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行动

——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关于校园死亡、未成年人生命与被封存的真相 采访 / 整理：胡景 编辑：李聪玲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如期举行。 这一次，行动的焦点并非某一具体个案，而是一个反复出现、却始终无法被完整回答的问题——中国校园与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何信息总是迅速被封锁？同时公权力机关对家属进行全力打压？ 由于事发地在中国大陆，我们无法去现场采访受害者家属或相关学校人员。本次采访对象，均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海外民运与异见人士。他们虽不掌握现场证据，却坚持发声，持续追问那些被制度性掩盖的疑点。 “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处理模式。”中国民主党党员黄娟指出，校园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案件，在处理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结构性特征。她表示，从公开案例与长期观察来看，多个事件中都出现了相似情形：结论被迅速定性为“自杀”或“意外”，关键证据无法核查，监控缺失，尸检、调查过程不透明，而家属及群众的合理质疑，却往往被迅速地纳入“维稳”框架。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案背后都有阴谋，但它清楚地说明，真相发现机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在黄娟看来，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发生意外”，而在于事后是否允许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证据是否可复核、结论是否可以被质疑。而在这些案件中，处理目标往往着眼于“降温”和“风险控制”，而非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 “为什么信息被封锁，而且几乎成了常态？”针对信息封锁与对家属的打压，黄娟直言，这并非个别失误，而是一种制度性结果。 未成年人死亡问题高度敏感，不只是因为未成年人处于生命最健康的时期，更因为未成年人是一个家庭的未来，一个家庭的希望。一旦信息公开，极可能引发舆情扩散乃至公众问责。在权力与程序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证据掌握在校方或官方手中，家属却缺乏最基本的调查渠道。当“控制后果”被置于“查明真相”之前，封锁与压制便成了惯性选择。也正因如此，这类事件不断引发公众对“活摘器官”的持续质疑。 “当遗体处理高度封闭、证据无法核查时，客观上已经无法排除最严重的可能性。”“体制拒绝透明，不但无法自证清白，反而不断强化了最严重的指控。” “如果我们不说话，这个社会就只剩下恐惧。”站在领事馆前的中国民主党党员朱晓娜，从个人经历与一个母亲的视角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她说，自己之所以参加这次茉莉花行动，是因为“真的忍不住了”。“一次、两次、三次……太多生命就这样被‘处理掉’，连一个说清楚的机会都没有。”在她看来，校园本应是最安全的地方，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当孩子在校园里出事，却一次次在沉默中“结案”，当真相被迅速封存、讨论被迅速压制，那种冷漠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摧毁。她坦言，站出来并非因为不害怕。但更让人害怕的，是未来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时，明明知道不对，却选择了躲开、装作没看见，那是对一个人良心的摧残。但她拒绝被贴上“激进”的标签，因为“真正激进的，是一个连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制度。如果在中国，说一句真话是安全的，那么谁还会站在这里？又有谁愿意跨越千山万水，选择背井离乡？” “我曾经也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中国民主党党员刘芳的发言，则从“无知”开始。她说，在自己还生活在中国时，自己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几乎完全不知道活摘器官的问题。新闻中只会强调“成功移植”、“医学进步”，却从不解释：器官是谁的？它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得这么快？ 真正的冲击，发生在她来到美国之后。