的方式提出：真正的制度核心不在于修辞，而在于“多党竞选”。在他看来，所有可以被专制体制反复包装和利用的政治话语——无论是“民主”“法治”还是“宪政”——如果缺乏真实的权力竞争机制，都不过是对权力的再装饰。 2007年，郭泉在互联网发起组建“中国新民党”，公开主张以多党竞选取代一党专政。这一举动迅即触碰政治禁区，使其成为当局重点打压对象。2008年，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年；出狱后短短一年多时间，再次因言论问题被捕并被判刑四年，直至2024年才得以再次走出监狱。前后超过十年的牢狱生涯，并未使其沉默，反而使其立场更加激进、表达更加直接。 郭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是制度批评者，更是制度替代方案的明确倡导者。他将复杂的政治问题压缩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没有多党竞选，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一切不建立在权力竞争基础上的制度，最终都将滑向专制。这种高度简化但极具指向性的表达，使其观点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都引发强烈反响。 在一个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中，郭泉的持续表达本身，已构成一种对现实秩序的挑战。他的经历，也折射出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在表达与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在沉默与发声之间作出选择。 本次采访中，郭泉不仅回顾了自身从学术研究走向政治表达的思想路径，也进一步阐述了其对专制体制、外部干预以及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判断。他的观点或许激烈，甚至具有争议，但在日益收缩的公共空间中，这样的声音本身，已成为值得记录的一部分。 林小龙: 郭先生您好，鉴于目前国内的严峻政治言论环境，关于本次采访您的问题，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你换个题目就是了。 首先我想您这边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和家庭背景,对您的成年后的价值观会产生过什么影响,以至于后来您在那样一个政治高压的社会敢于公开的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郭泉先生: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87年上大学,所以经历过八九六四运动,但是我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天安门,我们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地方,也就是参加过那次的运动。那么之后呢,也是经历过，接受过一些民主思想的熏陶,后来90年大学毕业后带着这些民主思想后就走向工作岗位,它就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先是在企业政府里面工作,那么就发现很多社会问题,如果不用民主的方式进行解决,那就解决不了,虽然专制制度它很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在民主决策上面是有很大很大问题的。所以我93年就考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的硕士,在这个社会学硕士的学习过程中,我更加发现民主制度会给社会带来一种运作方式,但是专制不行。所以说硕士毕业之后,然后读博士,这个时候是在法院工作,在南京市法院工作。那么在法院的审判工作当中,也发现很多很多的,其实社会问题是专制体制造成的。所以后来我就又去读了哲学博士,在读哲学博士基本上形成的观念 就是,政治它跟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不用哲学来思考政治,那么政治就会走向极端。 所以说在96年到99年读哲学博士,这三年就形成了民主观,也就是普世价值。那么这个普世价值呢,现在整个社会也在讲普世价值,但是比如说自由,民主,我认为自由民主这四个字,专制者它也会拿来忽悠人,它也会用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甚至还有我们社会主义也是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行,所以我把这个自由民主换成四个字,多党竞选,我认为只有多党竞选,才能制衡专制。 林小龙: 是的，几乎所有的反美的国家它都是专制的制度,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不愿意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所以这个是专制制度的死穴。我在我写的文章里面讲过这个问题，后来1999年博士毕业,我到南师大做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的课题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这个更加让我觉得,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制度。所以后来做了博士后论文结束之后,留在南师大做副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就逐渐地给同学们探讨民主制度,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逐渐到了2007年,就自己在网上发起了中国新民党。那么到2008年,就抓起来,被判刑,判了10年,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从发展到被捕,然后在监狱里10年,出来2018年,出来我的观点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就是说多党竞选,哪怕有一万个,这不好,比如说效率的一种损耗,那不好啊，比如：是决策的缓慢,或者其他对于专制制度的劣势，但是多党竞争的制度都要比专制要好。这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就是民主制、多党竞选的民主制,一定比专制要好。所以你专制制度怎么伪装自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等等,那肯定是不如多党竞选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到现在2020年,就出狱一年两个月,又被捕了,又说我是在煽动宣传颠覆国家政权罪,又判了4年,到2024年出来。出来之后,我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在写文章,包括现在,我认为关注国际政治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将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借鉴和促进作用的。所以我现在我的文章已经不大关注中国内部的事务,因为我觉得中国内部事务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什么食品问题啦、环境问题啦、这个维权问题啦,这些我认为这些东西如果用多党竞选,一切迎刃而解。 林小龙: 您的这个多党竞选理论是与宪政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郭泉先生: 就现在,我们中国现在也讲我们国家也是宪政民主,但其实它不是多党竞争的。就是说,如果不是多党竞争,那你是什么宪政都没有用的。因为这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专制国家它也这样讲了。