通过接触法轮功组织、查阅大量公开资料、调查报告、证词与医学数据，她一点一点接近了那个从未被允许知道的现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发现，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某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发生在我熟悉的城市、医院，发生在我曾经生活的制度里。”她曾经以为，受害者只是被标签化的“少数人”。但后来意识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中国大陆就是现实版的《一九八四》，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潜在受害者，成为待宰羔羊。 她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无法被回避的问题：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都可以布满十几个监控，那么——为什么一个孩子在校园里死亡，真相却可以消失？为什么遗体可以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被转移？监控去了哪里？记录去了哪里？责任又去了哪里？ 刘芳还从医学常识的角度指出：器官离体后的存活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而血液配型、交叉配型、运输与手术准备，并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奇迹”。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安排的这么“井井有条”的？是谁把这样的链条安排的如此“天衣无缝”？所以“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面对“海外民运没有一手证据却不断发声”的质疑，黄娟的回答直指要害：在一个证据被系统性控制的环境中，要求“先有铁证再发声”，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海外民运的意义，不在于替代司法定罪，而在于持续记录被压制的疑点，一起发声要求独立调查，防止沉默成为常态，从而尽最大的可能还原真相。“如果今天不追问，真相就会被永久掩埋，责任也会被消失，而风险则会被不断地复制。” 领事馆前的这场抗议并非为了制造对立，更不意味着对抗，而是一种坚持——在一个连追问都是有罪的社会环境之外，为那些再也无法开口的孩子发声，替那些被迫沉默的家属发声，向世界提出两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中共何时会公开相关真相？ Questioning in Front of the Consulate — The 773rd Jasmine Action: Regarding Campus Deaths, the Lives of Minors, and the...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集会现场（蒋树清摄影） 2026年1月17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公开抗议集会，声援伊朗人民持续进行的反政府抗争，并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在伊朗镇压民众过程中所扮演的“专制技术后台”角色。 此次集会以“声援伊朗人民自由抗争，声讨邪恶后台独裁中共”为主题。参与者在旧金山中共匪领馆门外集结，手举中英文标语，高呼“Free Iran”“Azadi! Azadi! Azadi!”以及“Take Down CCP”“Take Down Khamenei”等口号，明确将伊朗神权体制的血腥镇压，与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专制治理模式联系起来。 伊朗抗议浪潮：长期压迫下的再次爆发 自2025年末以来，伊朗多地再度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表面诱因各异，但根本原因高度一致：长期的政治高压、经济濒临崩溃、青年失业率高企、女性与少数族群遭受系统性歧视，以及对言论、信仰和人身自由的全面剥夺。 伊朗当局延续其数十年来的治理模式，以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和准军事力量直接介入镇压，动用实弹、夜间抓捕、酷刑审讯、快速审判乃至死刑威胁来压制社会反抗。同时，多次实施全国性断网与通讯封锁，试图切断信息传播链条，掩盖镇压规模与真实伤亡情况。 多家国际人权组织指出，伊朗的镇压并非临时应对，而是高度制度化的国家暴力，其核心目的不是“恢复秩序”，而是通过制造恐惧维持政权生存。这种逻辑，正是当代威权专制体制的共同特征。 中共的“不可见之手”：威权合作的现实样本 多位发言者在现场强调，伊朗政权的残酷统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一个跨国威权合作网络之中。在这一网络里，中共正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近年来，中共不仅向外输出资本与基础设施，更系统性地输出一整套“高科技镇压方案”包括监控体系、网络审查、信息封锁、数据追踪与社会控制模型。