历史上秦始皇统治的时期,它也有秦朝的法律,它也可以说它是法治国家,皇权专制。所以,用多党竞争这四个字来替代一切,就是掩盖真相的那些名词,什么人权啊、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宪政啊,那些东西我认为全部都会被专制者利用。即使是希特勒活到现在,或者是慈禧太后活到现在,她也是。 林小龙: 对,要落在实处,落在实处就是四个字：多党竞选。 关于竞选,您认为,如果实现这个多党竞选,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去变动或者推动,然后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呢？ 郭泉先生: 过程呢,我现在我的感觉呢就是如果没有美国打击委内瑞拉,没有美国打击伊朗,这种方式是实现不了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去把马杜罗抓到美国,那么委内瑞拉永远都是这种专制国家。那么,如果没有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行动,伊朗永远不可能走向民主。那么,同样是中国,也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专制制度自己内部矛盾、内部斗争,会出现像蒋经国或者戈尔巴乔夫这种敢于推翻的专制制度的人，那种方式就是自动的通过党内内部的斗争走向民主,我认为不可能,所以必须借助外力，一定要来自外力的干预。 林小龙：但是我的了解的就是共产党,它是一个集体,它现在是一个集体在执行这个专 政,并不是一个人。如果就是把这个人,就是把一个总统,或者把习近平这个抓了以后,但依然不会影响这种专制体制,不会走到您说的那个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 我今天写的文章就谈到这个事情,就是说让一个领导人先走,根本不能动摇它整个管理体制的那种运行方式,就是说如果是川普总统这次把哈梅内伊杀死了,但是没有把革命卫队所有的管理层消灭的话,那没有用的,他换成他儿子就行了,他儿子还有什么弟弟啊,哥哥啊,甚至还有孙子啊。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让领导人先走,而是要让领导层全走,让整个管理体制全部消灭,才能够让老百姓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政府。但是呢,在委内瑞拉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选择了一个方法,就是先用了你原来的人,但是你原来那些人如果不是按照美国那种操作方式操作的话,美国照样把你清除掉。所以川普总统现在就是用委内瑞拉原来政府里面的一些人进行临时的操作,目的是为了过渡到最后多党竞选,这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他的现在临时政府是为了多党竞选做准备。 林小龙: 也就是说你认为：未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多党竞选这条路，就必须依赖外部的力量干预。 郭泉: 对,就是只有外力,只有外力,否则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千万党员,你去掉哪一个,那么 还有其他人,就会继续上台专政。 林小龙: 那您认为普通的老百姓如何参与这样的一个进程,如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在推动中国民主这个事情上去呢? 郭泉先生: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一样嘛,接受你们的采访嘛,和你们在海外的朋友们做朋友嘛,然后写文章,多介绍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让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制度,能让中国人知道。然后也要让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做的事情,让海外的人知道。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新的政府要使用人的话,它当然要使用符合新的运行体制的人,不能使用原来的人的。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将来肯定是新社会要使用的人。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人,如果你愿意成为新社会使用的力量,那么现在就要露出你的光芒，要准备好。 林小龙: 您認為這個進程會很快吗? 郭泉先生: 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快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越来越下滑,老百姓的生活很显然没有前几年好了。中国跟克林顿当时搞这个经济捆绑，那个时候经济非常好,现在基本上脱钩,断 链差不多了。经济非常不好,这就是一种内在的因素,就是说老百姓希望生活。然后,另外中国有一种这个扩张的这种意图,这种意图跟美国是冲突的,所以说必然未来中美冲突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会发生。 从经济战发生到外交战,最后还是能发生成热战的。只要一旦热战爆发,那么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看中国攻台,中国打台湾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人开玩笑,我想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么中国就会永远这样,因为国际社会没有办法改变中国。那么,但是中国如果攻打台湾,那么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破局。比如说其他国家就会美日澳就会联合起来帮助台湾。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中国永远跟国际社会不会战斗,那不会战斗,那它永远能执政。所以说如果中国不发声攻台,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没有办法。中国老百姓可以讲,14亿人,14亿没有枪的人根本打不过10万有枪的。 林小龙: 对1989年,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郭泉先生：对呀,所以那个伊朗9000万人根本打不过10万革命卫队,根本打不过。所 说,美国必须帮伊朗人民。如果美国不帮伊朗人民,伊朗永远永远被这个伊朗邪恶政权统治。 林小龙: 在您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关点后，您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什么样具体事件？因为您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压力嘛,包括被逮捕，判刑过程中。 郭泉先生: 我最深刻的,就是总是社会上有很多人理解我。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开心,也是最让人鼓舞的地方。如果我做这个事,很多人不能理解,社会上人不能理解,那么我就觉得我做错了。如果是一部分人不理解,但是另外一部分人理解,多党竞选就是有人赞同你,有人支持你,要有人反对你,对吧，有人反对你,有人支持你,那我现在,我总是能发现有人支持我,这就够了。包括很多朋友,在我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看我文章,看我一篇文章,打賞一元钱。錢雖然不多,但是就這樣子,也能夠讓我生存了,所以非常開心。 林小龙: 这个也是您持续这样做自己的一个观点,去形成一个动力。对,只要有人支持你,这就是动力,...

让“执法的温度”照进北海的高墙 ——致司法部贺荣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贺荣部长： 我是金明日牧师的妻子刘春丽。 几天前，我在新闻中关注到您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的讲话。您提到，要“用执法的力度体现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用执法的温度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谐”。作为一名正处于法律风暴中心的公民家属，这番话令我倍感振奋，也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 今天我提笔致信给您，是想向您反映我丈夫金明日及其同工案件中，正面临着一种缺乏“温度”、甚至令法律职业共同体感到寒冷的现状。 一、 您说“律师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正面临压力 您曾多次强调，律师是“全面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一支高素质专业力量”。然而，在目前我丈夫所涉及的“非法使用信息网络”案件中，为我们提供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们，正身处前所未有的困境。 近期，多名代理律师反馈，他们因履行正常的辩护职责，不仅被频繁“约谈”和“警告”，甚至有人被吊销执业证。还有一些律师的家人被约谈，被恐吓。被要求从给锡安教会做辩护律师的事件中抽身。如果如您所言，“依法维护律师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那么当辩护律师的声音被行政手段压制时，我丈夫作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二、 请让“执法的温度”落到实处 我丈夫金明日是一名牧师，他所从事的工作始终是为了引导信众向上向善。即便目前由于法律适用（如《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存在争议而进入司法程序，我们也渴望能在一个阳光、公正的法律框架下解决分歧。有刑辩律师为他们辩护，可以走正常的司法程序。 您主张要“构建良性互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在本案中，律师们面临的压力却在破坏这种互动： • 辩护的缺失： 如果最优秀的律师因为恐惧而退缩，法治的“刚性”将变成冰冷的行政碾压，而非公正的裁决。 • 保障司法程序合法： 我得到的消息是，锡安教案在公安侦查阶段在已经延期两次，在4月18日还未到来之际，又一次被告知延期。遗憾的是，竟然没有延长至什么时候的具体日期！ 三、 我们的微小期许 部长先生，您曾提到要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义不应只存在于宏大的叙事中，它应当体现在北海看守所每一次律师会见的顺畅中，体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地位的平等中，体现在保证律师不被威胁。司法程序正常合理运行中！ 作为家属，我诚恳请求司法部： 1. 切实保障金明日案件代理律师的执业权利。 请停止对这些履行职责的律师进行不必要的约谈与行政干预，撤回不合理的处罚。 2. 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 让法律的争点在法庭上解决，而不是在法庭之外通过限制辩护权来提前“定案”。 3. 彰显“执法的温度”。 考虑到我丈夫的身体状况（糖尿病）以及案件的特殊性，恳请司法机关在程序中给予基本的人道关怀。 结语 您说要“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我想，如果这种正义能包含对一名牧师辩护律师的宽容与尊重，能包含对法治程序的坚守，那么这种“温度”将不仅温暖我们一家人，更将温暖整个中国律师群体，温暖所有对法治抱有信仰的心灵。 愿您的法治愿景，能从每一份不被干预的辩护词，司法程序公正，敞开开始落实。 谨此。 刘春丽（金明日妻子） 2026年3月18日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An Open...