这些技术与经验，已在伊朗得到现实应用，使镇压更精准、更高效，也更难被外界察觉。 缪青：专制正在合流，自由必须结盟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缪青先生在集会上发表发言指出，声援伊朗人民并非地缘政治立场选择，而是基本价值判断。 他强调，伊朗的高压统治不是孤立的国内问题，而是全球专制合流的一个前线案例。“在伊朗神权政权背后，已经清楚地出现了一个邪恶后台：中国共产党政权。”缪青指出，中共不仅在国内系统性镇压人民，也正在将监控、维稳与恐惧治理的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 缪青表示，作为亲身经历中共极权、并因此被迫流亡的人，中国民主人士有责任对国际社会讲清楚一个事实：今天如果对伊朗人民的血腥镇压保持沉默，明天就无法阻止专制政权之间继续相互扶持、相互复制。 “专制政权彼此声援，自由的人就更必须彼此站在一起。”他说，“沉默不是中立，沉默是在为邪恶让路。”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缪青（蒋树清摄影） 陈森锋：镇压技术输出必须被清算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先生在发言中，系统梳理了中共介入伊朗镇压的多项公开事实。 他指出，多方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与情报来源已经披露：中国制造的监控与人脸识别设备，被广泛部署于伊朗街头，用于识别、追踪和抓捕抗议者；中资安防企业被指直接向伊朗军警及革命卫队提供监控系统；疑似中国来源的军用或军民两用物资，在运往伊朗途中被美方拦截；伊朗在全国断网、干扰卫星通讯期间，使用的复杂电子战与信号干扰技术，被专家怀疑来自中俄支持；中共官方在外交与舆论层面，持续为伊朗镇压行为辩护或保持纵容立场。 他强调，任何向独裁政权提供武器、监控技术与镇压工具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反人类罪行，必须被追责清算。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缪青摄影） 何聪：让真相突破断网与封锁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先生在发言中，呼吁公众利用自媒体与社交平台传播伊朗正在发生的暴行。他指出，伊朗当局切断网络，正是为了阻止世界看到真相。 “我们每一个看到伊朗屠杀人民消息的人，都应该转发出去。”何聪说，“只要坚持，量变一定会产生质变。压死骆驼的稻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丢上去的那一根。”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缪青摄影） 卫仁喜：这不是骚乱，而是国家暴力 中国民主党党员卫仁喜先生指出，今天伊朗发生的不是“骚乱”，而是国家对人民的系统性暴力。断网、夜间抓人、当街开枪、快速审判与重刑威慑，清楚表明政权已丧失通过合法性治理社会的能力。 他强调，伊朗并不孤立，而是处于一个以镇压人民为共同特征的“威权轴心”之中，而中共在外交、经济与技术层面的长期支持，客观上增强了伊朗政权的镇压能力。 中国民主党党员卫仁喜（缪青摄影） 孙诚：伊朗神权政权是成熟的反人类体系 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诚先生在发言中，从历史纵深系统揭露了伊朗神权政权的反人类本质。他指出，自1979年夺权以来，该政权通过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系统性谋杀异议知识分子、残酷镇压女性与宗教少数群体，建立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暴力统治体系。 孙诚回顾，1988年伊朗当局曾一次性处决约三万名政治犯；在此后数十年中，多次民主抗议浪潮均遭血腥镇压。近年来，伊朗更与中共、普京集团深度捆绑，构成新的威权轴心，在中东、欧洲与亚洲多地制造战争、恐怖与人权灾难。 他强调，伊朗对基督徒、巴哈伊教徒、逊尼派穆斯林以及性少数群体的迫害，已经构成持续性的反人类罪行，而这种政权之所以得以存续，正是因为获得了威权盟友的现实支持。 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诚先生（缪青摄影） 结语：自由的敌人正在结盟，自由的人必须如此 集会最后，与会者再次高呼“Azadi! Azadi! Azadi!”这一伊朗民主运动的象征性口号。主办方表示，此次行动不仅是对伊朗人民的声援，更是对全球威权合流趋势的公开警告。 当独裁者跨越国界、共享镇压经验时，自由世界若继续沉默与妥协，代价将由无数普通人承担。 枪口或许可以暂时压制愤怒，但永远无法消灭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任何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秩序，终将崩塌。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方政，缪青，崔允星，孙诚，庄帆，李树青，陈森峰，高应芬，卫仁喜，卢占强，蒋书清，国盼，陈光升，何聪，马力, 唐奇, 吴志创, 刘玉（排名不分先后） Standing with the Iranian...

作者：蔡晓丽 编辑：Gloria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2026年1月18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河南省工委发起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来自中国民主党及多个公民团体的成员、家长与人权活动人士集结于此，以“守护孩子生命 · 追问校园真相”为主题，抗议中共长期存在、且愈发指向未成年人群体的系统性活体摘取器官反人类罪行。 此次行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河南工委、青年部、影视部、西科维纳支部、山东工委联合举行，聚焦近一年内中国多起校园及青少年离奇死亡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是： 死亡原因草率定性、抢救过程不透明、遗体被迅速转移、家属维权遭打压、关键信息被封锁。 多起案件，指向同一结构性黑洞  2025年11月，云南昆明：两名青年被同时宣布“脑死亡”，却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约30台器官移植手术，速度与规模严重违背医学常识。   2025年12月，安徽亳州蒙城：一名学生课间摔倒休克，校方长达16分钟未实施有效急救，最终脑死亡，责任无人追究。  2026年1月，河南驻马店新蔡县：13岁男童校内离奇死亡，遗体被私自转移，家属维权遭打压，孩子姑父至今下落不明。 当校园与医院不再安全，当“脑死亡”成为快捷结论，当器官去向无法被独立核查，公众无法不再次追问——这些孩子，究竟死于意外，还是死于制度？ 现场发言记录： 图为林养正（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林养正从教育体制切入，指出中共校园早已异化为压迫、服从与筛选的系统，并明确将校园死亡与活摘器官问题联系起来。他提出面向家长的“三个拒绝”：拒绝体制教育、拒绝抽血体检、拒绝官方叙事，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保护孩子。“这比奥斯维辛更邪恶，却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 图为刘芳（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刘芳讲述了自己从“完全不知情”到直面真相的过程。她指出，在一个能精准监控公民行踪的国家里，孩子却可以在校园中“无记录地死亡”。“这不是科学奇迹，是制度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监控一切，却‘无力’保护孩子，那问题出在体制本身。” 图为康余（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康余系统性指出，中国存在制度化强制器官移植的问题，且证据正越来越多地指向未成年人。“器官不是商品，生命不是资源。儿童不是实验对象，更不是器官储备库。没有问责，就不会停止。”他呼吁对中国器官移植体系展开独立国际调查。 图为张宇（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母亲） 张宇表示，自己来到美国并不被家人理解，但正是因为见过太多医疗体系中的异常，才无法保持沉默。她提到五个月大的婴儿“洛熙”在无明确手术指征的情况下被实施心脏手术，最终死亡，尸检显示体内伤口未缝合。“洛熙在人世间的时间，甚至没有在妈妈肚子里的时间长。再看看这些正值花季却成为别人器官库的孩子，我作为一个母亲，感到万分痛心。我站在这里，是为国内所有孩子发声。” 图为黄娟（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黄娟指出，在全国布满摄像头、对人民高度监控的国家里，学生死亡事件中监控却频频“损坏”或“消失”。她强调，所谓“免费抽血体检”并非福利，而是器官筛选。“我们不能成为下一个失踪的人。我坚决反对活摘器官，反对迫害青少年儿童，习近平独裁下台。” 图为卓皓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卓皓然强调，中共非法器官移植产业已将黑手伸向未成年人。“器官捐献必须自愿、透明、有人权保障。任何强迫、诱导、买卖，都是犯罪！” 图为朱晓娜（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发起人主持人之一，母亲） 朱晓娜以母亲身份发言，系统回顾三起案件，直指“脑死亡”被滥用、遗体被迅速转运的危险模式。 “当校园不再安全，当医院不再值得信任，这个社会，还有哪里是孩子可以立身的地方？” 她明确提出四项诉求：独立调查、信息公开、保障家属权利、立即停止并追责活摘器官罪行。 