作者：余杰 編輯：胡丽莉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丁家喜：人權律師，「新公民運動」主要活動家之一。二零一三年，被捕並於次年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三年六個月。二零一九年，再度被捕，一直關押到二零二三年四月十日，才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丁家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生於湖北宜昌宜都縣香客巖村。那裡是鄂西貧窮的山區，他小時候村民還在用三國時期發明的水翻車澆地，玉米、小麥都是用石磨等原始工具處理。 丁家喜的人生堪稱一部波瀾起伏的「四重奏」，是文革之後四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劇變過程的縮影，也是當代中國知識人追求真理和正義的奮鬥之路的縮影。他放棄了人人爭先恐後、而自己已然走得風生水起的名利之路，轉而走上一條少有人走的、艱難崎嶇的、甚至需要犧牲最寶貴自由的道路。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一樂章，是科學救國之路。這是文革後一九八零年代進入大學的那一代青年普遍的人生理想。文革期間殘酷的政治鬥爭，大部分倒霉的知識分子都是文科出身，這讓中國人對學文史哲及法律、政治等望而生畏。文革後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又以科技開路。所以，那一代人對理工科，尤其是尖端科技趨之若鶩。丁家喜曾說：「我總是希望學那些難、但又非常實用的東西。我不想學那種難、但是不實用，或者實用卻不難的東西。而航空發動機是中國到現在也沒能解決的一個技術難題。」一九八六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大學期間得過三次一等獎學金，很多課程都是滿分。 大學畢業後，丁家喜被分配到中國航發沈陽發動機研究所（六零六所）。兩年後，被保送回北航讀研究生。讀到一半，轉到飛機設計系。他的興趣本來是做研究，但他發現，體制內大部分研究人員的心思並不在研究上，而是賺錢、往上爬；而且，以當時的研究環境，中國在飛機設計和發動機領域很難取得重大突破。他厭倦了天天和數據、設備打交道，有了轉型的想法，在業餘時間考取了律師資格。研究生畢業後，他在北京的中國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就辭職「下海」了。 丁家喜是「六四」一代，在大學校園裡經歷了天安門民主運動。他完全認同學運中「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等訴求，「說遊行去，我們就跟著去；別人喊口號，我們也跟著喊；天安門廣場上靜坐，我們也去靜坐」。他在天安門廣場最長的一次待了整整三天三夜。運動後期，因為父親意外身亡，他趕回老家奔喪，與後期的學運擦肩而過。之後，他的「六四」情結蟄伏多年，直到二零一一年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接觸到大量關於「六四」及之後中國反對運動的資訊，這才重新喚醒青春時代的記憶，此後每年「六四」紀念日都穿黑衣並絕食紀念——即便在獄中也堅持絕食。但他坦承：「我並不認為我的生命的選擇與天安門學生運動有直接的聯繫。那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二樂章，是做民商律師。一九九六年六月，他從研究所辭職，轉入律師這個嶄新的職場。初期，他參與做過刑事案件，卻發現法官通常很強勢，律師難有作為，逐漸放棄刑辯這一塊。他有技術背景，做民商有優勢，漸漸形成了公司併購重組、投資、破產法律事務、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專長。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創建了德鴻律師事務所。第一年，事務所的收入是兩百萬；到二零一二年年底，已增長到兩千五百萬。二零一一年，他被評選為北京市十佳知識產權律師。他還擔任一系列有頭有臉的社會職務：北京律師協會企業重組專業委員會委員、北航創業家協會秘書長、中關村國際孵化軟件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等。 丁家喜卻不以此為滿足。跟他打交道的大都是公司董事長、老總，與這個階層的接觸，使他有了更寬的視野來看待社會。但他仍會遇到各種不公平的案例，由此思考案例背後的共性是什麼，以及是否存在改變這種現實的可能。他最初的一個選擇是加入所謂「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民主同盟」，並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間任民盟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他期望通過民盟的渠道，將自己對社會和法治問題的看法提交到政協或人大，以溫和、漸進、改良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 丁家喜加入民盟後，曾在一年間提出八個提案。例如，毒奶粉事件發生後，他提出關於加強奶粉質量監管的提案。然而，即便此類並不危及中共統治的提案，往往也如石沉大海。二零零三年，孫志剛事件發生後，在民盟中央法制委員會的許志永因提出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提案，被逐出民盟。當時丁、許並無深交，但此事讓他意識到民盟並不是一個正常的「政黨」，其運作高度僵化。後來，他就不再參加民盟的活動了。 商業上的成功，並不能彌補丁家喜在社會和政治參與上的挫折。他發現，在中國，所有的規則往源頭追，到最後往往指向同一個制度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許多規則上的困境也難以真正化解。此時此刻，丁家喜對民商律師的工作逐漸失去興趣，希望改變大學畢業以來二十年的選擇。他聯繫了一個到美國紐約福德翰姆大學做訪問學者的項目，在美國大半年的時間，像海綿一樣沉浸在自由世界的信息環境中。此前，他雖是八九一代，但對之後中國民間反對運動所知甚少。這時，他才發現中國國內一直存在著綿延不斷的民間行動。 在此期間，丁家喜完成了數萬字的《歷史的比較》等文稿。他通過比較近代以來中美不同的發展路徑，逐漸形成了對制度與社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三樂章，是在未徹底放棄民商律師身份的同時，以「業餘」身份從事人權相關活動與公民行動。二零一一年十月，他從美國回到中國，與許志永再次會面並展開合作。 隨著參與程度加深，他開始面臨警方的頻繁關注與壓力。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丁家喜和許志永等人發表公開信，呼籲推動官員財產公示。隨後，他參與組織多地相關公民行動。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三日，他在家中被警方帶走。十七日，被以「非法集會」罪名刑事拘留。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北京海淀區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丁家喜在法庭上作了名為《我要做一隻蝴蝶》的最後陳述：「因要求全國人大對財產公示立法，我卻成了欽定的罪犯……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動翅膀，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丁家喜、李蔚案進行二審，以書面而非開庭審理，宣布維持原判。 Ding Jiaxi: I'm going to make a butterfly that flashes its wings constantly, and it's going to cause a hurricane of social change By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