图为胡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 胡景回顾江西胡鑫宇案、武汉学生失踪案，以及早年在香港看到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揭露资料。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正因为身处自由世界，我们才更有责任站出来揭示真相。” 同日联动：旧金山湾区同步行动 除洛杉矶主场行动外，美国旧金山湾区当日亦举行了主题一致的抗议活动。 本次旧金山湾区行动由李海风、张勇策划，进一步显示出美国各地民主人权团体已就“校园安全”“青少年生命权”与“活摘器官”问题形成持续、跨城市的联合行动。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被通知死亡，妈妈，不是我不想继续长大，只是我恰好血型适配。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能再回家，妈妈，不是我忘记了回家的路，只是我的某个器官被它们需要。再见妈妈，如果有来生，我依然选择做你的孩子，只是，我希望我们不再被当作物料。”这些文字，成为对中共将儿童与青少年视为“器官资源”的最直接控诉。 海外联动：欧洲同步响应，抗议走向国际 与此同时，本次声援与抗议行动并非仅限于美国。由新蔡县旅欧异议人士杨肖杰响应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呼吁，多名旅欧华人与欧洲民主人士当日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前举行同步抗议活动。参与者以静默悼念与举牌抗议的方式，公开谴责中共非法器官移植、信息封锁与独裁统治。 集会现场明确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器官掠夺行为，并就河南新蔡县“今是清华园”一名未成年人死亡事件接受独立、国际调查。参与者指出，一个依靠删帖、封锁与警力维稳来掩盖真相的政权，本身就已构成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当真相需要跨国发声，恰恰说明体制内部早已失去自我纠错的可能。 本次行动由：陈恩得、赵杰、朱晓娜、高晗、林养正发起，赵杰、陈恩得策划， 蔡晓丽统筹，赵杰、朱晓娜主持，林小龙摄影，马群摄像，陈恩得网络直播， 高晗、陳信男、康余维持现场秩序，郑洲 王府负责物料，倪世成 卓皓然活动现场负责人。 这场由中国民主党河南工委在洛杉矶发起，旧金山、德国响应的抗议，不只是为已经失去生命的孩子，更是为那些仍然活着、却身处危险之中的孩子。 Protecting Children's Lives · Seeking the Truth of the Campus —The 773rd Jasmine Action in Los Angeles...

作者：赵文龙 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2026年1月18日，南加州的暖阳并未能驱散全球民主志士心中的严寒。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内，一场名为“释放李卓人、邹幸彤，还香港自由”的集会在此庄严举行。这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民主接力，更是一次对中共极权暴政的沉痛控诉。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精神，在太平洋彼岸再次点燃。 一、维园烛光的火种，在洛杉矶复燃 曾几何时，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是全球反抗中共暴政、纪念六四英灵的灯塔。然而，随着中共悍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强推“国安法”，那个曾经的自由港已沦为极权的殖民地。支联会——这个坚持了三十余年的民主堡垒——被非法解散，其核心领导层李卓人、邹幸彤等人更是身陷囹圄，遭受政治迫害。 今日，洛杉矶六四纪念馆的墙壁上挂满了历史的见证。集会现场，投影幕布上清晰地写着：“反对任意拘禁！”“释放李卓人！”“释放邹幸彤！”这些字句在昏暗的馆内熠熠生辉，像是从香江彼岸传来的嘶吼。 二、民主先贤齐聚：正义的共振 此次集会汇聚了海外最具影响力的民主运动领袖，他们的发言不仅是对香港同胞的声援，更是对中共极权统治的深度解构。 王丹：作为八九学运的象征，他深情谈到，香港的命运与三十多年前的天安门如出一辙。中共对李卓人、邹幸彤的审判，本质上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审判。 袁弓夷（Elmer Yuen）：这位著名的香港实业家、社会运动家，在现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袁先生直言，中共对香港的赤化是其全球渗透战略的关键一环。他呼吁国际社会不仅要关注人权，更要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全面反击。集会期间，我有幸与袁先生合影，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位长者对民主事业的赤诚。 郑存柱与中国民主党志士：郑存柱先生率领多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到场支持。他指出，香港的民主斗争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只要中共政权不倒，类似的悲剧就会在华夏大地不断重演。我也与郑先生及多位民主党同仁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这象征着海内外反共势力的团结一致。 方政：坐在轮椅上的六四见证者方政，用他那坚定而略带沙哑的声音提醒世人：极权的坦克可以碾碎双腿，但永远无法碾碎追求自由的意志。 三、批判中共：制度性的流氓与历史的罪人 我们必须看清，中共对李卓人和邹幸彤的迫害，绝非单纯的法律案件，而是一场赤裸裸的制度性绑架。 首先，中共利用所谓的“国安法”实现了法律的工具化与武器化。在文明世界，法律是保护公民自由的盾牌；而在中共治下，法律是阉割异见者的利刃。邹幸彤作为一名律师，她所捍卫的正是法治的尊严，而中共恰恰因为她懂法、守法、用法，而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其次，中共的暴政根源在于其深刻的权力焦虑。一个号称“大国崛起”的政权，竟然害怕一名女性手中的蜡烛，害怕一个工会领袖的呐喊。这种极度的不自信，反映了其统治合法性的全面崩塌。他们试图通过抓捕李卓人来切断香港与国际工运的联系，通过禁锢邹幸彤来抹除香港人的历史记忆，但这种做法无异于扬汤止沸。 四、结语：在野的呐喊，必将化为执政的惊雷 李卓人在狱中曾言：“坐牢是抗争的一部分。”邹幸彤亦在法庭上坚称：“自由不需要恩赐。” 作为《在野党》杂志的忠实读者，我深知：今日在洛杉矶的集会，是为了明天在天安门、在香港礼宾府的重聚。我们记录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批判每一个独裁者的罪行，是为了在历史的审判席上，让正义不再迟到。 中共以为高墙能阻断自由的传播，却不知高墙之内的呐喊，早已跨越山海，在每一个向往自由的心灵中回荡。李卓人、邹幸彤，你们并不孤单。全人类的良知，正与你们并肩作战。 作者评论： 洛杉矶的这场火种，正是中共最深重的梦魇。当海内外民主力量合流，当“六四精神”与“香江风骨”交汇，那个腐朽的独裁体制，终将在自由的洪流中土崩瓦解。 The Cry Before the Guillotine: A Report on the June Fourth Memorial Museum's Rally in Support of Hong...

——香港自民党成立现场纪实 作者：冯仍 编辑：李晶 校对：林小龙 翻译：周敏 时间：2025年12月27日｜地点：1300 John Reed Ct,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5 12月27日下午，City of Industry 的会场里坐着两排人。前排多是流亡港人，约二十位；后排与两侧则是声援团体成员，约三十位。舞台背景板上用中英双语写着：“香港自民党成立暨香港未来研讨会”。灯光打在那行字上，像把一个曾经被迫沉默的议题，硬生生重新照亮。 （图为发起人廖文浩阐述政治愿景；右侧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 这场活动的核心不是“仪式感”，而是“恢复发声”。对许多人而言，香港的政治空间早已被挤压到几乎无处落脚：政党解散、媒体噤声、公共表达被定性为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成立”本身变成了一句宣告——不是庆典，而是拒绝消音。 发起人廖文浩在台上阐述政治愿景。他回顾香港在1997年后逐步恶化的处境，并将2020年《国安法》视作分水岭：自由法治从此急剧倒退，朋友入狱、组织被迫停止运作，许多人只能离开家园。他把这种变化称为对承诺的背弃与对社会的清算。 当天，活动现场发布《香港自由民主党（HKLDP）创党宣言》。宣言的措辞强硬，但结构清晰，几乎是按“行动清单”写成：其一，主张以“国际线”推动外交游说与公共倡议；其二，强调对践踏人权者进行制裁追责；其三，将“无条件释放香港政治犯”置于突出位置，并以“光复公义，自决未来”作为号召语。宣言试图把香港议题从“地方争议”重新放回“国际人权与制度责任”的框架之中。 研讨会期间，来自声援团体的代表发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强调，在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主张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香港人提出政治诉求，应当被尊重与保护。他同时回顾港人多次移民潮的历史背景，指出《国安法》后自由空间坍塌，是推动新一轮流亡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为中国民主党党员梁振华对香港自民党发起人廖文浩提问） 我在现场也作了临时发言。我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流亡者，也是中国民主党成员。今天香港自民党成立，不是仪式，是香港人拒绝被消音的宣告。创党宣言讲得很清楚：第一，无条件释放所有香港政治犯；第二，对践踏人权者制裁追责；第三，香港必须走向自决未来，让香港人自己决定命运。中共撕毁承诺、以恶法镇压香港，这不是治理，是清算。我们今天站出来，就是要让世界继续看见真相、继续行动。” （图为中国民主党党员冯仍现场发言） 发言结束后，会场短暂安静了一秒，随后掌声响起。那不是热闹的掌声，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彼此仍在，确认这件事还值得被讲，确认“未来”不是被允许才拥有，而是要靠行动去争取。 对外界来说，这也许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海外集会；但对经历过恐惧与噤声的人而言，它更像一次“重新把话说出来”的练习——把宣言、诉求与行动路线摆上桌面，接受质询，也接受记录。香港的处境并没有因为一场活动而改变，但至少在这个下午，有人选择不再把香港当作过去式。 In Los Angeles, a Group of Hongkongers...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2026年1月11日下午，一场以“声援秦永敏先生，呼吁中共释放秦永敏”为主题的集会活动在美国加州圣何塞市政厅前举行。活动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旧金山分部的李海风、张勇、李涛发起，呼吁外界持续关注中国良心犯的处境。 活动主持李海风在发言中介绍了秦永敏的个人经历。他指出，秦永敏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老牌政治犯”之一。为坚持民主理念和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及组党的基本权利，秦永敏数十年来反复遭到当局打压，包括传唤、监视居住、行政拘留、劳动教养以及多次判刑入狱。秦永敏曾公开表态“中国不民主化，不出国”，并拒绝以流亡换取个人自由。自1970年至2012年的43年间，秦永敏被抓捕、拘禁39次，累计服刑23年，被认为是邓小平时代以来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 除主办方成员外，中国民主党党员李树清，以及民主运动活跃人士袁强、杨坤等也参加了当天的集会并发表讲话。 多位发言者在演讲中共同强调，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先驱人物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他们不应被遗忘。发言者指出，当前仍有大量政治犯仍被中共当局囚禁，而身处海外、相对安全环境中的人士更有责任为他们持续发声。与会者表示，此次声援活动不仅是为了让国际社会记住秦永敏的名字，也希望通过公开集会的方式，向中国境内的政治犯传递一个信息：流亡海外的同道并未忘记他们。正如多位发言者所言，“如果我们在安全的地方都不为他们呐喊，那将愧对这些为民主付出自由乃至一生的先驱。”希望这些来自海外的声音，能为身处囹圄中的人带去哪怕一点点精神上的温暖。 活动尾声，主办方延续“每人一美金，捐助国内良心犯家属”的募捐行动，现场呼吁与会者为已故良心犯王森的家属提供经济援助。本轮筹款目标为3万元人民币，约合4300美元。 据介绍，王森因长期服刑，前后入狱十余年，出狱时身体状况已严重受损。在贫困与疾病交织的境况下，他生前仍背负约3万元人民币债务，直至去世也未能偿还。该募捐金额正是用于帮助其家属偿还这笔遗留债务。主办方表示，有关王森的事迹信息来源于民运前辈朱虞夫先生，公众亦可通过公开渠道自行检索相关资料进行核实。目前，活动组织方已与王森家属取得直接联系，并承诺在筹款活动结束后，将善款如数转交其家人。同时，主办方欢迎社会各界参与捐助，并对善款流向与核实过程进行公开验证，以确保整个捐款过程的真实性与透明度。 Guan Yongjie: Do Not Forget the Pioneers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Call...